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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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行：

血型AB，身高据称167CM。

周恩来（1898.3.5-1976.1.8），血型AB，身高据称167CM。死于膀胱癌，确信是与熬夜、饮酒和心理折磨有关。

==太监==

前女友：[[zhwiki:张若名|张若名]]，'''1958年反右运动受迫害后自杀'''。1963年，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压力下（迫真），云南大学党委向张若名家属赔礼道歉，但只承认不适当的给了太多压力，批判的词语不合适。直到1980年10月27日，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云南大学正式为张若名平反，称其“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未发现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第10行：

第11行：

“毛是做爱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

===孙维世===

孙维世是中共烈士孙炳文之女。孙炳文在黄埔军校时就与周恩来是党内同事，1927年牺牲。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投奔革命。门岗不让进，她就盯在哪里，直到周恩来经过门口，孙维世才上去相认。周恩来邓颖超很喜欢这个孩子，把她收为义女。孙维世有表演天才，年轻漂亮，在延安舞台上曾与江青同台演戏，夺去江青的彩头，令江青不快。1939年，周恩来坠马导致右臂残疾到苏联医治，当时18岁的孙维世也硬要跟去，经毛泽东签字同意后，孙维世如愿以偿。孙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戏剧表演和导演专业。1949年在毛泽东赴莫斯科谈判期间，孙维世任代表团翻译，与毛泽东如影随身。毛泽东没有让江青随行，江青于是嫉恨再添。

194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毛泽东不爱坐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个星期。据孙维世的近亲说，在路上毛泽东老要孙维世到他的包厢里去介绍苏联情况。一天晚上，孙维世哭着跑出来去找周恩来，周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抚摸着她的头发连连说：“要顾全大局、要顾全大局……”

第147行：

第150行：

对于顾顺章家人的被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叛变之后不久，为了在危急之中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红队痛下杀手。还有一种说法是，顾顺章的家人先是被控制了起来，几个月之后才被杀死。

==总理生涯==

==空中飞人==

===黑茶山空难===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将军写的这首白话诗《囚歌》，是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的，甚至成为一些名话剧演员们争相在诗词朗诵会上表演的节目。但叶挺没想到的是，让他与39岁爱妻和一双儿女「在烈火与热血中」死去的，恰恰是他准备去延安投奔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具有悲剧色彩的是，制造空难的不是叶挺诗中提到的「活棺材」国民政府，而是他一心要效命的西来幽灵中国共产党。

1946年4月8日，出狱36天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乘坐美军专机飞返延安，同机的还有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解放日报》社兼新华社社长、政协宪章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秦邦宪，和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王若飞之舅父，贵州教育家黄齐生、黄齐生之孙黄晓庄，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彭踊左以及随行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女）和叶挺夫人、39岁的李秀文及其3岁儿子阿九、9岁女儿叶扬眉以及四名美军驾驶人员，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发生空难，而全机无一人生还。

此次空难的罪魁祸首，很可能是毛周二人。

====毛泽东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

毛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即使这个权力本来属于别人，那也不行。在中共的建党史上，毛不断以各种非常残忍的手段除去那些拥有权力的人，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红太阳」。被毛除掉的最典型例子有陕北最高领导人刘志丹，和建政以后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等。

在中共党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光着屁股逃到中国大地唯一仅存的「红色根据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

而文革的目地就是为了整掉刘少奇。文革之前，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比《毛泽东选集》更受欢迎，而在决策高层，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威望远远超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党主席毛泽东。这是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动态，也是毛决不能容忍发生的事情。

====比毛泽东资格老的王若飞====

王若飞（1896.10.11-1946.4.8），原名王萌生，字若飞，号继仁，化名黄敬斋，贵州省安顺县县城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毛泽东的资格老。他曾担任中共中央训练部主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

中共建政前的1944年11月起，王若飞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王若飞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45年10月10日，中共逼迫蒋介石签定《双十协定》，同时国民政府同意释放1941年1月14日被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1946年1月王若飞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要王若飞的命不惜搭上整机人命====

此时，还在延安盘踞的毛泽东已经看到了中共建政的希望，决心除掉建政后能威胁他权力的人。1946年4月8日，在毛的命令下，王若飞与秦邦宪、邓发、叶挺等人乘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在飞机途中加油时，周恩来命人把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破坏，致使飞机撞山，无一人生还。

据叶挺长子、80岁的航空专家叶正大中将回忆说，1946年4月8日「12时25分，该机由中转站西安再次起飞向北飞行，又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作过一次联络。当时它的位置是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附近，飞行正常。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四八』烈士的家属，包括我的二弟叶正明、四弟叶华明都在机场等候着。当时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我弟弟说他们都听到飞机隆隆的声音了，以为飞机马上就可以降落，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妹了。不知何故飞机隆隆声却越变越小，最后就听不见了。当时大家都以为，地面下雨飞机不好降落飞到别的机场去了。党中央发电让各地数以万计的军民到四处查找，美军也派出两架飞机查找。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一位区委书记到县公安局报告，在黑茶山上有一架飞机碰在山上烧毁。经查证，证明就是『四八』烈士乘坐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牺牲。」

'''王若飞死后，毛泽东为其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廖承志夫妇逃过死劫的「救命恩人」是周恩来====

此次唯一逃过死劫的是廖承志、经普椿夫妇。

叶挺与廖承志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先后被捕入狱，又一同恢复自由。他们平素私交甚好，以兄弟相称。叶挺的女儿叶扬眉称廖承志为「舅舅」。

1941年1月叶挺被俘，1942年廖承志被捕入狱。《双十协定》后，国共两党交换俘虏，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出狱，准备回延安任新华社社长。1946年3月初叶挺出狱，准备去延安参加全军整军会议。两对夫妇俩原定同机赴延安，心里非常高兴。临行前一天，已经怀孕的经普椿还特地出去买了延安所没有的热水瓶、饭盒。

周恩来查看此专机乘客名单，发现廖承志夫妇的名字后，暗暗吃惊：谁都能死，但廖承志不能死，他将起的作用是谁也取代不了的。廖承志的父亲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妇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母亲何香凝也是宋庆龄的好友。1928年加入共产党的廖承志有着如此显赫的背景，是中共不可或缺的统战人物。于是，周恩来马上亲自打电话，以让廖承志「赴广东商谈东江纵队北撤事宜」为名，避免了廖的死亡之旅。由此空出的两个死亡名额，就补上了王若飞之舅父，贵州教育家黄齐生和他的孙子黄晓庄。

后来，经普椿在追忆此事时常常感叹道：「一想起黄先生（黄齐生）我就揪心，倒好像是替我们去送死似的」。实际上也是那么回事。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周恩来====

尼克松在与毛泽东见面时惊异的发现，平时在外面神采奕奕的周恩来，在陪同毛接见时，腰板都挺不起来，身高似乎也矮了一大截，不但唯唯喏喏，而且神情暗淡，好像一个犯了大罪的毛家奴才。

====叶挺长子心中的不解之谜====

关于「四八」空难事件，当时的中共西安情报处抄收的是新华社新闻电讯：「1946年4月8日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东南因大雾笼罩，飞机驾驶员难辨方向，故使飞机撞毁在黑茶山上，王若飞等同志全部遇难。」

此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共没有把制造空难的罪责推给国民政府。

事实上，空难飞机在中转站西安加油时，中共特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用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当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时，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一直向北飞行、应该降落的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竟然飞越延安往东北方向飞去，飞到黄河以东山西省兴县境内的黑茶山。

黑茶山只有2000多米高度，可以飞6000多米高的飞机由于高度表失灵，在2000多米撞山。「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才爆炸和起火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叶挺长子叶正大说，「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当时，有党媒专门描写了周恩来听到空难时的表现：「四·八」飞机失事的电报来了，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的抽缩聚拢，脸色在刹那间变的煞白。目光在秘书脸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的犹疑而艰难。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嗦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

====周恩来推翻党中央关于「四八」空难的说法====

1948年，叶正大作为首批留苏学生，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与他同去的还有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副总理邹家华等20余名遗孤。

1951年6月份，22岁的叶正大回国后给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告自己有事情想拜访总理。过了两三天就接到中南海的电话，说周恩来夫妇要他和二弟叶正明到他们那里吃午饭。

心虚的周恩来不知叶正大来意为何，表现的十分殷勤，吃饭时，航空专业的叶正大又一次谈出了自己心中的空难不解之谜。一向非常注重「组织原则」的周恩来居然推翻了党中央关于「四八」空难的说法，自己另搞一套说法。周说：「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周恩来不打自招：「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叶正大感觉心中的一切困惑和不解都找到了答案。

====叶正大被周恩来蒙骗了半个多世纪====

今年，叶挺长子、80岁的航空专家叶正大中接受党媒采访时，说，虽然已事过境迁，但每每拿出全家福照片，还是会咬牙切齿的恨：我的父亲、母亲和五妹、九弟都死于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美国飞机上。当时在飞机上做手脚的特务三四十岁的话，现在也应该是八九十岁了。但我今天还得再说一句：「我痛恨你们，国民党狗特务！」

