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人：修订间差异

第39行：

'''可惜弄巧成拙，之后这张相片成为反抗暴政的象征之后，有关阻挡坦克的影像便遭到中国共产党严格禁止播出，而在中国的电视媒体上就也没有再度播放相关内容。'''

==来龙去脉==

但是今年一篇署名逃兵《六月的逃兵》（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858）提供了不少细节。

逃兵当年“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89年6月5日上午，逃兵到北京饭店14楼，取录像带。

“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进去时，“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在14楼，“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

出门时，“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最后，逃兵分析：“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根据对现场的描述，笔者同意逃兵分析的前半部：作为戒严令下达半个月之后开始的屠城行动，中共对所有行动的细节，是有着周密的安排与计划的。北京饭店一是外国记者云集，二是可以直接俯瞰天安门广场；更不要说前几日在北京饭店门前的长安街上，已经发生过徒手军人与百姓冲突的场面。中共对北京饭店应该是严加防范的，甚至应该由多部门共同实施。不仅仅是“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关键是中共在精心设计的栽赃阴谋中，不可能在这个场合和这个问题上有丝毫的疏忽。所以，逃兵的一切所为，都是尽在中共情报人员的掌控之下的。

但笔者不同意逃兵分析的后半部。

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无论是公安警察，还是国安便衣，还是武警等，即逃兵所称的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无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但事实告诉我们：六四之后，北京抓捕了数千人，判刑上千人。据很多回忆，抓捕往往是地方派出所带路，由戒严部队实施。这一方面反映出派出所人员，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抓捕的执行不力，也反映出当局对他们的不够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对当局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进行有效的抵制。那么，在台风眼的北京饭店门口——如果说这是个精心策划的预谋，台风眼在这个时刻已经从广场纪念碑转移到了这里。无论这里是一打还是更多，无论他们是同属一个部门或是来自多部门，他们有可能在瞬间“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并达成共识吗？共和国在半个多世纪中，有过多少阳谋阴谋、栽赃诬陷，远至张国焘西路军、文革，近至六四、器官移植，有过反水的，但从未有过可与此事相佐的事例。

再看拍摄“坦克人”照片的经历：《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是把胶卷藏在厕所水箱里逃避过之后的搜查的；《玛格南》图片社Stuart Franklin，是将胶卷藏在茶叶中混过海关送到巴黎的；帮助《美联社》Jeff Widener送胶卷的人，是个留着长发，身穿肮脏的体恤、短裤和凉鞋的年轻人，Jeff Widener说：“Security would never suspect him of being a journalist.”（安全人员绝不会怀疑他是一名记者）。为什么唯独对逃兵网开一面？

如此看来，《六月的逃兵》恰好说明了：逃兵之所以能够安然出入北京饭店，应该是在一个预谋的计划中的必然。

首先，王维林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独行于这个社会的人，无论他是北京市民、北京学生或外地学生，还是马王堆考古人员，他都一定有身边了解他的人。这些人这么多年一致地封口无言，这是一个小概率。

其次，作为一场延续五十天，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运动；作为在6月5日作出如此壮举的王维林，应该不是刚刚抵达北京。那么，在广场绝食期间，在戒严后堵截军车的半个月中，在2日后的木樨地、新华门前、大会堂西侧路，以及广场等地，王维林没有在周围人们心中留下任何一丝印象的举动吗？除去前面说的身边了解他的人之外，北京每天街头上成百万人群中，就没有一个人在事后看到这段录像时，认出这个人曾经有过的行为表现吗？这又是一个小概率。

下面看看“坦克人”事件的整个过程：

当王维林出现在镜头中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长安街几乎到达中心的位置。坦克队列从第四辆往后，行驶在长安街南侧，东向四条行车道的右侧第二条慢行线上；而开道的指挥车正向左偏转。最后王维林和坦克对峙的位置，恰在长安街中心的双黄线上。坦克队列和王维林的站位关系从《路透社》Arthur Tsang Hin Wah的照片上看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如果坦克队列按原路线一直行驶，最后是王维林返回到长安街南侧机动车慢行线上，还是坦克队列就与王维林擦肩而过了。

