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人生自古谁无死？不幸地，周恩来已经逝世，因此无法继续与您互动，让我们永远缅怀它。

血型AB，身高据称167CM。

顾顺章灭门案

背景

周恩来是中共早期在欧洲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者，他直接受命于苏联斯大林也就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指挥，这也是他在1924年从法国刚一回国，就能够出任黄埔军校高层职务的主要原因。当时其背景是，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推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

1923年6月，周恩来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1924年周恩来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主任为戴季陶，两个月后继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参加了蒋介石领导的第一、二次东征，期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转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8年4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常委会秘书长。11月返回上海，此后至1930年3月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8年11月14日，组织成立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暗杀、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

“中共特科”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暗杀等活动”的中共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搜索重要情报。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顾顺章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三科负责暗杀活动，也被称为“伍豪之剑”。

周恩来在中共建党之初，不仅一手建立了中共的特工系统和军队，还一直是中共实际上头号核心人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之后。

1931年3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来到武汉， 4月24日，顾顺章化名“化广奇”，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表演大获成功，但随后被国民党特工抓获。

顾顺章被曾经是中共汉口负责人后脱共的国民党特务尤崇新认出，遭国民党汉口警察局局长蔡孟坚逮捕。顾顺章随后立即投降，但是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不料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间谍，抢先通知了特科。

过程

周恩来在躲过随后的大抓捕之后，开始迅速处理此事。 周恩来迅速把中共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其中包括顾顺章的家属也在这里。

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做饭、看门和采买。周恩来最终决定将他们灭口。于是，由周恩来、赵荣（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和陈养山，带领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杀人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案发当晚在顾家的亲属，除了顾顺章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被放生外，其余13个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顾妻张杏华、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家宝、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机、串门的朋友在内。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上海探亲的农村妇女，根本与顾顺章的工作毫无关系，但也被活活勒死。死者中还包括顾家客人、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

斯励（1900-1931），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1927年4月北伐途中，苏联顾问及中共在中国境内发动倒蒋，蒋介石决定取缔苏联顾问并逮捕、处决中共党员。在4月12日的清党中，斯励借着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将周从国民党手里救出，是周恩来名符其实的救命恩人。

那天，周恩来带着中央特科的杀手们闯进叛徒顾顺章家，顾顺章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正在打麻将，不巧顾家朋友斯励也在场。正因为他认识周恩来，所以周命令连同恩人一起勒死。

残忍

这场屠杀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康生(赵容)也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周恩来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也因为他认得周恩来，所以也一样被杀。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在行刑过程中，康生表现得比周更坚决、更冷酷。

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大概讲了这句话后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当时国民政府调查科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会同按址发掘尸体，租界当局初不相信，经过确切保证之后，始获同意进行发掘。新闻界获得消息后，发出报导。当发掘工作进行时，市民挤满墙头，树上围观，在充满惊骇与怀疑气氛之下，一尺复一尺的挖下去，院内深掘到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顾顺章全家大小八具尸体，全市为之震惊。

一九三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尸体时，共挖出三十九具，都是周恩来领导所为。

死状

11月23日下午二点，巡捕房协同首席检察官陈满三、检察官丁仕奎以及法医魏立功、姜璇和书记官彭珊一同乘汽车到场，此时，巡捕房西捕白而地与特别机关侦探督察员金九通、中西包探以及小工已在案发地等候，随后检察官下令小工：对上述几个地点中37号和33号进行开挖。

挖掘先从33号动手，开挖刚开始时不见起色，并再次盘问知情者，得知确切无误后便明确挖掘，掘地四、五尺后，挖出男尸二具，接着在37号挖掘出女性死尸一具，随着多具尸体出现，一股性臭冲出，使得围观居民纷纷掩鼻而逃。这些尸体大都赤裸身体，或背心短裤，绳索在尸身颈部和肢体上均绕上几股，因尸体腐烂，又多具堆积在一起，实在是恶臭难挡，警备司令部只得先垫资购买棺木。

