坦克人：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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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行：

是一名于1989年6月5日，在北京长安街上只身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车队前进的男子，实际本名不详。其照片成为近代历史上最为着名的照片之一。该名男子尝试阻挡约18辆59式战车车队行进。尽管领头的坦克驾驶一度试图转向绕过，但是仍然遭到拦阻而不得前进。该名男子还爬上坦克砲塔，并试图和车长沟通。他似乎被说服而离开，坦克队伍则继续往前行进，但由于该名男子又跑向前，驾驶员再度紧急煞停，对话一阵子后，在僵持之际，一名骑单车的男子前来劝说。最后他才被几名身穿蓝色衣服人士带离现场。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新闻纪录片《共和国卫士》将该名男子称为“螳臂挡车的歹徒”。尽管相关影像纪录被视为标志性的象徵，中国政府禁止网际网路上流传相关图像，这导致大部分中国年轻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整个事件疑点颇多，你匪导演的可能性极大，下面进行解释。

==凶残行径==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当行至离军队约有五十米的样子，我们已经能看清对面的军人，他们正平端着枪对着我们，我们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对面黑洞洞的枪口。因此，我们自然地放慢了前进步伐。当时，由于长安街太宽，我们的人排自然形成了弧形，我和小王站在中间偏右的地方。当我们距军队约五十米的地方，路两侧的人们已经距军人只二三十米了。可能是天亮的原因吧，这次虽然离军人非常近，但中间的军人只向天上鸣了几枪，只是路两旁多了一些手举大白棒子的军人，不断地挥舞着大棒，追打路两旁那些靠近他们的人群。这时，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着，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

后来，我们开始高唿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着唿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唿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后来，我们开始高呼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着喊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唿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着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对并排的坦克后，排着第二对，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对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佈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第33行：

第35行：

我是流着泪，写完这段回忆的。我由于害怕牵连受迫害，一直将此事沉默着。看到“六四”事件已经马上12年了，我想我应该把我亲身经历的“六四”血案的一个角落告诉大家，请大家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刽子手们…………

'''阻挡坦克能够全身而退，不存在的。能够驾驶杀人工具的丘八，不可能有人性。[[周色目]]连救命恩人，你还能指望一~~个小小~~的士兵？呵呵。'''

'''阻挡坦克能够全身而退，不存在的。能够驾驶杀人工具的丘八，都是匪军里最穷凶极恶的一批，不可能有人性。[[周色目]]亲自杀害无辜的救命恩人，你还能指望一群被彻底洗脑的士兵？呵呵。'''

==官方反应==

1989年7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新闻纪录片《共和国卫士》也使用了阻挡坦克的相关影像，并且表示：“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摄像机拍下的这个画面同西方某些国家的宣传恰恰相反，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新闻媒体，大都藉由这次事件来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人性化的一面”。

'''可惜弄巧成拙，之后这张相片成为反抗暴政的象征之后，有关阻挡坦克的影像便遭到中国共产党严格禁止播出，而在中国的电视媒体上就也没有再度播放相关内容。'''

==来龙去脉==

一篇署名逃兵[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858 《六月的逃兵》]提供了不少细节。

逃兵当年“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89年6月5日上午，逃兵到北京饭店14楼，取录像带。

“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进去时，“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在14楼，“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

出门时，“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最后，逃兵分析：“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根据对现场的描述，笔者同意逃兵分析的前半部：作为戒严令下达半个月之后开始的屠城行动，中共对所有行动的细节，是有着周密的安排与计划的。北京饭店一是外国记者云集，二是可以直接俯瞰天安门广场；更不要说前几日在北京饭店门前的长安街上，已经发生过徒手军人与百姓冲突的场面。中共对北京饭店应该是严加防范的，甚至应该由多部门共同实施。不仅仅是“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关键是中共在精心设计的栽赃阴谋中，不可能在这个场合和这个问题上有丝毫的疏忽。所以，逃兵的一切所为，都是尽在中共情报人员的掌控之下的。