再看拉走王维林的场面：第一个是来自路北的骑车人，然后是来自路北的两个黑衣人，再后是分别来自路北的一个白衣人和来自路南的两个白衣人（其中一个拖后，在短些的录像中没有出现）；而当他们接近路南人行道时，还有两组，分别是一个骑车一个步行，迎了上来；最后，在路南人行道墙边，还孤零零站着两个人。从王维林站在坦克前，到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历时86秒；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到一同离开，历时10秒。而这些人中，有六个穿着同样的白上衣、深色长裤，王维林也是。

这些人相互认识吗？如果不认识，怎么会在86秒中做出一致的决定，并做出如此默契的行为？如果认识，为什么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下面笔者将说明：长安街南侧几乎一直就没有抗议的人群。

更准确地说，王维林所站的路口，应该是南河沿路口西侧，而不是南池子路口。南池子路口对着公安部大门，在南河沿路口西大约300米。南池子大街南口有很多贫民居住的四合院，南河沿大街南口东侧是北京饭店，西侧是对外友协和欧美同学会，由于临近王府井大街，周边的开发使得这里很少四合院。这是六四期间在南池子路口发生激烈军民对抗，并有很多伤员被居民接到家中救助的原因之一。而长安街南侧，公安部占据了相对南池子到南河沿的宽度，向东，正义路和台基厂之间的宽度是北京市政府，再向南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居民院落。在六四期间，长安街这一段的南北两侧，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的，抗议的人群来源和人群退散的去向，都是长安街北侧而不是南侧。

'''到了6月5日，应该说在南池子路口和戒严部队对峙的抗议人群已经没有了。从《纽约时报》Terril Jones今年新公开的“坦克人”照片中可以看到：路北还存放着遗留的自行车，街上只有一个骑车人，而路南廖无一人。'''

十多个穿着相近的年轻人，之前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而且路南居多。在王维林站到坦克前之后86秒，做出一致的决定。然后分批次接近王维林，在10秒钟内说服了王维林；一部分人拥着王维林，一部分人在长安街南侧接应。而王维林是从路北还是路南出来的呢？笔者看到的录像都没有他走上长安街的镜头，但能看到的最前几步，他是从南向北走的。

对现场的分析，疑问有三点：

一是，坦克车队列为什么要迎向本没有处在行驶路线前方的王维林？

二是，在一个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发事件中，有十多人，迅速做了一致的决定，并实施了默契的行动。

三是，其中多数人，甚至包括王维林，来自长安街南侧，而不是北侧。

对“坦克人”事件产生的背景，如果大胆换个角度思考一下：

早在四二六社论发表之前，邓小平已经有了“三不怕”的讲话：不怕骂娘，不怕国际舆论，不怕流血。5月19日晚，李鹏宣布戒严，几个小时后部队就已经到达北京近郊，而清场却拖延了半个月。这一切无法解释为正常的部署过程。

6月2日到3日，木樨地的武警军车，新华门前等地装满没有子弹的武器的大轿车，大会堂西侧路的军民冲突，徒手徒步进城的部队……显然是试图为屠杀制造借口。

屠城过程中军队自动放弃的车辆，流血之后焚烧的军车列，以及很可疑的残害落单军人——鲜血激怒的人群很容易被煽动起仇恨的过激行为，而日后的审判中只有“打砸抢烧”者归案，却没有任何一个残害军人的凶手。连提供打火机的路人都被记录和追捕到案，而这两起如此严重的犯罪却没有抓到疑凶。