装尸体的棺木抬上卡车，被运往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位于法租界宁波路、东自来火街东北角路口，今淮海东路永寿路口）验尸。法租界总巡捕房刑事科报请第二特区第二法院验尸，地方法院呈报同等第三法院检察官章宗侃会同地方法院检察官丁仕奎、姜璇、以及书记官彭珝带同法警到达位于法租界宁波路8号、东自来火街口的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此时，顾顺章家属与中央党部特派员尚未到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查长杨凤岐到场迎候。接着，法医命令小工开棺，把尸体抬出来，顿时臭气直冲，旁人有呕吐感，此程度为该验尸所首次碰到，只得点燃芸香、香樟脑等中药，以烟气驱赶恶臭，但只是稍微冲淡一下窒息的气味，魏立功、姜璇二法医各戴橡皮手套，即对各尸体详细检验。

在尸体装运过来时候，报验37号尸体的棺木为顾维贞夫妇、张阿桃、张爱宝，33号为吴克昌夫妇、男佣，共四男三女，但是对标有吴克昌、男性尸体一具的棺木，经检验为女尸，判断为案发地初查有误，实际共四女三男，女尸身份一时不能鉴别，后来叫顾顺章其他家属辨别，该女尸为一个姓叶的亲戚。

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司令部官员黄凯到场，在验尸所除了法医外，巡捕房派人请来顾顺章小舅子张长庚来辨认尸体，虽然尸体经过数月掩埋尚未全部腐烂，但是张长庚讲这些亲戚也不是全认识，但是他马上认出了尸体中的二具：父亲张阿桃、姐姐张爱宝，对于其他尸体的辨认，不是像对其父亲、姐姐那样的熟识度，能立即辨认出来，验尸官称：各尸体头上的麻绳割下来，可以绕三四股到五六股不等，这批麻绳收集要达八包，被法院贼物库收缴。后验尸查证，在37号（即现在余庆路102号）掩埋尸身为顾维贞吴韶兰夫妇（顾顺章兄与嫂）、张阿桃（顾的岳父）、张爱宝（顾的妻妹）共四具，在33号（现余庆路110号）掩埋尸身为男佣（脸有麻皮，名不详）、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吴克昌妻子（顾顺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尸体，记者也获知，叶小妹的丈夫陈阿松，在叶小妹阴历四月失踪后，到其在松江的亲戚家里打听，还曾经到爱棠村找寻过，但是该处已无人居住。

因为王世德供述有九具尸体，现在挖掘出来七具，为考虑到或许有遗漏，以及慎重起见，征得业主潘肇邦的同意，对爱棠村这一排房子中间的34、35、36号的天井也挖掘一次，没有发现死尸。此时，修德坊有尸体的消息披露。

王世德以化名李龙章继续对外称：当时准备要处决的人共有十一人之多，听到过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以及胞弟斯励二人也在内，除姚主教路屋内，在公共租界的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天井地下，也埋有尸身四具。从《申报》的记载来看，王世德的供述和记者的报道都是很谨慎的，因为王世德称“谋毙”，说明要杀斯烈（斯励之兄）只是计划，未必是具体行动，而《申报》记者称：若凶手李龙章的供述与挖掘出来死尸吻合，则说明李的口供正确。

修德坊6号在该弄底独立一幢，该弄共双间楼五幢，延街二幢当时门牌定为武定路98a和99号，弄堂中间二幢为2号与4号，案发的6号在弄底独立一幢，西首为汽车间，1930年底完工，为大陆银行地产部建造，每月租金为银90两，据查，1931年5月有个叫黄维国的来租房，特征是留八字胡，他一次付清三个月租金，一共银270两，案发后黄维国不知去向，事后曾一度查到担保人即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老板张义安，实际上该处为特科在上海活动据点一个，但是张慌称不认识那个姓黄的，是他人转托的，称是地产部收了三个月租金后直接借出的，（由此也可查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实际在泰兴路召开，因有些回忆文章讲“另一说法是可能在武定路修德坊召开”的假设，现在看来当年1月尚未租房，实际上中央特科5月起租到案发，这个说法有一些依据）。

此刻，《民国日报》记者已从巡捕房调查、泄密人员那里获知，并在该报上披露：特科在党内已有定例，对不忠、叛变、倒戈、泄密者，若被侦知，即派人将其处死，其处决方法是，先用绳子对要处决者的双手紧扎，由他人持绳圈从其背后套入颈项。勒毙之后脱去死者衣服，随后赤身裸体埋藏，或者尸体肢解分别抛弃。