周恩来轻轻松松几句话就把共产党杀人的帽子给国民党戴上了。冤有头债有主，叶挺死了都不知道自己忠于的正是要了叶家4口人命的中国共产党。自从1951年听完周恩来的鬼话，叶正大58年来没有再寻找过答案，他以为周恩来已经帮助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债主。

===克什米尔替死鬼===

====金蝉脱壳====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并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率团取道香港前往万隆。

4月3日，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接到广东省公安厅密报，称台湾特务机关已掌握我代表团行踪，可能采取行动，9日晚，更获悉暗杀计划的具体细节：特务将用定时炸弹破坏代表团的包机。9日晚，进一步情报称，代表团所乘飞机将遭破坏，飞机上备有定时炸弹。周恩来立即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交涉。

10日上午，中共外交部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告知这一消息。新华社香港分社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还在11日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该经理表示一定严加防范，不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

在当年四月十一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前八天，中共就掌握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将被炸毁的情报。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接载中共代表团和三名外国记者，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不在飞机上。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休息加油后飞印尼首都万隆。

下午6时30分，机舱内突然发出爆炸声，随即多处起火。机长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三次求救信号。雅加达机场得知周恩来不在机上，信号中断。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飞机坠入大海，炸成几段。除三名机组人员奇迹生还，机上其余11人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目标直指周恩来，但周恩来却临时改变了路线，金蝉脱壳，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

4月7日，周恩来和陈毅率代表团从北京乘伊尔—14飞机首先飞昆明。4月14日清晨7时15分，周恩来一行26人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当地时间上午10点30分，“空中霸王号”降落在仰光机场。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一行由仰光飞往雅加达。“空中霸王号”飞行8个小时进入新加坡空域，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飞机无法飞越雷雨区，4月16日上午飞机降落新加坡加冷机场。4月16日晚6时，周恩来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失事后，香港警方随即展开艰苦的调查，一无所获。后来还是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才破了案。中共明确告知事件是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动，主谋赵斌成，指挥者金建夫，执行者是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周驹，使用的定时炸弹是从台湾基隆秘密运到香港。

调查人员非常困惑不解：既然周恩来对这事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要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飞行，去送死呢？原来周恩来为迷惑台湾香港情报站不再改变计划，确保自己的安全，让包括自己司机在内的11名中外菁英去送死。据周恩来后来说，这叫做“声东击西”、“丢车保帅”。

2004年7月19日中共外交部对一九五五年国民党欲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号公主号事件的八十多份档案作了解密，首次对外开放。解密档案显示事件发生前夕中共已掌握情报，但周恩来为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却让包括自己司机在内的十一名中外菁英去掩护自己白白送死。大陆学者张耀杰看了媒体的报导后，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特务机关创始人周恩来杀人不眨眼的冷血作风深感震惊。”

====遇难人员名单====

解密档案显示，包括机组人员在内，共有16名中外人士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外记者。

*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

*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李丙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

*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

*郝凤格：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

*钟步云：总理司机

*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

*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拟提副科长）

*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

*严斐德：奥地利记者

*斯塔来茨：波兰记者

'''1955年，遇难中方人员家属获得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56年4月，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共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树立了纪念碑。周恩来亲笔题辞：“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呵呵。'''

====亲手导演说====

1995年，案发时的台湾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出版了《白色恐怖的秘密档案》一书，爆出了策划炸机案的全部细节，“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完全是周恩来一手策划。

周恩来利用台湾特务成功上演的一出苦肉计，借此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形象，同时激怒港英政府，从而彻底摧毁台湾驻香港的情报系统。

尽管这样的结论已经揭示出周恩来的冷血本质，但人们对惨案的质疑与考查并没有到此结束，更多蹊跷的事实引出一个更为惊人的结论，那就是，这个炸机惨案的苦内计，似乎还不仅仅是周恩来对当时台湾保密局的头人毛人凤的将计就计，而是在一切之初，周恩来就已经在扮演导演的角色了。

惨案发生后，全世界都被台湾当局刺杀周恩来的这样一种声音所淹没，但是谁是“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的策划者。

事实是，当时的台湾当局乃至其保密局，针对中共要员并没有具体的暗杀计划。炸机案的首倡者是台湾当局在香港情报站一个负责人，叫赵斌承。赵斌承积极主动地构思和部署了全部作业计划，并禀报局长毛人凤。毛人凤素来目光短浅，轻信了赵的精心布署，以为志在必得。

赵斌承以60万港元的重金收买了机场清洁工周驹，利用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做清洁工作的时机，轻而易举地将定时炸弹装在了飞机上。案发后，周驹最终逃到台湾。

但蹊跷的却是，与周驹有密切关系的两个“知情人”却遭到台谍追杀，最后这二人竟然去了大陆广州。这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们不禁想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的最初计划真的仅是赵斌承一个人想出来的吗，或者说，赵也不过是在周恩来指使下扮演的一个前台导演，而真正的幕后导演却正是周恩来自己。

当年惨案的3名幸存者之一、飞机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回忆道，当飞机爆炸起火后，他看到令他永世难忘的一幕，所有中国人员都正襟危坐，没有突发性的惊慌与求生的挣扎，似乎对眼前的一切早已知晓，只是坐等死神的来临。

==民族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分管国家民族事务的周思未总理具体指导落实各项民族政策对于承认壮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只要从事实出发，毫无疑问就应该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38- 339页）在城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上，周总理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周恩来对蒋介石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在民族问题上继承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镇压和笼络的两手政策，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各少数民椎称为汉族的大小宗支。"（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77页）“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

1951年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

1956年又签发了《国务院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加给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比如将迪化改成乌鲁木齐，将历史上涉及“云南民族起义”、“凉山彝族起义”内容的碑碣销毁。

为了尊重回族等10个少数民族对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在我国，今后对于伊斯兰教—律不要使用在汉族地区相因成习的而惯用的‘回教’这个名称，改称伊斯兰教”

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史上，周恩来明确指出：“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凡事求其在我”（《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92页）这种“求其在我”的“赔罪”思想，高度发展了列宁提出的要对少数民族“让步”的理论（列宁在《关于民族和“自治”化问题》的“口授记录”中提到：“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比让步不够要好”（《列宁论民族问题》下，第868页）。

周恩来将其称为“还债”，他说“有些人害怕提（汉族）还债会引起民族关系搞不好，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哪里会有这种事情”？

周恩来强调，“讲还债有利于民族团结”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相处中，周恩来强调：“汉族一定要自觉，遇事应多责备自己，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38页）“我们更应该认真普遍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制度，认真普遍地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更加教育广大人民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63-264页)。“一个（少数）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不仅使聚居的（少数）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少数）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

==虚伪嘴脸==

===李锐评价===

周恩来这个人很怪，有他的怪脾气，毛给他戴的帽子是“经验主义”。其实周是最合适当外交家的，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他不是没有脾气，而是很有脾气，并不是个完全随和的人。<br>我对周恩来就是惋惜。'''毛居高临下，那样欺负他。建国初期一次开会，突然停电，毛立即喊：恩来呢？恩来你去找蜡烛来。周恩来后来就是决心甘当小媳妇，因为他不愿意当刘少奇嘛。'''我在庐山出事以后，总理非常生气，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搅到那伙人里去？因为他觉得毛还能听进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话，是他的一个可以通气的渠道吧。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的事情，周恩来不是完全不清醒的，比刘少奇要清醒。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就主动讲过要个人崇拜，庐山会议上又讲。<br>周恩来确实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难当的一个宰相，他只能做到那个样子。我对他是体谅的，是原谅的。

===余英时补充===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毛泽东已不能忍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后来评《水浒》说，上了梁山，晁盖便被“架空”，这种感觉大概在1956年便已浮现。他仍然要继续“革命”，不能过正规化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周恩来便首当其冲。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说：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做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不满于1956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作、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那时候刚入城，周恩来也许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们的“党内民主”，但党内立即有反应，也许是毛本人不悦，也或许是左右谄媚之人的挑剔。终于逼使周不得不赶快否认对毛说过稍有“不敬”的话。城市边缘人已挽不回乡村“光棍”的强横霸道了。经过这个风波，再加上1956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指斥，周恩来已吓破胆，从此“南人不复反矣”。

化骨扬灰散作尘，一生伴虎有余辛。

先机抱器归张楚，晚节藏鈎赚大秦。

始信秀才能造反，更无宰相解安民。

万千寒士应垂泪，谁为神州护早春。

周恩来死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火化后骨灰遍撒在中国大陆，据说这是执行他的遗志。上面引的一首律诗便是我在那个时候写的，曾以“观于海者”的笔名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不久，徐复观先生来信告诉我说，《大公报》中的人曾向他探询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诗中对周恩来流露了一点同情的意思。

但在那个时代，毛泽东仍然是“神”，而中共党内的人竟对诗中“伴君如伴虎”的讥讽视若无覩，可见他们在私底下已经非常不满于毛的专横。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住了两年。听到不少大陆内部的消息，大致都是说，知识份子自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遭到有史以来从所未有过的践踏和迫害，而周恩来则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力量保护了其中一部份的人。所以我这首诗基本上是为大陆知识份子“代言”的，诗末“早春”两字出于费孝通“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的“今典”。我记得当时李璜先生也有一首七律刊在《明报月刊》上，同寓有惋惜之意。开始两句似是“毕竟狂澜挽不回，遽怜遗蜕化飞灰”；结句是“早识权奇是乱媒。”其余的已忘了。李先生二〇年代初是和周恩来在巴黎针锋相对的政治敌手，他的感慨自是发乎内心。