惯于在阳谋阴谋之间游走的中共，在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以上这一切之后，再挖空心思地试图导演点什么，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6月5日，尽管京城各处还有零星的枪杀，但应该说局势是稳定的，一切已经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了。“坦克人”事件发生在5日而不是4日，这其中也许是有奥妙的。到了5日，还有什么必要让一列多达数十辆坦克在长安街上行进呢？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说至少有二十辆，这可以从照片中得到证实，而且照片中坦克队列见首不见尾。同时，时间选择得恰好给云集外国记者的北京饭店提供了最适合的拍摄光线。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如果这时，有“坦克人”这样一个场面，并能送到境外的媒体上，不是“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吗？整个六四期间，西方各媒体曾经传出数百小时的录像资料，唯独这不到两分钟的片段被截获，并立即被中国媒体大肆宣传。这也是个小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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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弄巧成拙，之后这张相片成为反抗暴政的象征之后，有关阻挡坦克的影像便遭到中国共产党严格禁止播出，而在中国的电视媒体上就也没有再度播放相关内容。'''
+==来龙去脉==
+但是今年一篇署名逃兵《六月的逃兵》（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858）提供了不少细节。
+逃兵当年“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89年6月5日上午，逃兵到北京饭店14楼，取录像带。
+“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进去时，“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在14楼，“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
+出门时，“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最后，逃兵分析：“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根据对现场的描述，笔者同意逃兵分析的前半部：作为戒严令下达半个月之后开始的屠城行动，中共对所有行动的细节，是有着周密的安排与计划的。北京饭店一是外国记者云集，二是可以直接俯瞰天安门广场；更不要说前几日在北京饭店门前的长安街上，已经发生过徒手军人与百姓冲突的场面。中共对北京饭店应该是严加防范的，甚至应该由多部门共同实施。不仅仅是“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关键是中共在精心设计的栽赃阴谋中，不可能在这个场合和这个问题上有丝毫的疏忽。所以，逃兵的一切所为，都是尽在中共情报人员的掌控之下的。
+但笔者不同意逃兵分析的后半部。
+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无论是公安警察，还是国安便衣，还是武警等，即逃兵所称的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无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但事实告诉我们：六四之后，北京抓捕了数千人，判刑上千人。据很多回忆，抓捕往往是地方派出所带路，由戒严部队实施。这一方面反映出派出所人员，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抓捕的执行不力，也反映出当局对他们的不够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对当局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进行有效的抵制。那么，在台风眼的北京饭店门口——如果说这是个精心策划的预谋，台风眼在这个时刻已经从广场纪念碑转移到了这里。无论这里是一打还是更多，无论他们是同属一个部门或是来自多部门，他们有可能在瞬间“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并达成共识吗？共和国在半个多世纪中，有过多少阳谋阴谋、栽赃诬陷，远至张国焘西路军、文革，近至六四、器官移植，有过反水的，但从未有过可与此事相佐的事例。
+再看拍摄“坦克人”照片的经历：《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是把胶卷藏在厕所水箱里逃避过之后的搜查的；《玛格南》图片社Stuart Franklin，是将胶卷藏在茶叶中混过海关送到巴黎的；帮助《美联社》Jeff Widener送胶卷的人，是个留着长发，身穿肮脏的体恤、短裤和凉鞋的年轻人，Jeff Widener说：“Security would never suspect him of being a journalist.”（安全人员绝不会怀疑他是一名记者）。为什么唯独对逃兵网开一面？
+如此看来，《六月的逃兵》恰好说明了：逃兵之所以能够安然出入北京饭店，应该是在一个预谋的计划中的必然。
+首先，王维林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独行于这个社会的人，无论他是北京市民、北京学生或外地学生，还是马王堆考古人员，他都一定有身边了解他的人。这些人这么多年一致地封口无言，这是一个小概率。