但笔者不同意逃兵分析的后半部。

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无论是公安警察，还是国安便衣，还是武警等，即逃兵所称的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无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但事实告诉我们：六四之后，北京抓捕了数千人，判刑上千人。据很多回忆，抓捕往往是地方派出所带路，由戒严部队实施。这一方面反映出派出所人员，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抓捕的执行不力，也反映出当局对他们的不够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对当局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进行有效的抵制。那么，在台风眼的北京饭店门口——如果说这是个精心策划的预谋，台风眼在这个时刻已经从广场纪念碑转移到了这里。无论这里是一打还是更多，无论他们是同属一个部门或是来自多部门，他们有可能在瞬间“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并达成共识吗？共和国在半个多世纪中，有过多少阳谋阴谋、栽赃诬陷，远至张国焘西路军、文革，近至六四、器官移植，有过反水的，但从未有过可与此事相佐的事例。

再看拍摄“坦克人”照片的经历：《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是把胶卷藏在厕所水箱里逃避过之后的搜查的；《玛格南》图片社Stuart Franklin，是将胶卷藏在茶叶中混过海关送到巴黎的；帮助《美联社》Jeff Widener送胶卷的人，是个留着长发，身穿肮脏的体恤、短裤和凉鞋的年轻人，Jeff Widener说：“Security would never suspect him of being a journalist.”（安全人员绝不会怀疑他是一名记者）。为什么唯独对逃兵网开一面？

如此看来，《六月的逃兵》恰好说明了：逃兵之所以能够安然出入北京饭店，应该是在一个预谋的计划中的必然。

首先，王维林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独行于这个社会的人，无论他是北京市民、北京学生或外地学生，还是马王堆考古人员，他都一定有身边了解他的人。这些人这么多年一致地封口无言，这是一个小概率。

其次，作为一场延续五十天，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运动；作为在6月5日作出如此壮举的王维林，应该不是刚刚抵达北京。那么，在广场绝食期间，在戒严后堵截军车的半个月中，在2日后的木樨地、新华门前、大会堂西侧路，以及广场等地，王维林没有在周围人们心中留下任何一丝印象的举动吗？除去前面说的身边了解他的人之外，北京每天街头上成百万人群中，就没有一个人在事后看到这段录像时，认出这个人曾经有过的行为表现吗？这又是一个小概率。

下面看看“坦克人”事件的整个过程：

当王维林出现在镜头中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长安街几乎到达中心的位置。坦克队列从第四辆往后，行驶在长安街南侧，东向四条行车道的右侧第二条慢行线上；而开道的指挥车正向左偏转。最后王维林和坦克对峙的位置，恰在长安街中心的双黄线上。坦克队列和王维林的站位关系从《路透社》Arthur Tsang Hin Wah的照片上看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如果坦克队列按原路线一直行驶，最后是王维林返回到长安街南侧机动车慢行线上，还是坦克队列就与王维林擦肩而过了。

再看拉走王维林的场面：第一个是来自路北的骑车人，然后是来自路北的两个黑衣人，再后是分别来自路北的一个白衣人和来自路南的两个白衣人（其中一个拖后，在短些的录像中没有出现）；而当他们接近路南人行道时，还有两组，分别是一个骑车一个步行，迎了上来；最后，在路南人行道墙边，还孤零零站着两个人。从王维林站在坦克前，到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历时86秒；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到一同离开，历时10秒。而这些人中，有六个穿着同样的白上衣、深色长裤，王维林也是。

这些人相互认识吗？如果不认识，怎么会在86秒中做出一致的决定，并做出如此默契的行为？如果认识，为什么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下面笔者将说明：长安街南侧几乎一直就没有抗议的人群。

更准确地说，王维林所站的路口，应该是南河沿路口西侧，而不是南池子路口。南池子路口对着公安部大门，在南河沿路口西大约300米。南池子大街南口有很多贫民居住的四合院，南河沿大街南口东侧是北京饭店，西侧是对外友协和欧美同学会，由于临近王府井大街，周边的开发使得这里很少四合院。这是六四期间在南池子路口发生激烈军民对抗，并有很多伤员被居民接到家中救助的原因之一。而长安街南侧，公安部占据了相对南池子到南河沿的宽度，向东，正义路和台基厂之间的宽度是北京市政府，再向南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居民院落。在六四期间，长安街这一段的南北两侧，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的，抗议的人群来源和人群退散的去向，都是长安街北侧而不是南侧。