从发大是大非的立场说，李先生“早识权奇是乱媒”之句，我不但同情而且同意。马克思主义思潮自十九世纪晚以来便席卷了欧洲，然后又通过日本而传到了中国，成为好几代知识份子的“鸦片”，“流风余韵”，迄今犹在。在政治社会秩序比较上轨道的国家，这种批判思潮未始不可发生提撕精神、激动社会良心的积极作用。但在动乱之邦，这种纯否定的激进思想最后势不免导致“火延崑岗，玉石俱焚”的大悲剧。一九一九年的俄国和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便是两个最明显的史例。以前许多知识份子激情于道德热情，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的预言，因此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被解释成由“客观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用共产党的惯用语说，即所谓“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近十于年来，由于共产主义的破产，西方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从从而得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结论，有人甚至提出法国革命是否需要的问题。无论如何，有一重要的新论点出现在法、俄革命史的研究上面，值得注意。即激进思潮并不是全由于客观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相反的，激进思潮与社会现实之间往往是脱节的，它的成长和发扬主要由激进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小圈子中相激荡所造成的。（可参考Richard Pipes，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九九〇年出版。此书“知识份子”一章所引资料及其与法国启蒙思潮的比较，颇有启发性。）以上一段话旨在说明周恩来当年在巴黎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背景。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之间，中国有一、两千青年在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计划。这些青年中颇多家境贫寒，甚至与父母关系很紧张的，因此到法国去找出路，并藉此获得“留学”的资格。但他们多不通法语，在法国既不能“勤工”，也无从“俭学”。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事实上的流落在巴黎，成为“忿怒的一群”。在第三国际暗中支持下，周恩来发展组织自然便以他们为主要争取的对象。中共早期的成员出身于“勤工俭学”的，占了相当高的一个比例。这些人离开了中国，又未接触法国社会，但激进的思想和情绪则在他们的圈子内不断滋长，这和十八世纪的法国激进知识份子、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激进分子，先后如出一辙。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法、俄两国的知识份子在思想上自由长远的传统，而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激进派则间接摭拾了一些西方观念，便遽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已。

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灵活手腕早在巴黎时代便已充分显露，即使是他的政敌也不能不承认（可看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四、五、六各章）。但以思想的成熟、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前途的设想而言，他的水平和当时中国一般二十岁左右的知识份子也不过在伯仲之间，又受党与第三国际的约束，便已不可能再有个人的见解。这正如中古时代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一样，既不可能对“上帝”发生任何怀疑，也不敢对教廷的决策表示一丝一毫的异议。我们必须首先着眼于此，才能开始了解周恩来在中共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最近几年来，评论周恩来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大致有两极化的倾向。一方面，直接间接受过周恩来的“保护”的人，尤其是仍然认同于中共所领导的“革命”的人，对他是肯定的、赞扬的。一九八〇年八月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可为代表。他强调周恩来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对于周在“文革”期紧紧跟随着毛泽东的表现，邓小平这样为他辩护：“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从受过他保护的邓小平的立场上说，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很持平的。但另一方面，从否定中共“革命”的立场上出发（这样的人现在多来自大陆内部），论者对周恩来则毫无恕辞，认定他是“逢君之恶”、“助纣为虐”的“佞臣”。（事实上，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不少文章说孔子是“巧伪人”，即使影射周为“佞臣”，不过用意不同而已。）这一道德判断也有大量的事实为根据。

这种两极化的评价恰合于古人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间无调和的余地，也不必调和，每个人尽可依据自己的观点而选择其中之一。我虽是学历史的人，但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中褒贬观点并无兴趣。下面只想扼要地谈周恩来为什么会落到邓小平所说的“处的地位十分困难”的情况，以至于非“助纣为虐”不可。

我在去年为“人间”所写《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一生的三部曲》一文中，已指出中共主要是由两派“边缘人”所构成的，一派来自城市，一派来自农村。这里让我再补充一下我的论点。所谓“边缘人”是指中共党内大多数的成份而言，并不包括初创党时的少数领袖，如陈独秀与李大钊。事实上，第三国际最初正是要陈、李这一类有声望的人出面领导，才能有号召力。但通查中共党史便可发现，党内领导权是逐步向边缘移动。陈独秀在武汉以后便遭贬斥，李大钊如不先死也绝无幸理。及至中共在城市暴动一再失败，“革命”基地转移到江西，领导权便更进一步从城市边缘人转入农村边缘人之手了。这两派边缘人当然不可能是绝对的泾渭分明：城市知识份子也有出身农村的，农村边缘人也有受过城市教育的洗礼的。但“革命”的重心究竟放在城市还是农村则是两派分野的一条主线。三〇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中共进入陕北以后，两派争论基本上已成过去，中共已只能在农村中谋生存与发展了。这时城市边缘人已不得不受农村边缘人的支配，莫斯科的影响虽未中断，但已相当遥远而微弱。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见机最早，向毛泽东全面输诚，其象征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周恩来到延安以后便已彻底认识到：中共要想夺取全国政权，只有走毛泽东所规划的“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所以他臣服于毛，也许真是“心悦诚服”。至今中共党内的意见仍认为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完全正确”，一九五六年以前大体上还算不错（例如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收在《毛泽东早年与晚年》一书中，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说穿了，他们推崇毛的只有一件事，即打下了江山。甚至所谓“民主人士”中的老一辈人，包括梁漱溟在内，都对毛五体投地。其原因也在于他们对国民党政权虽十分不满，却始终无可奈何。想不到毛竟能奇迹般地完成这一“大业”（可看戴晴、郑直淑“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历史公案”，收在《毛泽东轶事》中，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古人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人在什么地方成果，最后往往会在什么地方失败。中共靠毛泽东“得天下”，但也因毛泽东而终不能“治天下”。进城以后，城市边缘人和集中代表了农村边缘人的毛泽东便开始同床异梦了。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人当然向往着苏联革命后所实施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却仍陶醉在“打天下”的境界之中（他驳梁漱溟“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之说，特别强调“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这是他们两人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的谈天，毛的心态已不可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毛已不能忍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后来评《水浒》说，上了梁山，晁盖便被“架空”，这种感觉大概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浮现。他仍然要继续“革命”，不能过正规化的日常生活（这正是韦伯所说的“routinization”）。这样一来，周恩来便首当其冲。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做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不满于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作、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前引书，页三一五）。对毛的“个人崇拜”早起于延安时代，这是城市知识份子向毛臣服的一种表示，刘少奇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一九四三年中共政治局又正式赋予毛以“最后决定之权”。毛的“绝对权威”已无人能违抗了。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间，我在上海读到《大公报》上王芸生在北平所写的一篇报导，说周恩来在一个集会上讲话，强调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即使是毛主席也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三天以后，王芸生立刻再发一则电讯，更正三天以前的报导，说周氏的原话是说只有毛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王芸生是最著名的记者，当时正取媚于新政权惟恐不及，他不可能会闹这样大的错误。这篇讲话，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才刊在《人民日报》上，题为“学习毛泽东”，原文也许已动过手术，但大至确在说明毛泽东不断在追求进步，至少可证王芸生的最初报导是正确无误的。这个故事颇足说明周恩来为什么对毛不得不百依百顺。那时候刚入城，周恩来也许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们的“党内民主”，但党内立即有了反应，也许是毛本人不悦，也或许是左右谄媚之人的挑剔。终于逼使周不得不赶快否认对毛说过稍有“不敬”的话。城市边缘人已挽不回乡村“光棍”的强横霸道了。经过这个风波，再加上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指斥，周恩来已吓破了胆，从此“南人不复反矣”。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又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四七年渡黄河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体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宰相”。但是他在这二十七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

“霸才无主始怜君”（温庭筠“过陈琳墓”句），大可以借以咏周恩来了。所以，在将来中共的历史上，他的地位还会在邓小平之下，因为后者毕竟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奴颜婢膝===

周恩来这个人很怪，有他的~~怪脾气~~，毛给他戴的~~帽子是~~“~~经验主义~~”。其实周是最合适当外交家的，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他不是没有脾气，而是很有脾气，并不是个~~完全随和~~的人。

'''由于李锐文革在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度过，且未脱离体制，在当今支共还在给太监造神的情况下，有极大保留。或许在党内人士眼中，他的罪过算轻的，毕竟处于恶魔的漩涡中，伴君如伴虎，善的一面，久而久之，就泯灭了。在编者看来，这些事情，依然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他不算十恶不赦，所以本站并不愿意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仅在此记录史实，还原其真面目。'''

公开资料显示，周恩来对毛泽东不是忠诚，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保，下面仅举几例。

《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概括“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这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秘诀，江青后面是毛泽东，所以周恩来绝对不敢得罪江青。