据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队长王斌禀接到京中来电，确认了武定路的埋尸处，西探长亨特承办此案，11月24日去现场打探一下，发现屋内已搬空，只有墙上火表一只没拆掉。

第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同戈登路巡捕房（位于戈登路康脑脱路、今江宁路康定路西北角口）探捕前往武定路修德坊6号发掘，同时附近派武装探捕巡守，先在天井北首近正屋处掘出麻袋包裹的男尸，尸身穿布背心，手脚用麻绳反搏，经辨认后为斯励尸体，后挖出3具尸体，认定为张杏华（顾顺章妻）、张陆氏（顾的岳母）、吴克昌（顾顺章嫂子的弟弟），斯励为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以前为中共党员，顾顺章与斯励非常熟识的，某次顾在上海被当局拘捕，中共曾托其兄斯烈转告当局说情保出，所以两家常往来，中共特科估计斯励可能会随顾投诚敌方，所以采取此行动，当报纸披露案情后，其妻陈佩英（当年28岁）于11月24日下午一时赶到修德坊，见到刚被挖掘出丈夫的尸体后便号啕大哭，四时左右被陪来者劝回家，斯有二子，长子三岁，幼儿尚在襁褓中。

《时报》记者根据斯励的妻子陈佩英的回忆和讲述，而写出新闻报道，称具体日期是在7月24日（这7月的月份记载，本文章考证有难度）下午三时，有人去闸北斯励家的，叫他外出有事，然后那天其丈夫出门后，一直没有归家，使她焦急万分，却无处打听到任何线索。现在案情已浮出水面，据调查披露，实际情况是在数月前，特科人员引诱斯励至武定路修德坊6号楼下，开始对他执行处决，四时左右动手勒毙斯励，深夜埋尸地下，同时特科人员以公务人员身份对斯家搜查。

记者从特科叛逆人员那里获悉，顾顺章的妻子被特科人员叫到里面问话，说是你丈夫将来到了南京必定做大官，你是否也跟着他一起去呀？顾的妻子张杏华答道，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跟着他了。此话刚落，行刑人员即把绳索套住她头颈，猛力一勒，随即倒地毙命。

随后这些在修德坊挖出的死尸被移送斐伦路（今九龙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到场监督，张长庚辨认了其母张陆氏、其姐张杏华的尸体，并收去大殓，而陈佩英以后则把丈夫斯励尸体送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

上面提到的顾顺章妻子与岳母，是由中共特科派人引诱她们二人至修德坊后被勒死的，至于为何没有死于爱棠村，也就是顾的家属大批人员死的地方，现在无法查证，只能估计爱棠村埋尸地方不够了，由于用上面提到的处决手段，即绳索迅速套入颈部勒死，这批遇难者连惨叫一声都不能，因为这批死尸的恶臭程度实在厉害，验尸所不得不点上芸香檀降香苍术来驱散一下窒息的味道。

顾的被杀家属遗体，在验尸后由张长庚和其他亲属收殓，后安放在闸北延绪山庄（1926年建的延绪山庄，又称天下会馆，位于现在在闸北童家浜一带，地址为老沪太路203弄2号，其旧址与门口牌坊于2004年被上海市列为“首批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实际上顾顺章家属遗体在延绪山庄为灵柩寄存，以后几年均移入江苏镇江。前面讲到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小名毛毛，后来实际藏匿在金山张堰乡东约十里地方，据了解，在周恩来一行的行动刚开始时，顾的家属已被监视，4岁幼女一直大哭，并强行外出游玩，行刑者怕泄漏机密又不忍惨杀幼女，周恩来下令派人将她送到宝山家乡，但是实际上途中改变方向，送金山张堰东十里一乡民家，对人谎称该女孩父母病亡无人抚养，不得不送人，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得知原委后，于11月26日早派人偕同顾顺章妻弟张长庚，去乡下寻回顾女，午后到了闵行，再派专车送往市区后上火车至南京。 　 当年上海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副刊《北华捷报》（周刊），都对案件作了深入的报道，在1931年12月1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对此案件中提到的武定路现场，作了如下描述：“……it was nearly noon before the first corpses，the two women were unearthed，The yard is about 20 ft square，with one corner cut away，the whole being surrounded by a wall nearly 9 feet high，After spading 18 inches deep，……they saw two bodies，both female，prone and face downwards，……they body of younger was entirely unclothed，while that of a considerably elder women was partially covered……”当二名女尸中第一具被挖掘出，已大约过了中午时分，……这天井大约20平方英尺（译注：约6平方米），里面一个角被斜切，整个天井被一个约9英尺（译注：约2米7）高的墙围住，在挖掘了18英寸（译注：约合45公分）深后看到二具女性尸体，脸朝下卧倒着，……其中年龄看上去轻一点的女尸，身体全裸露，而看上去年长一些的女尸，身上尚有部分衣服遮体……