'''到了6月5日，应该说在南池子路口和戒严部队对峙的抗议人群已经没有了。从《纽约时报》Terril Jones今年新公开的“坦克人”照片中可以看到：路北还存放着遗留的自行车，街上只有一个骑车人，而路南廖无一人。'''

十多个穿着相近的年轻人，之前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而且路南居多。在王维林站到坦克前之后86秒，做出一致的决定。然后分批次接近王维林，在10秒钟内说服了王维林；一部分人拥着王维林，一部分人在长安街南侧接应。而王维林是从路北还是路南出来的呢？笔者看到的录像都没有他走上长安街的镜头，但能看到的最前几步，他是从南向北走的。

对现场的分析，疑问有三点：

一是，坦克车队列为什么要迎向本没有处在行驶路线前方的王维林？

二是，在一个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发事件中，有十多人，迅速做了一致的决定，并实施了默契的行动。

三是，其中多数人，甚至包括王维林，来自长安街南侧，而不是北侧。

'''惯于在阳谋阴谋之间游走的中共，挖空心思地试图导演点什么，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6月5日，尽管京城各处还有零星的枪声，但应该说局势是稳定的，一切已经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了。“坦克人”事件发生在5日而不是4日，这其中也许是有奥妙的。到了5日，还有什么必要让一列多达数十辆坦克在长安街上行进呢？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说至少有二十辆，这可以从照片中得到证实，而且照片中坦克队列见首不见尾。同时，时间选择得恰好给云集外国记者的北京饭店提供了最适合的拍摄光线。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如果这时，有“坦克人”这样一个场面，并能送到境外的媒体上，不是“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吗？整个六四期间，西方各媒体曾经传出数百小时的录像资料，唯独这不到两分钟的片段被截获，并立即被中国媒体大肆宣传。这也是个小概率。'''