文章称，“文革”中，江青成了毛的代言人，在很多情况下，周恩来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臣民甚至奴仆。

“文革”中，周恩来为自保竭力吹捧江青，甚至政治局会议都可不开，而跑去研究江青的马桶。周恩来对江青的吹捧、顺从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越过了人格底线，荒唐至极。

文革期间，周恩来为了自保谁都可以出卖。毛泽东要打谁，周恩来就出卖谁。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被迫害致死，彭、罗、陆、杨冤案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在《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一文中披露，周恩来是林彪当副统帅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甚至为此不惜篡改历史。

文章称，林彪事件后，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搜到许多邓颖超、周恩来和林彪和其妻叶群的合照。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一直“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周恩来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才在1971年毁了林彪。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称，周恩来直至1970年11月还向林彪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

周恩来虚伪、自私、残忍、狡诈等魔鬼真面目不断被揭露，“中共最后一块道德招牌”垮了。

===饥荒毁证===

周恩来在大饥荒期间得知饿死人的消息后，通知粮食部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

“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周总理这种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崇高思想质量，使我们感动不已。事隔这么多年后，每当我想起他这两句言简意赅铿锵有力的话，仍然感慨万千。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1961年发生了什么？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对于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的周恩来，可以理解不能违背中央政策不开仓放粮，不能违背中央政策制定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卖粮食换黄金却是周恩来一手决定的！是钱重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

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在到地方大员，庐山会议后，从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不再像1959年那样，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从好处着眼，是维护大局，是防止党的分裂，但是如果从官场进退，政治沉浮、个人得失等角度来看，周恩来等顺从毛泽东的意志，明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敢进言，而是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饿杀人民===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饿死的人更多，大饥荒已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中共不但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供应粮食，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在1959年4月9日，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而早在同年1月至2月，中共当局就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1960年的4、5月份，周恩来在分别收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后，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深入信阳地区调查情况。书中披露，事后周恩来也只是表示“信阳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

书中还表示，国家的粮库就在信阳附近，那么多人饿死，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有人说周恩来得知后被深深地震动，整整一夜没合眼。作者责问：“但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相反，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中共窃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因其惨烈程度被收录至《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

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光黑龙江省在饥荒期间就饿死了19万多人！

~~我对周恩来就~~是~~惋惜。'''毛居高临下，那样欺负他。建国初期~~一~~次开会，突然停电，毛立即喊：恩来呢？恩来你去找蜡烛来。周恩来后来就是决心甘当小媳妇~~，~~因为他不愿意当刘少奇嘛~~。~~'''~~

（注：大饥荒时，宋任穷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参与三年大饥荒的指挥救灾。）

我在庐山出事以后，总理非常生气，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搅到那伙人里去？因为他觉得毛还能听进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话，是他的一个可以通气的渠道吧。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的事情，周恩来不是完全不清醒的，比刘少奇要清醒。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就主动讲过要个人崇拜，庐山会议上又讲。

周恩来确实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难当~~的~~一个宰相，他只能做到那个样子。我对他~~是体谅的，是原谅的。

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由于李锐文革在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度过，且未脱离体制，在当今支共还在给太监造神~~的~~情况下，有极大保留，寥寥几句就过去了。事实更加严重。'''~~

引述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文革岁月===~~

====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

孙维世被捕之前，由于形势紧张，她与妹妹孙新世就一直相约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三晚上到天安门广场见面。

第187行：

第411行：

周的老婆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东兴仍未同意。后来汪同其下属李志绥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落井下石====

===迫真保护落井下石===

====刘少奇====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的刘少奇，是从1959年4月至1966年担任国家主席的，是仅次于毛的二号人物。由于毛和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四清运动”中的矛盾日益尖锐，毛不再满足“枝枝节节、修修补补”，转而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希望借此置刘少奇于死地。

第197行：

第422行：

后来，周恩来在毛的授意下，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在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周恩来曾要求枪毙刘少奇，但毛没有同意，只许可开除出党。周恩来之所以狠是因为他之前与刘少奇势同水火，不斩草除根他是很不放心的；毛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他要让刘少奇成为活靶子，成为他推动文革深入进行样板和催化剂，以方便毛彻底清理刘少奇的派系人马。

====朱德====

在中共早期军队中，土匪出身的朱德的威望要远高于毛泽东，1927年的南昌暴动，朱德就是领导者之一，暴动失败后，其率领残部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国共内战时，朱德被毛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中共建政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

庐山会议时，朱德因肯定了彭德怀积极的一面而被毛批评。1966年文革爆发后，看到不少高官被打倒，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很快，他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朱德同时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

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开会批评朱德时，周恩来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贺龙====

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早年曾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屡建战功，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之下，参加了中共发起的南昌武装暴动。此后，贺龙加入中共，并在中共建政后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其自认是周恩来的“莫逆之交”。但令贺龙没想到的是，文革中自己危难之际，周恩来不仅出卖自己，还落井下石。

文革爆发后，贺龙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暂避。1967年1月19日，周和李富春奉毛命与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周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想为自己辩解，但周却不让他说下去，并称给他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秋天再接回来。第二天凌晨，周恩来亲自派人将贺龙夫妇送到京郊香山附近象鼻沟的一个地方。这与官方所言的是中央军委工作人员趁周恩来不在家时带走的完全不同，应是周主动“出卖”贺龙去接受审查。

其后，在毛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选择了坚决执行。他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并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而在周恩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更是将贺龙定性为“叛徒”，最终致其惨死。

另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纪登奎有过多次谈话，谈话涉及了文革的一些内幕。

姚监复称：“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示及答复，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读过了。 ”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纪登奎从档案馆出来，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显然，按照姚监复的说法，周恩来在这个惨剧中不是“违心的”，而是直接动手修改、审定贺龙是“叛徒”的专案组报告的冤案制造者和杀害贺龙的刽子手之一。而且，对于贺龙的惨况，周恩来也是知情的。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林彪事件以后，毛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并在1975年6月9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他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这是怎样的变色龙！

====潘汉年====

1943年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共产党著名特工潘汉年被毛泽东派到上海和汪精卫秘密接触并与日本占领军谈判，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内容是新四军停止对津浦线铁路桥梁的破坏，让日军运输线畅通，而日军停止对新四军的“清乡”、“围剿”，给新四军活动空间——日寇投降后，潘汉年与日、汪秘密接触的事情由在押的前汪精卫政权官员揭发。潘汉年却又把这段秘史曝露给不该知情的陈毅，毛泽东闻讯大怒，当天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并给法院“不判死刑”的指示。潘汉年被监禁7年后以汉奸罪接受审判，判刑15年。实际上潘汉年在秦城监狱被囚20年，然后改名换姓转移到湖南第三劳改农场继续监禁2年至死，妻子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因当年与“汪伪会面”等事件被秘密逮捕，被打成“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被监禁多年后，1963年6月，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文革中，潘汉年又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妻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潘汉年案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此时潘氏夫妇早已双双离世多年了。支持潘汉年无罪的证据在审判时就已经确切掌握。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谁能救得了岳飞？”意指既然宋高宗要治岳飞以死罪，大理寺也只好以“莫须有”定案。在高等法院内部，谢高哉则明确对两位审判官说：“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周恩来在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主要活动在重庆，远离核心领导。对于潘汉年怀揣毛泽东的锦囊妙计与日寇勾结的阴谋毫不知情。只是对属下重要官员上海副市长突然被捕感到蹊跷，就派人调查。中联部部长罗青长还找到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收发记录，证明潘汉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认为总理应该出面纠正这起冤案。可是周恩来却指示薄一波、罗青长等闭口，从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谈起潘汉年这个名字。后来周恩来签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对潘汉年的判决。

====傅连暲====

在中共党史上，尤其在中共夺取政权前的历史上，一定不能缺了被毛称为中共首位“红色医生”的中共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中将的位置，否则，中共党史很可能被修改。正是他，三次救了病重的毛泽东的命；还是他，保住了中共将军陈赓的一条腿；依旧是他，救治过包括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彪、任弼时、李富春、陈云、王稼祥、邓小平等众多中共领导人；同样是他，曾经为三千多中共红军接种了牛痘，挽救了无数士兵的性命……难怪陈毅说“傅连暲对党是有功的”，谢觉哉称“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榜”。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共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医生，却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惨死，这又是因为什么？

林彪干将邱会作回忆说：

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br>过了几天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

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暲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由此可见，傅连暲惨死于秦城监狱与林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最后把他投入监狱的，正是被他妙手回春过的周恩来。

===广西大屠杀===

第223行：

第486行：

===李震之死===

1973年10月20日，时任公安部部长[[zhwiki:李震（官员）|李震]]'''因精神疾病'''，自杀身亡，在法医查明的情况下，周太监却偏向被害论者，指示中央警卫局将支持自杀说的两位副部长关押审查，令人不解，有迎合四人帮之嫌。

====施义之（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回忆====

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他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刘复之说：“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矛盾集中到他身上。”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第298行：

第562行：

[[File:周色目2.jpg|300px]]