陈家巷挖尸工作也基本上同时进行，据告密者供出线索，上海方面接京中电报，明确得知在麦特赫斯脱路383弄椿寿里内陈家巷，门牌标有A91号的地下，埋有黄弟洪，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四具尸体，后来得知有一名字王盘的青年也埋在91号，为此，静安寺巡捕房（位于极司非而路愚园路，今万航渡路愚园路东北角口）着手调查，该91号大房东为姓蒋的，（据后来被认为中共六届四中曾在此举行），前后洋房二座，前一座前有空地，上面种花草，另一幢洋房在后面东北角，有空地一块，以前空地上搭芦席，1931年夏前房客迁出，后由新中华实业社迁入，前幢为办公处，后幢为家属宿舍，迁入后将芦席拆去，改为铁皮房内铺木板，此时大批花露水生发水等化妆品置于其中，租住者浑然不知下面埋有死尸。《申报》记者对该案发地描述，讲到该处东通麦特赫司脱路（泰兴路）、西近戈登路（江宁路）、南达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北临新闸路，大门开在陈家巷狭弄内，前面有竹篱笆，屋后为一小花园……捕房正式挖掘前一天到现场查看过。

第二天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总司令部汉口行营参议黄凯会同凇沪警备司令部暨公共租界巡捕房探捕前来查办，上午八时先挖掘该地东北角，发现草拖鞋一只，直至下午三时尚无结果，当时围观的新中华实业社员工嚷着没有出现尸体，乱挖弄坏地面要求赔偿，于是在斜对面西南角挖掘，又发现草拖鞋一只，但是仍没有发现死尸，于是又调往东北角挖掘，后挖出脚趾一段。

直到五时许才在东北角矮垣下七尺深见一席子，掀开一看为尸体一具，赤身大半溃烂，经风吹后发黑，此时围观者才掩鼻纷纷离开，被挖尸身开始认为是男尸，为朱完白尸体，后来辨认为女尸，是邹志淑尸体，因为巡捕房以及挖掘尸体的小工，是无法辨认死者身份的，只能由在原特科内任职的人士来指认，此时天已黑，只得待明天继续挖掘，第二天又挖出一具男尸，初步认定为黄弟洪尸身，直到第三天一下共挖出三具尸体，其中男尸一具是在离地一丈五以下挖出，尸身中等身材，皮肤惨白奇臭难挡，尸旁衣包一个内有血布，为王盘的尸体，王是一位留俄学生，另二具为赤身男女裸体，并头并脚在一起，将二尸翻转，辨认为朱完白夫妇，朱完白尸身头颈绕有长绳，四肢用布绑住，女尸皮肤灰白尚未全腐烂，身材纤细。

在陈家巷91号挖掘出来的死尸，后被移入斐伦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法医魏立功、书记官刘椿来到验尸所督办，据验尸官称，这批遇难者头颈被勒打结手法和尸身捆绑均一个式样，故一人所致。

最后确认这五具尸体分别为黄弟洪（又名黄警魂），黄是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江苏扬州人，1930年和刘伯承一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据说害怕国民党残酷镇压欲投奔敌方，曾发信给蒋介石，以看在也是黄埔学生这一点上，望蒋介石给予器重，发出的信被特科获取，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广东人，1901－1969，卅年代为中共安插在敌方的情报人员，实为双面间谍，1949年后杨曾被中共方面关押，后来陈庚说情担保，被公安机关定为管制一年处理）设圈套引出黄第洪，说是请他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约见，黄不知有诈，上门请他外出者实际为特科行动组人员，经黄包车接送七拐八拐，后将黄弟洪秘密送入91号，即被特科行动人员勒毙处死。