==罪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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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名于1989年6月5日，在北京长安街上只身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车队前进的男子，实际本名不详。其照片成为近代历史上最为着名的照片之一。该名男子尝试阻挡约18辆59式战车车队行进。尽管领头的坦克驾驶一度试图转向绕过，但是仍然遭到拦阻而不得前进。该名男子还爬上坦克砲塔，并试图和车长沟通。他似乎被说服而离开，坦克队伍则继续往前行进，但由于该名男子又跑向前，驾驶员再度紧急煞停，对话一阵子后，在僵持之际，一名骑单车的男子前来劝说。最后他才被几名身穿蓝色衣服人士带离现场。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新闻纪录片《共和国卫士》将该名男子称为“螳臂挡车的歹徒”。尽管相关影像纪录被视为标志性的象徵，中国政府禁止网际网路上流传相关图像，这导致大部分中国年轻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整个事件疑点颇多，你匪导演的可能性极大，下面进行解释。
 ==凶残行径==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当行至离军队约有五十米的样子，我们已经能看清对面的军人，他们正平端着枪对着我们，我们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对面黑洞洞的枪口。因此，我们自然地放慢了前进步伐。当时，由于长安街太宽，我们的人排自然形成了弧形，我和小王站在中间偏右的地方。当我们距军队约五十米的地方，路两侧的人们已经距军人只二三十米了。可能是天亮的原因吧，这次虽然离军人非常近，但中间的军人只向天上鸣了几枪，只是路两旁多了一些手举大白棒子的军人，不断地挥舞着大棒，追打路两旁那些靠近他们的人群。这时，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着，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
-后来，我们开始高唿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着唿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唿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后来，我们开始高呼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着喊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唿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着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对并排的坦克后，排着第二对，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对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佈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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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流着泪，写完这段回忆的。我由于害怕牵连受迫害，一直将此事沉默着。看到“六四”事件已经马上12年了，我想我应该把我亲身经历的“六四”血案的一个角落告诉大家，请大家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刽子手们…………
-'''阻挡坦克能够全身而退，不存在的。能够驾驶杀人工具的丘八，不可能有人性。[[周色目]]连救命恩人，你还能指望一个小小的士兵？呵呵。'''
+'''阻挡坦克能够全身而退，不存在的。能够驾驶杀人工具的丘八，都是匪军里最穷凶极恶的一批，不可能有人性。[[周色目]]亲自杀害无辜的救命恩人，你还能指望一群被彻底洗脑的士兵？呵呵。'''
 ==官方反应==
 年7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新闻纪录片《共和国卫士》也使用了阻挡坦克的相关影像，并且表示：“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摄像机拍下的这个画面同西方某些国家的宣传恰恰相反，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新闻媒体，大都藉由这次事件来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人性化的一面”。
 '''可惜弄巧成拙，之后这张相片成为反抗暴政的象征之后，有关阻挡坦克的影像便遭到中国共产党严格禁止播出，而在中国的电视媒体上就也没有再度播放相关内容。'''
+==来龙去脉==
+一篇署名逃兵[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858 《六月的逃兵》]提供了不少细节。
+逃兵当年“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89年6月5日上午，逃兵到北京饭店14楼，取录像带。
+“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进去时，“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在14楼，“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
+出门时，“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最后，逃兵分析：“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根据对现场的描述，笔者同意逃兵分析的前半部：作为戒严令下达半个月之后开始的屠城行动，中共对所有行动的细节，是有着周密的安排与计划的。北京饭店一是外国记者云集，二是可以直接俯瞰天安门广场；更不要说前几日在北京饭店门前的长安街上，已经发生过徒手军人与百姓冲突的场面。中共对北京饭店应该是严加防范的，甚至应该由多部门共同实施。不仅仅是“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关键是中共在精心设计的栽赃阴谋中，不可能在这个场合和这个问题上有丝毫的疏忽。所以，逃兵的一切所为，都是尽在中共情报人员的掌控之下的。
+但笔者不同意逃兵分析的后半部。