==周半旗==

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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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na:High}}
 {{Dead}}
-血型AB，身高据称167CM。
+周恩来（1898.3.5-1976.1.8），血型AB，身高据称167CM。死于膀胱癌，确信是与熬夜、饮酒和心理折磨有关。
 ==太监==
 前女友：[[zhwiki:张若名|张若名]]，'''1958年反右运动受迫害后自杀'''。1963年，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压力下（迫真），云南大学党委向张若名家属赔礼道歉，但只承认不适当的给了太多压力，批判的词语不合适。直到1980年10月27日，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云南大学正式为张若名平反，称其“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未发现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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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是做爱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
 ===孙维世===
+孙维世是中共烈士孙炳文之女。孙炳文在黄埔军校时就与周恩来是党内同事，1927年牺牲。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投奔革命。门岗不让进，她就盯在哪里，直到周恩来经过门口，孙维世才上去相认。周恩来邓颖超很喜欢这个孩子，把她收为义女。孙维世有表演天才，年轻漂亮，在延安舞台上曾与江青同台演戏，夺去江青的彩头，令江青不快。1939年，周恩来坠马导致右臂残疾到苏联医治，当时18岁的孙维世也硬要跟去，经毛泽东签字同意后，孙维世如愿以偿。孙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戏剧表演和导演专业。1949年在毛泽东赴莫斯科谈判期间，孙维世任代表团翻译，与毛泽东如影随身。毛泽东没有让江青随行，江青于是嫉恨再添。
 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毛泽东不爱坐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个星期。据孙维世的近亲说，在路上毛泽东老要孙维世到他的包厢里去介绍苏联情况。一天晚上，孙维世哭着跑出来去找周恩来，周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抚摸着她的头发连连说：“要顾全大局、要顾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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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顾顺章家人的被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叛变之后不久，为了在危急之中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红队痛下杀手。还有一种说法是，顾顺章的家人先是被控制了起来，几个月之后才被杀死。
-==总理生涯==
+==空中飞人==
+===黑茶山空难===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将军写的这首白话诗《囚歌》，是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的，甚至成为一些名话剧演员们争相在诗词朗诵会上表演的节目。但叶挺没想到的是，让他与39岁爱妻和一双儿女「在烈火与热血中」死去的，恰恰是他准备去延安投奔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具有悲剧色彩的是，制造空难的不是叶挺诗中提到的「活棺材」国民政府，而是他一心要效命的西来幽灵中国共产党。
+年4月8日，出狱36天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乘坐美军专机飞返延安，同机的还有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解放日报》社兼新华社社长、政协宪章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秦邦宪，和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王若飞之舅父，贵州教育家黄齐生、黄齐生之孙黄晓庄，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彭踊左以及随行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女）和叶挺夫人、39岁的李秀文及其3岁儿子阿九、9岁女儿叶扬眉以及四名美军驾驶人员，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发生空难，而全机无一人生还。
+此次空难的罪魁祸首，很可能是毛周二人。
+====毛泽东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
+毛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即使这个权力本来属于别人，那也不行。在中共的建党史上，毛不断以各种非常残忍的手段除去那些拥有权力的人，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红太阳」。被毛除掉的最典型例子有陕北最高领导人刘志丹，和建政以后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等。
+在中共党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光着屁股逃到中国大地唯一仅存的「红色根据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
+而文革的目地就是为了整掉刘少奇。文革之前，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比《毛泽东选集》更受欢迎，而在决策高层，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威望远远超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党主席毛泽东。这是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动态，也是毛决不能容忍发生的事情。
+====比毛泽东资格老的王若飞====
+王若飞（1896.10.11-1946.4.8），原名王萌生，字若飞，号继仁，化名黄敬斋，贵州省安顺县县城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毛泽东的资格老。他曾担任中共中央训练部主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
+中共建政前的1944年11月起，王若飞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王若飞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45年10月10日，中共逼迫蒋介石签定《双十协定》，同时国民政府同意释放1941年1月14日被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1946年1月王若飞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要王若飞的命不惜搭上整机人命====
+此时，还在延安盘踞的毛泽东已经看到了中共建政的希望，决心除掉建政后能威胁他权力的人。1946年4月8日，在毛的命令下，王若飞与秦邦宪、邓发、叶挺等人乘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在飞机途中加油时，周恩来命人把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破坏，致使飞机撞山，无一人生还。
+据叶挺长子、80岁的航空专家叶正大中将回忆说，1946年4月8日「12时25分，该机由中转站西安再次起飞向北飞行，又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作过一次联络。当时它的位置是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附近，飞行正常。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四八』烈士的家属，包括我的二弟叶正明、四弟叶华明都在机场等候着。当时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我弟弟说他们都听到飞机隆隆的声音了，以为飞机马上就可以降落，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妹了。不知何故飞机隆隆声却越变越小，最后就听不见了。当时大家都以为，地面下雨飞机不好降落飞到别的机场去了。党中央发电让各地数以万计的军民到四处查找，美军也派出两架飞机查找。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一位区委书记到县公安局报告，在黑茶山上有一架飞机碰在山上烧毁。经查证，证明就是『四八』烈士乘坐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牺牲。」
+'''王若飞死后，毛泽东为其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廖承志夫妇逃过死劫的「救命恩人」是周恩来====
+此次唯一逃过死劫的是廖承志、经普椿夫妇。
+叶挺与廖承志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先后被捕入狱，又一同恢复自由。他们平素私交甚好，以兄弟相称。叶挺的女儿叶扬眉称廖承志为「舅舅」。
+年1月叶挺被俘，1942年廖承志被捕入狱。《双十协定》后，国共两党交换俘虏，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出狱，准备回延安任新华社社长。1946年3月初叶挺出狱，准备去延安参加全军整军会议。两对夫妇俩原定同机赴延安，心里非常高兴。临行前一天，已经怀孕的经普椿还特地出去买了延安所没有的热水瓶、饭盒。
+周恩来查看此专机乘客名单，发现廖承志夫妇的名字后，暗暗吃惊：谁都能死，但廖承志不能死，他将起的作用是谁也取代不了的。廖承志的父亲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妇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母亲何香凝也是宋庆龄的好友。1928年加入共产党的廖承志有着如此显赫的背景，是中共不可或缺的统战人物。于是，周恩来马上亲自打电话，以让廖承志「赴广东商谈东江纵队北撤事宜」为名，避免了廖的死亡之旅。由此空出的两个死亡名额，就补上了王若飞之舅父，贵州教育家黄齐生和他的孙子黄晓庄。
+后来，经普椿在追忆此事时常常感叹道：「一想起黄先生（黄齐生）我就揪心，倒好像是替我们去送死似的」。实际上也是那么回事。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周恩来====
+尼克松在与毛泽东见面时惊异的发现，平时在外面神采奕奕的周恩来，在陪同毛接见时，腰板都挺不起来，身高似乎也矮了一大截，不但唯唯喏喏，而且神情暗淡，好像一个犯了大罪的毛家奴才。
+====叶挺长子心中的不解之谜====
+关于「四八」空难事件，当时的中共西安情报处抄收的是新华社新闻电讯：「1946年4月8日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东南因大雾笼罩，飞机驾驶员难辨方向，故使飞机撞毁在黑茶山上，王若飞等同志全部遇难。」
+此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共没有把制造空难的罪责推给国民政府。
+事实上，空难飞机在中转站西安加油时，中共特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用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当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时，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一直向北飞行、应该降落的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竟然飞越延安往东北方向飞去，飞到黄河以东山西省兴县境内的黑茶山。
+黑茶山只有2000多米高度，可以飞6000多米高的飞机由于高度表失灵，在2000多米撞山。「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才爆炸和起火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叶挺长子叶正大说，「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当时，有党媒专门描写了周恩来听到空难时的表现：「四·八」飞机失事的电报来了，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的抽缩聚拢，脸色在刹那间变的煞白。目光在秘书脸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的犹疑而艰难。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嗦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
+====周恩来推翻党中央关于「四八」空难的说法====
+年，叶正大作为首批留苏学生，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与他同去的还有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副总理邹家华等20余名遗孤。
+年6月份，22岁的叶正大回国后给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告自己有事情想拜访总理。过了两三天就接到中南海的电话，说周恩来夫妇要他和二弟叶正明到他们那里吃午饭。
+心虚的周恩来不知叶正大来意为何，表现的十分殷勤，吃饭时，航空专业的叶正大又一次谈出了自己心中的空难不解之谜。一向非常注重「组织原则」的周恩来居然推翻了党中央关于「四八」空难的说法，自己另搞一套说法。周说：「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周恩来不打自招：「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叶正大感觉心中的一切困惑和不解都找到了答案。
+====叶正大被周恩来蒙骗了半个多世纪====
+今年，叶挺长子、80岁的航空专家叶正大中接受党媒采访时，说，虽然已事过境迁，但每每拿出全家福照片，还是会咬牙切齿的恨：我的父亲、母亲和五妹、九弟都死于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美国飞机上。当时在飞机上做手脚的特务三四十岁的话，现在也应该是八九十岁了。但我今天还得再说一句：「我痛恨你们，国民党狗特务！」
+周恩来轻轻松松几句话就把共产党杀人的帽子给国民党戴上了。冤有头债有主，叶挺死了都不知道自己忠于的正是要了叶家4口人命的中国共产党。自从1951年听完周恩来的鬼话，叶正大58年来没有再寻找过答案，他以为周恩来已经帮助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债主。
+===克什米尔替死鬼===
+====金蝉脱壳====
+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并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率团取道香港前往万隆。
+月3日，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接到广东省公安厅密报，称台湾特务机关已掌握我代表团行踪，可能采取行动，9日晚，更获悉暗杀计划的具体细节：特务将用定时炸弹破坏代表团的包机。9日晚，进一步情报称，代表团所乘飞机将遭破坏，飞机上备有定时炸弹。周恩来立即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交涉。
+日上午，中共外交部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告知这一消息。新华社香港分社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还在11日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该经理表示一定严加防范，不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