邹志淑（女），浙江嘉兴人，负责地下党交通和掩护工作，尸体被挖掘前一段时期，有不知详情的人发现邹志淑怎么神秘失踪。据当时熟悉中共内部情况人士称，邹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违背党纪事宜，在平时言语中流露出动摇倾向，中共特科认为假设她叛变会对中共组织极大破坏，故特科决定将邹志淑也勒死。

朱完白夫妇二人，朱是苏州工艺学校学生，朱完白二十余岁，长于词令熟悉英语，任党内翻译，在杭州工作是由党内某人介绍娶当地白相人之女为妻（其妻姓名不详，难以考证），婚后感情甚好，以至置党务工作不顾，至月末朱完白赴党部领薪金发生争执，特科人员恐其叛变泄密，将夫妇二人同时勒死，

王盘（亦有称王培）男，曾留学苏联，有关他更详细资料未找到，后来据案发地新中华实业社人员讲，自迁入91号后每至深夜闻哭声，并有开门声拖鞋声等恐怖现象，该社准备另迁它处，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以及黄弟洪等人的尸体因为没有亲属认领，验尸完毕后被送入普善山庄安葬，后来这批勒死人的麻绳全送入法院贼物库。

最后法官通知蒋姓大房东购买石灰十担，把被挖地填没，并施苍术等药物以驱臭气，该处附近居民下午四时左右购买鞭炮，在91号前燃放，扫一下晦气，虽然还有其它地方仍埋有死尸的传闻，但种种原因缘故，挖掘工作到此暂停。

回忆

顾利群的父亲顾顺章1904年生于上海郊区，在烟草公司当工人的时候，顾顺章就因为在工人运动当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顾顺章与陈庚等人一起被秘密派往苏联学习特工技术回国不久，他就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指挥。

特科成立之后，特科领导红队铲除叛徒特务，手段冷酷，行事周密，威震上海滩。顾顺章的才能得到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赏识，他本人也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当时，江西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党内也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顾顺章是一个谜：在观众面前，他是手法精奇的易容高手，声明在外的魔术大师；对于工人劳苦大众来说，他是北伐时期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在江湖当中，他是青帮洪帮许多大爷的座上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看来，他是“红队”那一群亡命刺客的首脑；在中共党内，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特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共保卫组织“特科”的负责人。正是因为顾顺章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当他投靠国民党之后，他也被称作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利群：“我认为我父亲短暂的一生，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自己很有点聪明的，样样事都会干。所以他在1931年5月份以前，他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国民党驻武汉特务机构的负责人蔡孟坚后来说，抓获顾顺章是有可能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事件，他认为，如果一切顺利，顾顺章将帮助他们彻底击溃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蔡孟坚回忆说，被捕后不久，顾顺章就主动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谈国共两党的合作”，虽然有资料表示，顾顺章一再提醒蔡孟坚不要把他被捕的消息通知南京方面，但是蔡孟坚的回忆当中对这一切却只字不提，他只是说，因顾藐视一切，事先不稍吐实，因此照正常方式与南京中央党部不断通电，正式注明顾顺章自首。蔡孟坚发往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六封绝密电报全部被隐藏在那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且设法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

顾利群：“他（顾顺章）的心里面不是说马上就想到国民党那里工作，他想有机会还是想快点脱离，但是机会没有。他跟他们讲，你们如果要想真正送我到南京去的话，不要用兵舰，用飞机快一点，我可以争取时间，但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讲，到了南京以后我会再讲。但是武汉方面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两天之后的4月27日，蔡孟坚专门派了一艘小火轮和一个排的宪兵将顾顺章押赴南京。到了南京之后，顾顺章得知钱壮飞已经离开，当时就向蔡孟坚说，如果钱壮飞逃到上海租界向周恩来告密，我的前程必然艰险。就在当天，顾顺章被带进了蒋介石的官邸，但是蒋介石对他非常冷淡，三言两语之后径自离开。蔡孟坚回忆说，顾顺章知道自己已经是阶下囚了，立刻把一个重要情报告诉蔡孟坚，那就是中共领袖恽代英已经被捕，但是由于身份尚未暴露即将获得释放。因为顾顺章的出卖，恽代英在两天后就遭到了枪杀。与此同时，上海对于共产党人的大搜捕也立即展开。然而中共的许多秘密联络点此时已经人去楼空，其中也包括顾顺章在上海的家。