+其次，作为一场延续五十天，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运动；作为在6月5日作出如此壮举的王维林，应该不是刚刚抵达北京。那么，在广场绝食期间，在戒严后堵截军车的半个月中，在2日后的木樨地、新华门前、大会堂西侧路，以及广场等地，王维林没有在周围人们心中留下任何一丝印象的举动吗？除去前面说的身边了解他的人之外，北京每天街头上成百万人群中，就没有一个人在事后看到这段录像时，认出这个人曾经有过的行为表现吗？这又是一个小概率。
+下面看看“坦克人”事件的整个过程：
+当王维林出现在镜头中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长安街几乎到达中心的位置。坦克队列从第四辆往后，行驶在长安街南侧，东向四条行车道的右侧第二条慢行线上；而开道的指挥车正向左偏转。最后王维林和坦克对峙的位置，恰在长安街中心的双黄线上。坦克队列和王维林的站位关系从《路透社》Arthur Tsang Hin Wah的照片上看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如果坦克队列按原路线一直行驶，最后是王维林返回到长安街南侧机动车慢行线上，还是坦克队列就与王维林擦肩而过了。
+再看拉走王维林的场面：第一个是来自路北的骑车人，然后是来自路北的两个黑衣人，再后是分别来自路北的一个白衣人和来自路南的两个白衣人（其中一个拖后，在短些的录像中没有出现）；而当他们接近路南人行道时，还有两组，分别是一个骑车一个步行，迎了上来；最后，在路南人行道墙边，还孤零零站着两个人。从王维林站在坦克前，到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历时86秒；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到一同离开，历时10秒。而这些人中，有六个穿着同样的白上衣、深色长裤，王维林也是。
+这些人相互认识吗？如果不认识，怎么会在86秒中做出一致的决定，并做出如此默契的行为？如果认识，为什么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下面笔者将说明：长安街南侧几乎一直就没有抗议的人群。
+更准确地说，王维林所站的路口，应该是南河沿路口西侧，而不是南池子路口。南池子路口对着公安部大门，在南河沿路口西大约300米。南池子大街南口有很多贫民居住的四合院，南河沿大街南口东侧是北京饭店，西侧是对外友协和欧美同学会，由于临近王府井大街，周边的开发使得这里很少四合院。这是六四期间在南池子路口发生激烈军民对抗，并有很多伤员被居民接到家中救助的原因之一。而长安街南侧，公安部占据了相对南池子到南河沿的宽度，向东，正义路和台基厂之间的宽度是北京市政府，再向南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居民院落。在六四期间，长安街这一段的南北两侧，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的，抗议的人群来源和人群退散的去向，都是长安街北侧而不是南侧。
+ '''到了6月5日，应该说在南池子路口和戒严部队对峙的抗议人群已经没有了。从《纽约时报》Terril Jones今年新公开的“坦克人”照片中可以看到：路北还存放着遗留的自行车，街上只有一个骑车人，而路南廖无一人。'''
+十多个穿着相近的年轻人，之前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而且路南居多。在王维林站到坦克前之后86秒，做出一致的决定。然后分批次接近王维林，在10秒钟内说服了王维林；一部分人拥着王维林，一部分人在长安街南侧接应。而王维林是从路北还是路南出来的呢？笔者看到的录像都没有他走上长安街的镜头，但能看到的最前几步，他是从南向北走的。
+对现场的分析，疑问有三点：
+一是，坦克车队列为什么要迎向本没有处在行驶路线前方的王维林？
+二是，在一个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发事件中，有十多人，迅速做了一致的决定，并实施了默契的行动。
+三是，其中多数人，甚至包括王维林，来自长安街南侧，而不是北侧。
+对“坦克人”事件产生的背景，如果大胆换个角度思考一下：
+早在四二六社论发表之前，邓小平已经有了“三不怕”的讲话：不怕骂娘，不怕国际舆论，不怕流血。5月19日晚，李鹏宣布戒严，几个小时后部队就已经到达北京近郊，而清场却拖延了半个月。这一切无法解释为正常的部署过程。
+月2日到3日，木樨地的武警军车，新华门前等地装满没有子弹的武器的大轿车，大会堂西侧路的军民冲突，徒手徒步进城的部队……显然是试图为屠杀制造借口。
+屠城过程中军队自动放弃的车辆，流血之后焚烧的军车列，以及很可疑的残害落单军人——鲜血激怒的人群很容易被煽动起仇恨的过激行为，而日后的审判中只有“打砸抢烧”者归案，却没有任何一个残害军人的凶手。连提供打火机的路人都被记录和追捕到案，而这两起如此严重的犯罪却没有抓到疑凶。
+惯于在阳谋阴谋之间游走的中共，在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以上这一切之后，再挖空心思地试图导演点什么，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月5日，尽管京城各处还有零星的枪杀，但应该说局势是稳定的，一切已经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了。“坦克人”事件发生在5日而不是4日，这其中也许是有奥妙的。到了5日，还有什么必要让一列多达数十辆坦克在长安街上行进呢？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说至少有二十辆，这可以从照片中得到证实，而且照片中坦克队列见首不见尾。同时，时间选择得恰好给云集外国记者的北京饭店提供了最适合的拍摄光线。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如果这时，有“坦克人”这样一个场面，并能送到境外的媒体上，不是“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吗？整个六四期间，西方各媒体曾经传出数百小时的录像资料，唯独这不到两分钟的片段被截获，并立即被中国媒体大肆宣传。这也是个小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