+在当年四月十一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前八天，中共就掌握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将被炸毁的情报。
+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接载中共代表团和三名外国记者，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不在飞机上。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休息加油后飞印尼首都万隆。
+下午6时30分，机舱内突然发出爆炸声，随即多处起火。机长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三次求救信号。雅加达机场得知周恩来不在机上，信号中断。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飞机坠入大海，炸成几段。除三名机组人员奇迹生还，机上其余11人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目标直指周恩来，但周恩来却临时改变了路线，金蝉脱壳，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
+月7日，周恩来和陈毅率代表团从北京乘伊尔—14飞机首先飞昆明。4月14日清晨7时15分，周恩来一行26人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当地时间上午10点30分，“空中霸王号”降落在仰光机场。
+月16日凌晨，周恩来一行由仰光飞往雅加达。“空中霸王号”飞行8个小时进入新加坡空域，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飞机无法飞越雷雨区，4月16日上午飞机降落新加坡加冷机场。4月16日晚6时，周恩来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失事后，香港警方随即展开艰苦的调查，一无所获。后来还是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才破了案。中共明确告知事件是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动，主谋赵斌成，指挥者金建夫，执行者是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周驹，使用的定时炸弹是从台湾基隆秘密运到香港。
+调查人员非常困惑不解：既然周恩来对这事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要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飞行，去送死呢？原来周恩来为迷惑台湾香港情报站不再改变计划，确保自己的安全，让包括自己司机在内的11名中外菁英去送死。据周恩来后来说，这叫做“声东击西”、“丢车保帅”。
+年7月19日中共外交部对一九五五年国民党欲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号公主号事件的八十多份档案作了解密，首次对外开放。解密档案显示事件发生前夕中共已掌握情报，但周恩来为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却让包括自己司机在内的十一名中外菁英去掩护自己白白送死。大陆学者张耀杰看了媒体的报导后，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特务机关创始人周恩来杀人不眨眼的冷血作风深感震惊。”
+====遇难人员名单====
+解密档案显示，包括机组人员在内，共有16名中外人士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外记者。
+*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
+*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李丙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
+*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
+*郝凤格：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
+*钟步云：总理司机
+*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
+*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拟提副科长）
+*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
+*严斐德：奥地利记者
+*斯塔来茨：波兰记者
+'''1955年，遇难中方人员家属获得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56年4月，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共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树立了纪念碑。周恩来亲笔题辞：“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呵呵。'''
+====亲手导演说====
+年，案发时的台湾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出版了《白色恐怖的秘密档案》一书，爆出了策划炸机案的全部细节，“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完全是周恩来一手策划。
+周恩来利用台湾特务成功上演的一出苦肉计，借此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形象，同时激怒港英政府，从而彻底摧毁台湾驻香港的情报系统。
+尽管这样的结论已经揭示出周恩来的冷血本质，但人们对惨案的质疑与考查并没有到此结束，更多蹊跷的事实引出一个更为惊人的结论，那就是，这个炸机惨案的苦内计，似乎还不仅仅是周恩来对当时台湾保密局的头人毛人凤的将计就计，而是在一切之初，周恩来就已经在扮演导演的角色了。
+惨案发生后，全世界都被台湾当局刺杀周恩来的这样一种声音所淹没，但是谁是“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的策划者。
+事实是，当时的台湾当局乃至其保密局，针对中共要员并没有具体的暗杀计划。炸机案的首倡者是台湾当局在香港情报站一个负责人，叫赵斌承。赵斌承积极主动地构思和部署了全部作业计划，并禀报局长毛人凤。毛人凤素来目光短浅，轻信了赵的精心布署，以为志在必得。
+赵斌承以60万港元的重金收买了机场清洁工周驹，利用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做清洁工作的时机，轻而易举地将定时炸弹装在了飞机上。案发后，周驹最终逃到台湾。
+但蹊跷的却是，与周驹有密切关系的两个“知情人”却遭到台谍追杀，最后这二人竟然去了大陆广州。这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们不禁想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的最初计划真的仅是赵斌承一个人想出来的吗，或者说，赵也不过是在周恩来指使下扮演的一个前台导演，而真正的幕后导演却正是周恩来自己。
+当年惨案的3名幸存者之一、飞机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回忆道，当飞机爆炸起火后，他看到令他永世难忘的一幕，所有中国人员都正襟危坐，没有突发性的惊慌与求生的挣扎，似乎对眼前的一切早已知晓，只是坐等死神的来临。
+==民族政策==
+{{main|论建国初期大汉族主义问题的消解}}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分管国家民族事务的周思未总理具体指导落实各项民族政策对于承认壮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只要从事实出发，毫无疑问就应该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38- 339页）在城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上，周总理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周恩来对蒋介石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在民族问题上继承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镇压和笼络的两手政策，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各少数民椎称为汉族的大小宗支。"（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77页）“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
+年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
+年又签发了《国务院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加给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比如将迪化改成乌鲁木齐，将历史上涉及“云南民族起义”、“凉山彝族起义”内容的碑碣销毁。
+为了尊重回族等10个少数民族对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在我国，今后对于伊斯兰教—律不要使用在汉族地区相因成习的而惯用的‘回教’这个名称，改称伊斯兰教”
+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史上，周恩来明确指出：“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凡事求其在我”（《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92页）这种“求其在我”的“赔罪”思想，高度发展了列宁提出的要对少数民族“让步”的理论（列宁在《关于民族和“自治”化问题》的“口授记录”中提到：“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比让步不够要好”（《列宁论民族问题》下，第868页）。
+周恩来将其称为“还债”，他说“有些人害怕提（汉族）还债会引起民族关系搞不好，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哪里会有这种事情”？
+周恩来强调，“讲还债有利于民族团结”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相处中，周恩来强调：“汉族一定要自觉，遇事应多责备自己，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38页）“我们更应该认真普遍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制度，认真普遍地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更加教育广大人民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63-264页)。“一个（少数）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不仅使聚居的（少数）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少数）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
+==虚伪嘴脸==
+===李锐评价===
+周恩来这个人很怪，有他的怪脾气，毛给他戴的帽子是“经验主义”。其实周是最合适当外交家的，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他不是没有脾气，而是很有脾气，并不是个完全随和的人。<br>我对周恩来就是惋惜。'''毛居高临下，那样欺负他。建国初期一次开会，突然停电，毛立即喊：恩来呢？恩来你去找蜡烛来。周恩来后来就是决心甘当小媳妇，因为他不愿意当刘少奇嘛。'''我在庐山出事以后，总理非常生气，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搅到那伙人里去？因为他觉得毛还能听进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话，是他的一个可以通气的渠道吧。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的事情，周恩来不是完全不清醒的，比刘少奇要清醒。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就主动讲过要个人崇拜，庐山会议上又讲。<br>周恩来确实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难当的一个宰相，他只能做到那个样子。我对他是体谅的，是原谅的。
+===余英时补充===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毛泽东已不能忍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后来评《水浒》说，上了梁山，晁盖便被“架空”，这种感觉大概在1956年便已浮现。他仍然要继续“革命”，不能过正规化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周恩来便首当其冲。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说：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做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不满于1956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作、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那时候刚入城，周恩来也许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们的“党内民主”，但党内立即有反应，也许是毛本人不悦，也或许是左右谄媚之人的挑剔。终于逼使周不得不赶快否认对毛说过稍有“不敬”的话。城市边缘人已挽不回乡村“光棍”的强横霸道了。经过这个风波，再加上1956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指斥，周恩来已吓破胆，从此“南人不复反矣”。
+化骨扬灰散作尘，一生伴虎有余辛。
+先机抱器归张楚，晚节藏鈎赚大秦。
+始信秀才能造反，更无宰相解安民。
+万千寒士应垂泪，谁为神州护早春。
+周恩来死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火化后骨灰遍撒在中国大陆，据说这是执行他的遗志。上面引的一首律诗便是我在那个时候写的，曾以“观于海者”的笔名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不久，徐复观先生来信告诉我说，《大公报》中的人曾向他探询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诗中对周恩来流露了一点同情的意思。
+但在那个时代，毛泽东仍然是“神”，而中共党内的人竟对诗中“伴君如伴虎”的讥讽视若无覩，可见他们在私底下已经非常不满于毛的专横。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住了两年。听到不少大陆内部的消息，大致都是说，知识份子自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遭到有史以来从所未有过的践踏和迫害，而周恩来则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力量保护了其中一部份的人。所以我这首诗基本上是为大陆知识份子“代言”的，诗末“早春”两字出于费孝通“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的“今典”。我记得当时李璜先生也有一首七律刊在《明报月刊》上，同寓有惋惜之意。开始两句似是“毕竟狂澜挽不回，遽怜遗蜕化飞灰”；结句是“早识权奇是乱媒。”其余的已忘了。李先生二〇年代初是和周恩来在巴黎针锋相对的政治敌手，他的感慨自是发乎内心。