顾利群：“国民党马上就派了很多人到上海来，结果扑了几个点都扑空了。顾顺章已经知道完了，‘我上海的家眷怎么样？’”

顾顺章曾经对后来的妻子张永琴说过，在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有两个机关，一个设在顾顺章和妻子张杏华家，一个在顾顺章的哥嫂家，两处都有顾家的人和亲戚出入，以免引起外界的注意。顾顺章被捕之后，他的家人忽然失踪。

顾利群：“我舅舅（张长庚）在松江读中学，住校的，一个星期才回来一趟。他有一天回家一看，家里门反锁在那里，没人。他又跑到姐姐姐夫家里，也是。他很奇怪，家里人都哪里去了。”

张长庚后来得知姐夫顾顺章的下落和表弟叶其蓁一起来到南京，见到了顾顺章。

顾利群：“顾顺章那时候还是没有人身自由，关在那里。就说‘你们找到这儿来，真好，我心里很急。你们两个人赶快回到上海，在马路上多转转，能不能找到老早你所认识的共产党方面的人呢。’我那个表舅（叶其蓁）就跟我舅舅（张长庚）回上海天天在马路上转。结果有一天看见王世德。王世德也是地下党。当时上海的巡捕房暗地里也跟随叶其蓁跟张长庚，在马路上看他发现什么目标吧。就把王世德请到南京去了。”

王世德是红队的成员，过去顾顺章的部下。王世德后来叛变，并且告诉顾顺章，他的家人已经被杀。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周恩来》当中，提到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行动，周下令或默许，按上海地下工作的传统开展反屠杀活动。顾顺章的家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红队杀死的。死者包括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哥嫂以及几个亲戚，一共九人。他们当时大多在从事地下党的一些基层工作，没有叛变。同时被杀的还有当时在他们家里打麻将的三两个外人。

顾利群：“我自己的亲属九口人被当时的地下党的红队，就是顾顺章自己领导的人，反而被他们弄掉了，他们怎么弄掉的，不能开枪的，勒毙。这个也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勒毙过程当中，两个小孩，就是我跟堂弟顾益群。我三岁，我弟弟两岁。他们就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讲，两个小孩，你们想办法给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寄养吧。所以，当时把我送到吴淞不知道什么乡村里面去，把我弟弟送到松江。”

在告诉顾顺章他家人的死讯之后，王世德带领着顾顺章的妻弟张长庚以及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人员回到了上海。在法租界爱棠村11号一处空房的庭院里，挖出了深埋地下的9具尸体。当时的上海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称之为“爱棠村事件”。顾利群说，1979年，她的舅舅张长庚遇到了曾经的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洪扬生亲手杀死了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又把顾利群送到了乡下。

顾利群：“（张长庚）把（洪扬生）领到我家里来的。洪扬生讲的，周恩来当时，晓得把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两个孩子已经送到农村，但是周也叹息过，他从来不抽烟，但是问旁边人要了一根烟，抽了一半，他讲，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样评价我。我也不敢多问。他看见我，他首先就哭，老泪纵横。具体的细节，他不肯透露。因为他自己是，讲句不好听的话是个刽子手，也是其中之一了，他怎么好讲。”

对于顾顺章家人的被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叛变之后不久，为了在危急之中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红队痛下杀手。还有一种说法是，顾顺章的家人先是被控制了起来，几个月之后才被杀死。

文革奴颜婢膝

周恩来这个人很怪，有他的怪脾气，毛给他戴的帽子是“经验主义”。其实周是最合适当外交家的，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他不是没有脾气，而是很有脾气，并不是个完全随和的人。