+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无论是公安警察，还是国安便衣，还是武警等，即逃兵所称的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无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但事实告诉我们：六四之后，北京抓捕了数千人，判刑上千人。据很多回忆，抓捕往往是地方派出所带路，由戒严部队实施。这一方面反映出派出所人员，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抓捕的执行不力，也反映出当局对他们的不够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对当局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进行有效的抵制。那么，在台风眼的北京饭店门口——如果说这是个精心策划的预谋，台风眼在这个时刻已经从广场纪念碑转移到了这里。无论这里是一打还是更多，无论他们是同属一个部门或是来自多部门，他们有可能在瞬间“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并达成共识吗？共和国在半个多世纪中，有过多少阳谋阴谋、栽赃诬陷，远至张国焘西路军、文革，近至六四、器官移植，有过反水的，但从未有过可与此事相佐的事例。
+再看拍摄“坦克人”照片的经历：《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是把胶卷藏在厕所水箱里逃避过之后的搜查的；《玛格南》图片社Stuart Franklin，是将胶卷藏在茶叶中混过海关送到巴黎的；帮助《美联社》Jeff Widener送胶卷的人，是个留着长发，身穿肮脏的体恤、短裤和凉鞋的年轻人，Jeff Widener说：“Security would never suspect him of being a journalist.”（安全人员绝不会怀疑他是一名记者）。为什么唯独对逃兵网开一面？
+如此看来，《六月的逃兵》恰好说明了：逃兵之所以能够安然出入北京饭店，应该是在一个预谋的计划中的必然。
+首先，王维林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独行于这个社会的人，无论他是北京市民、北京学生或外地学生，还是马王堆考古人员，他都一定有身边了解他的人。这些人这么多年一致地封口无言，这是一个小概率。
+其次，作为一场延续五十天，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运动；作为在6月5日作出如此壮举的王维林，应该不是刚刚抵达北京。那么，在广场绝食期间，在戒严后堵截军车的半个月中，在2日后的木樨地、新华门前、大会堂西侧路，以及广场等地，王维林没有在周围人们心中留下任何一丝印象的举动吗？除去前面说的身边了解他的人之外，北京每天街头上成百万人群中，就没有一个人在事后看到这段录像时，认出这个人曾经有过的行为表现吗？这又是一个小概率。
+下面看看“坦克人”事件的整个过程：
+当王维林出现在镜头中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长安街几乎到达中心的位置。坦克队列从第四辆往后，行驶在长安街南侧，东向四条行车道的右侧第二条慢行线上；而开道的指挥车正向左偏转。最后王维林和坦克对峙的位置，恰在长安街中心的双黄线上。坦克队列和王维林的站位关系从《路透社》Arthur Tsang Hin Wah的照片上看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如果坦克队列按原路线一直行驶，最后是王维林返回到长安街南侧机动车慢行线上，还是坦克队列就与王维林擦肩而过了。
+再看拉走王维林的场面：第一个是来自路北的骑车人，然后是来自路北的两个黑衣人，再后是分别来自路北的一个白衣人和来自路南的两个白衣人（其中一个拖后，在短些的录像中没有出现）；而当他们接近路南人行道时，还有两组，分别是一个骑车一个步行，迎了上来；最后，在路南人行道墙边，还孤零零站着两个人。从王维林站在坦克前，到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历时86秒；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到一同离开，历时10秒。而这些人中，有六个穿着同样的白上衣、深色长裤，王维林也是。
+这些人相互认识吗？如果不认识，怎么会在86秒中做出一致的决定，并做出如此默契的行为？如果认识，为什么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下面笔者将说明：长安街南侧几乎一直就没有抗议的人群。
+更准确地说，王维林所站的路口，应该是南河沿路口西侧，而不是南池子路口。南池子路口对着公安部大门，在南河沿路口西大约300米。南池子大街南口有很多贫民居住的四合院，南河沿大街南口东侧是北京饭店，西侧是对外友协和欧美同学会，由于临近王府井大街，周边的开发使得这里很少四合院。这是六四期间在南池子路口发生激烈军民对抗，并有很多伤员被居民接到家中救助的原因之一。而长安街南侧，公安部占据了相对南池子到南河沿的宽度，向东，正义路和台基厂之间的宽度是北京市政府，再向南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居民院落。在六四期间，长安街这一段的南北两侧，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的，抗议的人群来源和人群退散的去向，都是长安街北侧而不是南侧。
+'''到了6月5日，应该说在南池子路口和戒严部队对峙的抗议人群已经没有了。从《纽约时报》Terril Jones今年新公开的“坦克人”照片中可以看到：路北还存放着遗留的自行车，街上只有一个骑车人，而路南廖无一人。'''
+十多个穿着相近的年轻人，之前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而且路南居多。在王维林站到坦克前之后86秒，做出一致的决定。然后分批次接近王维林，在10秒钟内说服了王维林；一部分人拥着王维林，一部分人在长安街南侧接应。而王维林是从路北还是路南出来的呢？笔者看到的录像都没有他走上长安街的镜头，但能看到的最前几步，他是从南向北走的。
+对现场的分析，疑问有三点：
+一是，坦克车队列为什么要迎向本没有处在行驶路线前方的王维林？
+二是，在一个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发事件中，有十多人，迅速做了一致的决定，并实施了默契的行动。
+三是，其中多数人，甚至包括王维林，来自长安街南侧，而不是北侧。
+'''惯于在阳谋阴谋之间游走的中共，挖空心思地试图导演点什么，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月5日，尽管京城各处还有零星的枪声，但应该说局势是稳定的，一切已经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了。“坦克人”事件发生在5日而不是4日，这其中也许是有奥妙的。到了5日，还有什么必要让一列多达数十辆坦克在长安街上行进呢？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说至少有二十辆，这可以从照片中得到证实，而且照片中坦克队列见首不见尾。同时，时间选择得恰好给云集外国记者的北京饭店提供了最适合的拍摄光线。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如果这时，有“坦克人”这样一个场面，并能送到境外的媒体上，不是“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吗？整个六四期间，西方各媒体曾经传出数百小时的录像资料，唯独这不到两分钟的片段被截获，并立即被中国媒体大肆宣传。这也是个小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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