+从发大是大非的立场说，李先生“早识权奇是乱媒”之句，我不但同情而且同意。马克思主义思潮自十九世纪晚以来便席卷了欧洲，然后又通过日本而传到了中国，成为好几代知识份子的“鸦片”，“流风余韵”，迄今犹在。在政治社会秩序比较上轨道的国家，这种批判思潮未始不可发生提撕精神、激动社会良心的积极作用。但在动乱之邦，这种纯否定的激进思想最后势不免导致“火延崑岗，玉石俱焚”的大悲剧。一九一九年的俄国和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便是两个最明显的史例。以前许多知识份子激情于道德热情，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的预言，因此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被解释成由“客观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用共产党的惯用语说，即所谓“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近十于年来，由于共产主义的破产，西方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从从而得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结论，有人甚至提出法国革命是否需要的问题。无论如何，有一重要的新论点出现在法、俄革命史的研究上面，值得注意。即激进思潮并不是全由于客观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相反的，激进思潮与社会现实之间往往是脱节的，它的成长和发扬主要由激进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小圈子中相激荡所造成的。（可参考Richard Pipes，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九九〇年出版。此书“知识份子”一章所引资料及其与法国启蒙思潮的比较，颇有启发性。）以上一段话旨在说明周恩来当年在巴黎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背景。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之间，中国有一、两千青年在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计划。这些青年中颇多家境贫寒，甚至与父母关系很紧张的，因此到法国去找出路，并藉此获得“留学”的资格。但他们多不通法语，在法国既不能“勤工”，也无从“俭学”。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事实上的流落在巴黎，成为“忿怒的一群”。在第三国际暗中支持下，周恩来发展组织自然便以他们为主要争取的对象。中共早期的成员出身于“勤工俭学”的，占了相当高的一个比例。这些人离开了中国，又未接触法国社会，但激进的思想和情绪则在他们的圈子内不断滋长，这和十八世纪的法国激进知识份子、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激进分子，先后如出一辙。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法、俄两国的知识份子在思想上自由长远的传统，而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激进派则间接摭拾了一些西方观念，便遽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已。
+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灵活手腕早在巴黎时代便已充分显露，即使是他的政敌也不能不承认（可看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四、五、六各章）。但以思想的成熟、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前途的设想而言，他的水平和当时中国一般二十岁左右的知识份子也不过在伯仲之间，又受党与第三国际的约束，便已不可能再有个人的见解。这正如中古时代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一样，既不可能对“上帝”发生任何怀疑，也不敢对教廷的决策表示一丝一毫的异议。我们必须首先着眼于此，才能开始了解周恩来在中共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最近几年来，评论周恩来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大致有两极化的倾向。一方面，直接间接受过周恩来的“保护”的人，尤其是仍然认同于中共所领导的“革命”的人，对他是肯定的、赞扬的。一九八〇年八月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可为代表。他强调周恩来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对于周在“文革”期紧紧跟随着毛泽东的表现，邓小平这样为他辩护：“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从受过他保护的邓小平的立场上说，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很持平的。但另一方面，从否定中共“革命”的立场上出发（这样的人现在多来自大陆内部），论者对周恩来则毫无恕辞，认定他是“逢君之恶”、“助纣为虐”的“佞臣”。（事实上，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不少文章说孔子是“巧伪人”，即使影射周为“佞臣”，不过用意不同而已。）这一道德判断也有大量的事实为根据。
+这种两极化的评价恰合于古人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间无调和的余地，也不必调和，每个人尽可依据自己的观点而选择其中之一。我虽是学历史的人，但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中褒贬观点并无兴趣。下面只想扼要地谈周恩来为什么会落到邓小平所说的“处的地位十分困难”的情况，以至于非“助纣为虐”不可。
+我在去年为“人间”所写《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一生的三部曲》一文中，已指出中共主要是由两派“边缘人”所构成的，一派来自城市，一派来自农村。这里让我再补充一下我的论点。所谓“边缘人”是指中共党内大多数的成份而言，并不包括初创党时的少数领袖，如陈独秀与李大钊。事实上，第三国际最初正是要陈、李这一类有声望的人出面领导，才能有号召力。但通查中共党史便可发现，党内领导权是逐步向边缘移动。陈独秀在武汉以后便遭贬斥，李大钊如不先死也绝无幸理。及至中共在城市暴动一再失败，“革命”基地转移到江西，领导权便更进一步从城市边缘人转入农村边缘人之手了。这两派边缘人当然不可能是绝对的泾渭分明：城市知识份子也有出身农村的，农村边缘人也有受过城市教育的洗礼的。但“革命”的重心究竟放在城市还是农村则是两派分野的一条主线。三〇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中共进入陕北以后，两派争论基本上已成过去，中共已只能在农村中谋生存与发展了。这时城市边缘人已不得不受农村边缘人的支配，莫斯科的影响虽未中断，但已相当遥远而微弱。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见机最早，向毛泽东全面输诚，其象征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周恩来到延安以后便已彻底认识到：中共要想夺取全国政权，只有走毛泽东所规划的“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所以他臣服于毛，也许真是“心悦诚服”。至今中共党内的意见仍认为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完全正确”，一九五六年以前大体上还算不错（例如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收在《毛泽东早年与晚年》一书中，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说穿了，他们推崇毛的只有一件事，即打下了江山。甚至所谓“民主人士”中的老一辈人，包括梁漱溟在内，都对毛五体投地。其原因也在于他们对国民党政权虽十分不满，却始终无可奈何。想不到毛竟能奇迹般地完成这一“大业”（可看戴晴、郑直淑“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历史公案”，收在《毛泽东轶事》中，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古人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人在什么地方成果，最后往往会在什么地方失败。中共靠毛泽东“得天下”，但也因毛泽东而终不能“治天下”。进城以后，城市边缘人和集中代表了农村边缘人的毛泽东便开始同床异梦了。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人当然向往着苏联革命后所实施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却仍陶醉在“打天下”的境界之中（他驳梁漱溟“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之说，特别强调“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这是他们两人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的谈天，毛的心态已不可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毛已不能忍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后来评《水浒》说，上了梁山，晁盖便被“架空”，这种感觉大概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浮现。他仍然要继续“革命”，不能过正规化的日常生活（这正是韦伯所说的“routinization”）。这样一来，周恩来便首当其冲。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做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不满于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作、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前引书，页三一五）。对毛的“个人崇拜”早起于延安时代，这是城市知识份子向毛臣服的一种表示，刘少奇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一九四三年中共政治局又正式赋予毛以“最后决定之权”。毛的“绝对权威”已无人能违抗了。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间，我在上海读到《大公报》上王芸生在北平所写的一篇报导，说周恩来在一个集会上讲话，强调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即使是毛主席也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三天以后，王芸生立刻再发一则电讯，更正三天以前的报导，说周氏的原话是说只有毛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王芸生是最著名的记者，当时正取媚于新政权惟恐不及，他不可能会闹这样大的错误。这篇讲话，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才刊在《人民日报》上，题为“学习毛泽东”，原文也许已动过手术，但大至确在说明毛泽东不断在追求进步，至少可证王芸生的最初报导是正确无误的。这个故事颇足说明周恩来为什么对毛不得不百依百顺。那时候刚入城，周恩来也许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们的“党内民主”，但党内立即有了反应，也许是毛本人不悦，也或许是左右谄媚之人的挑剔。终于逼使周不得不赶快否认对毛说过稍有“不敬”的话。城市边缘人已挽不回乡村“光棍”的强横霸道了。经过这个风波，再加上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指斥，周恩来已吓破了胆，从此“南人不复反矣”。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又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四七年渡黄河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体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宰相”。但是他在这二十七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
+“霸才无主始怜君”（温庭筠“过陈琳墓”句），大可以借以咏周恩来了。所以，在将来中共的历史上，他的地位还会在邓小平之下，因为后者毕竟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奴颜婢膝===
-周恩来这个人很怪，有他的怪脾气，毛给他戴的帽子是“经验主义”。其实周是最合适当外交家的，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他不是没有脾气，而是很有脾气，并不是个完全随和的人。
+'''由于李锐文革在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度过，且未脱离体制，在当今支共还在给太监造神的情况下，有极大保留。或许在党内人士眼中，他的罪过算轻的，毕竟处于恶魔的漩涡中，伴君如伴虎，善的一面，久而久之，就泯灭了。在编者看来，这些事情，依然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他不算十恶不赦，所以本站并不愿意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仅在此记录史实，还原其真面目。'''
+公开资料显示，周恩来对毛泽东不是忠诚，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保，下面仅举几例。
+《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概括“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这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秘诀，江青后面是毛泽东，所以周恩来绝对不敢得罪江青。
+文章称，“文革”中，江青成了毛的代言人，在很多情况下，周恩来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臣民甚至奴仆。
+“文革”中，周恩来为自保竭力吹捧江青，甚至政治局会议都可不开，而跑去研究江青的马桶。周恩来对江青的吹捧、顺从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越过了人格底线，荒唐至极。
+文革期间，周恩来为了自保谁都可以出卖。毛泽东要打谁，周恩来就出卖谁。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被迫害致死，彭、罗、陆、杨冤案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在《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一文中披露，周恩来是林彪当副统帅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甚至为此不惜篡改历史。
+文章称，林彪事件后，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搜到许多邓颖超、周恩来和林彪和其妻叶群的合照。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一直“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周恩来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才在1971年毁了林彪。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称，周恩来直至1970年11月还向林彪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
+周恩来虚伪、自私、残忍、狡诈等魔鬼真面目不断被揭露，“中共最后一块道德招牌”垮了。
+===饥荒毁证===
+周恩来在大饥荒期间得知饿死人的消息后，通知粮食部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
+“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周总理这种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崇高思想质量，使我们感动不已。事隔这么多年后，每当我想起他这两句言简意赅铿锵有力的话，仍然感慨万千。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1961年发生了什么？
+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对于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的周恩来，可以理解不能违背中央政策不开仓放粮，不能违背中央政策制定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卖粮食换黄金却是周恩来一手决定的！是钱重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