我对周恩来就是惋惜。毛居高临下，那样欺负他。建国初期一次开会，突然停电，毛立即喊：恩来呢？恩来你去找蜡烛来。周恩来后来就是决心甘当小媳妇，因为他不愿意当刘少奇嘛。

我在庐山出事以后，总理非常生气，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搅到那伙人里去？因为他觉得毛还能听进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话，是他的一个可以通气的渠道吧。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的事情，周恩来不是完全不清醒的，比刘少奇要清醒。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就主动讲过要个人崇拜，庐山会议上又讲。

周恩来确实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难当的一个宰相，他只能做到那个样子。我对他是体谅的，是原谅的。

白帽后代

2014年11月24日，《绍兴晚报》刊登周恩来侄女周秉宜的文章《周恩来始祖迁浙新考》。文章称，周恩来曾自称祖上有伊斯兰血统。‘’‘作者考察《元史》，认为周氏迁浙江始祖，即是元朝元世祖时期陕西、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1210－1279）的孙子——周茂。

周茂乃西域回回人，是蒙古淮王伯颜的尚主（女婿），故改名伯颜察儿，即小伯颜之意。并不是周敦颐的子孙。

考证详情

文章称，1952年秋天，周恩来曾对卫士韩福裕说过：“我祖上的先人有伊斯兰血统，不知是哪一代。”（2009年4月14日作者采访韩福裕的记录）周恩来家庭族没有正式家谱，只有一份家族祭簿《周氏破塘祖茔祭簿》。

该簿立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其中记有“一代元泊府君，讳茂，字元泊。由进士官至左丞相，特进金紫光绿大夫，封沂国公，赠太师。配司马氏，继施氏，俱一品夫人。”“敕命载：沂国公讳茂，嫡母孙氏，左丞相女，封太夫人，系延祐二年封。”

文章称，作者据此考察《元史》，认为周氏迁浙江始祖周茂即是元朝元世祖时期陕西、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1210－1279）的孙子。周茂，“中书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奉元王，谥忠宪。”（《元史》·1卷125·列传12，赛典赤·赡思丁）

周茂在元世祖时期曾任陕西耀州知州，即“耀州达鲁花赤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元仁宗时期负责“云南，董领屯田事”；元仁宗时期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泰定帝时期进封太保，改任中书平章政事。元致和元年（1328）七月有，泰定帝去世，宫廷内发生政变，周茂被“流徙远州，并籍其家。”

周茂于流放期间，因年迈体弱和不堪精神打击而去世，其所葬之地，根据周恩来的六伯父周嵩尧著《周氏家训》所记，“葬台州宁海清溪寺山”，即今宁海县一市镇东岙村小学的后山。东岙村小学即当年的“清溪寺”。

文章称，由此可见，周茂流放之地应该就是宁海县。宁海县地处浙江沿海，自古以来就设有军队戌守海防，并设有一条驿道可通往浙江重镇宁波、台州。他从京城被赶出来，沿驿道一直南下，来到遥远的边境小县宁海，是为“流徙远洲”。

周茂流亡宁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小儿子周万当时正在宁波工作，任浙东庆元路“浙东道宣慰使司副使，佥都元帅府事”。周茂是来投奔他的小儿子的。

宁海清溪寺山又名双灯山，为北宋时期当地望族周氏人家的坟山。北宋时，以周弁为代表的几代周氏族人皆举进士，并“以仕显”（明崇祯五年《宁海县志》）。作为具有伊斯兰血统的前宰相，周茂去世后，应该经由他的小儿子周万出面协调，以“周茂”这一汉名，被允许安葬在清溪寺的后山周弁家族坟地。几百年过去了，周茂这一支人就这样成为汉民族的一员。

元顺帝后至元四年（1338）八月，周茂获平反，被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国柱，追封奉元王，谥忠宣。”（《元史》·本纪第39·顺帝二）

周茂的小儿子周万，字无叴。周万在元末，为避战乱而至绍兴柯岩镇（今柯岩风景区）。去世后与他的夫人钱氏“合葬豆姜”（周嵩尧《周氏家训》）。豆姜，今绍兴马山镇。元末明初，朱元璋的军队攻入绍兴，周茂的曾孙周庆携家人从郊区迁入绍兴城内，从此以周姓人家居住在会稽县达500年。

高雅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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