+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在到地方大员，庐山会议后，从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不再像1959年那样，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从好处着眼，是维护大局，是防止党的分裂，但是如果从官场进退，政治沉浮、个人得失等角度来看，周恩来等顺从毛泽东的意志，明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敢进言，而是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饿杀人民===
+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饿死的人更多，大饥荒已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中共不但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供应粮食，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在1959年4月9日，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而早在同年1月至2月，中共当局就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年的4、5月份，周恩来在分别收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后，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深入信阳地区调查情况。书中披露，事后周恩来也只是表示“信阳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
+书中还表示，国家的粮库就在信阳附近，那么多人饿死，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有人说周恩来得知后被深深地震动，整整一夜没合眼。作者责问：“但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相反，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中共窃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因其惨烈程度被收录至《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
+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光黑龙江省在饥荒期间就饿死了19万多人！
-我对周恩来就是惋惜。'''毛居高临下，那样欺负他。建国初期一次开会，突然停电，毛立即喊：恩来呢？恩来你去找蜡烛来。周恩来后来就是决心甘当小媳妇，因为他不愿意当刘少奇嘛。'''
+（注：大饥荒时，宋任穷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参与三年大饥荒的指挥救灾。）
-我在庐山出事以后，总理非常生气，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搅到那伙人里去？因为他觉得毛还能听进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话，是他的一个可以通气的渠道吧。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的事情，周恩来不是完全不清醒的，比刘少奇要清醒。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就主动讲过要个人崇拜，庐山会议上又讲。
-周恩来确实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难当的一个宰相，他只能做到那个样子。我对他是体谅的，是原谅的。
+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由于李锐文革在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度过，且未脱离体制，在当今支共还在给太监造神的情况下，有极大保留，寥寥几句就过去了。事实更加严重。'''
+引述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文革岁月===
-====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
 孙维世被捕之前，由于形势紧张，她与妹妹孙新世就一直相约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三晚上到天安门广场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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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的老婆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东兴仍未同意。后来汪同其下属李志绥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落井下石====
+===迫真保护 落井下石===
+====刘少奇====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的刘少奇，是从1959年4月至1966年担任国家主席的，是仅次于毛的二号人物。由于毛和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四清运动”中的矛盾日益尖锐，毛不再满足“枝枝节节、修修补补”，转而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希望借此置刘少奇于死地。
@@ 第197行： / 第422行： @@
 后来，周恩来在毛的授意下，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在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周恩来曾要求枪毙刘少奇，但毛没有同意，只许可开除出党。周恩来之所以狠是因为他之前与刘少奇势同水火，不斩草除根他是很不放心的；毛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他要让刘少奇成为活靶子，成为他推动文革深入进行样板和催化剂，以方便毛彻底清理刘少奇的派系人马。
+====朱德====
+在中共早期军队中，土匪出身的朱德的威望要远高于毛泽东，1927年的南昌暴动，朱德就是领导者之一，暴动失败后，其率领残部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国共内战时，朱德被毛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中共建政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
+庐山会议时，朱德因肯定了彭德怀积极的一面而被毛批评。1966年文革爆发后，看到不少高官被打倒，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很快，他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朱德同时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
+年5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开会批评朱德时，周恩来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贺龙====
+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早年曾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屡建战功，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之下，参加了中共发起的南昌武装暴动。此后，贺龙加入中共，并在中共建政后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其自认是周恩来的“莫逆之交”。但令贺龙没想到的是，文革中自己危难之际，周恩来不仅出卖自己，还落井下石。
+文革爆发后，贺龙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暂避。1967年1月19日，周和李富春奉毛命与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周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想为自己辩解，但周却不让他说下去，并称给他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秋天再接回来。第二天凌晨，周恩来亲自派人将贺龙夫妇送到京郊香山附近象鼻沟的一个地方。这与官方所言的是中央军委工作人员趁周恩来不在家时带走的完全不同，应是周主动“出卖”贺龙去接受审查。
+其后，在毛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选择了坚决执行。他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并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而在周恩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更是将贺龙定性为“叛徒”，最终致其惨死。
+另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纪登奎有过多次谈话，谈话涉及了文革的一些内幕。
+姚监复称：“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示及答复，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读过了。 ”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纪登奎从档案馆出来，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显然，按照姚监复的说法，周恩来在这个惨剧中不是“违心的”，而是直接动手修改、审定贺龙是“叛徒”的专案组报告的冤案制造者和杀害贺龙的刽子手之一。而且，对于贺龙的惨况，周恩来也是知情的。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林彪事件以后，毛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并在1975年6月9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他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这是怎样的变色龙！
+====潘汉年====
+年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共产党著名特工潘汉年被毛泽东派到上海和汪精卫秘密接触并与日本占领军谈判，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内容是新四军停止对津浦线铁路桥梁的破坏，让日军运输线畅通，而日军停止对新四军的“清乡”、“围剿”，给新四军活动空间——日寇投降后，潘汉年与日、汪秘密接触的事情由在押的前汪精卫政权官员揭发。潘汉年却又把这段秘史曝露给不该知情的陈毅，毛泽东闻讯大怒，当天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并给法院“不判死刑”的指示。潘汉年被监禁7年后以汉奸罪接受审判，判刑15年。实际上潘汉年在秦城监狱被囚20年，然后改名换姓转移到湖南第三劳改农场继续监禁2年至死，妻子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年4月3日，潘汉年因当年与“汪伪会面”等事件被秘密逮捕，被打成“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被监禁多年后，1963年6月，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文革中，潘汉年又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妻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潘汉年案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此时潘氏夫妇早已双双离世多年了。支持潘汉年无罪的证据在审判时就已经确切掌握。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谁能救得了岳飞？”意指既然宋高宗要治岳飞以死罪，大理寺也只好以“莫须有”定案。在高等法院内部，谢高哉则明确对两位审判官说：“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周恩来在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主要活动在重庆，远离核心领导。对于潘汉年怀揣毛泽东的锦囊妙计与日寇勾结的阴谋毫不知情。只是对属下重要官员上海副市长突然被捕感到蹊跷，就派人调查。中联部部长罗青长还找到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收发记录，证明潘汉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认为总理应该出面纠正这起冤案。可是周恩来却指示薄一波、罗青长等闭口，从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谈起潘汉年这个名字。后来周恩来签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对潘汉年的判决。
+====傅连暲====
+在中共党史上，尤其在中共夺取政权前的历史上，一定不能缺了被毛称为中共首位“红色医生”的中共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中将的位置，否则，中共党史很可能被修改。正是他，三次救了病重的毛泽东的命；还是他，保住了中共将军陈赓的一条腿；依旧是他，救治过包括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彪、任弼时、李富春、陈云、王稼祥、邓小平等众多中共领导人；同样是他，曾经为三千多中共红军接种了牛痘，挽救了无数士兵的性命……难怪陈毅说“傅连暲对党是有功的”，谢觉哉称“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榜”。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共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医生，却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惨死，这又是因为什么？
+林彪干将邱会作回忆说：
+ 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br>过了几天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
+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暲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由此可见，傅连暲惨死于秦城监狱与林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最后把他投入监狱的，正是被他妙手回春过的周恩来。
 ===广西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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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震之死===
 年10月20日，时任公安部部长[[zhwiki:李震（官员）|李震]]'''因精神疾病'''，自杀身亡，在法医查明的情况下，周太监却偏向被害论者，指示中央警卫局将支持自杀说的两位副部长关押审查，令人不解，有迎合四人帮之嫌。
 ====施义之（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回忆====
 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他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刘复之说：“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矛盾集中到他身上。”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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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半旗==
+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