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健身：修订间差异

第217行：

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上海市作家协会将傅雷划为“右派分子”。上海市长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则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逢周扬赴上海听取意见，柯庆施同意了周而复、周扬的意见，事后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派柯灵通知傅雷该消息。但正当傅雷做了检讨，准备放下包袱时，柯庆施却变卦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

1958年12月，在波兰留学的傅雷长子傅聪离开波兰，没有回到中国大陆，而是移居英国伦敦，当时中国大陆视之为叛逃。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共产党政治迫害，被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中正旧画报）。9月3日上午

1958年12月，在波兰留学的傅雷长子傅聪离开波兰，没有回到中国大陆，而是移居英国伦敦，当时中国大陆视之为叛逃。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共产党政治迫害，被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中正旧画报）。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终年58岁。

当然，对于这种迫真爱的教育自己孩子的死妈废物，笔者对其死亡的评价是观狗咬狗其乐无穷，好似开香槟。

==== 林昭，1968.4.29 ====

1957年一个夏夜，因张元勋贴出北平第一张大字报，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马路上，展开了一场以讨伐为目的的争论。此时，林昭站上桌子，支持被批判的同学张元勋。在她被问道是谁，为何参与此事时，她大义凛然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此情此景不禁让笔者联想到乡人的“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但后面的历史证明，[[支那]]连在教科书中被作为“鄙”的代表的鲁庄公之流也不剩几位了。

在此之后，林昭被划为右派分子。她当时作为CCP的拥护者，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尝试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被抢救后，她发表言论，声称绝不认罪，作为北大唯一不愿认罪的“右派”学生，受到双加的批斗。

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数据室。她因心情郁悒，咯血病重。到1960年春天，经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准假，由她母亲许宪民到北京接她回上海治病。在上海，她与其他“右派”学生编辑了一本名为“星火”的油印刊物，发表他们针砭时弊的文章。1960年10月，该行人以“反革命小集团”之名被捕。林昭父亲在她被捕一月时服药自杀身亡。

1962年春夏之交，林昭被允许保外就医。在就医期间，她索要多床白被单用于写血书。她以绝食、写血书、诗歌、记日记、呼喊口号、蔑视法庭等方式，表示抗争与不服，并遭到了CCP的酷刑折磨。她曾经对同监的女难友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绝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1962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在信中她自称是右派群体的一份子，对反右斗争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并谴责政府镇压反革命。她说“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1962年9月，林昭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是月，在上海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文件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并在狱中进行一系列抗争。1965年5月31日，在二审后，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有期徒刑改为死刑的判决书，当日执行。公审大会上，林昭口塞橡皮塞子，颈系塑料绳子，以防止其发表反动言论。她被踢跪下，于三枪后死亡，尸体被拖入吉普车。她留下血书：“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在林昭死后，她母亲逐渐精神失常，半年后死于上海街头。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红卫兵殴打致死。

在林昭的长篇通讯里，她曾写道：“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

现在是2023年4月29日。今夕何夕。

==== 田汉，1968.12.10 ====

在早些年的反右运动中，田汉已遭受批判。之后的反右扩大化中，田也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多次遭到批判。直到1961年，他还在《文艺报》文章中委婉提出，文艺作品不能只歌功颂德，“绝不能认为新社会不经任何阵痛就能在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大陆诞生下来”。

1963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已经开始每日批判田汉。此时，江青突然召见田汉，要求他把《红色娘子军》改成京戏。在天天接受批判、写检查之余，他七易其稿，却都在送交江青审查时被退回来重写，终究没能完成。这次无果的戏剧创作，成为文革中田汉的罪状之一：不听首长招呼，抵抗样板戏，是现行反革命。

田汉的文艺思想与江青推崇的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背道而驰，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重要原因。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个月后，人民日报上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将三部剧作，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与《海瑞罢官》并列，称“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1966年2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田汉的<谢瑶环>是一颗大毒草》一文，指责田汉在剧中提到“载舟之水要覆舟”，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已经‘变成’和人民对立、不能代表人民的政权”，而谢瑶环要“为民请命”，放到当时就是田汉要“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随着516通知的下发，健身活动白热化。1966年7月，田汉与文化部门的许多官员一起，以“牛鬼蛇神”身份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在学院中，他仍在日记中对社会主义的教育歌功颂德，不知是真心还是明哲保身之计。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合作态度并未换来“错误”的洗刷。回到原单位接受批斗的田汉，遭受了红卫兵的重重暴力。

1966年年底，田汉在人民日报上已经成了“反党分子”和“叛徒”。12月6日的人民日报花了一整版批判田汉，其中一篇文章甚至搬出了早已作古的鲁迅，标题就叫《鲁迅怒斥叛徒田汉》。该文章搬出田汉在国民党监狱中保释的事迹，批判其为无骨气的“大叛徒”。

此后，被定性为敌人的田汉，不仅政治生命被判处死刑，文艺生命也面临终结。《关汉卿》、《丽人行》……田汉的创作，统统成了“文艺黑线”的铁证。1967年2月17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二次牢狱之灾——前一次是KMT，这一次是CCP。在秦城监狱中，有糖尿病的田汉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受尽折磨。1968年12月10日，田汉因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并发，在禁闭室里死去。直至去世的那一天，田汉母亲也没有见到儿子的面。军方只派人通知了他的儿子田大畏：“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他连骨灰也没有领回。

海瑞罢官中，是有那么一句话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此情此景，笔者不禁想到白居易写过的另一首诗：“北邙未省留闲地，东海何曾有定波。”

==== 梁思成，1972.1.9 ====

自1955年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了对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批判。

1966年9月中旬，梁思成家的房门被红卫兵砸开，收缴其家中西餐具全套刀叉共36件，认为其在家中藏匿刀叉的行为是想要谋反暴动，搞革命政变，未被给予解释机会。稍后，两位红卫兵在林徽因(梁思成前妻)房中搜出一把刻有“蒋中正赠”的短剑，并将其和刀叉作为反革命物证带走，梁家此后被打为反革命遭受批斗。事实上，这把短剑是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于空军航空学校毕业时，校方以“名誉校长”蒋介石的名义颁发的用于礼服上的佩剑，当时凡蒋介石担任校长或名誉校长的军事院校，学员在毕业时都可得到一把精制的镌刻“蒋中正赠”的佩剑。

1968年11月7日，梁思成在遭受长期的折磨、摧残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急需入院救治。经林洙(其第二任妻子)多次向有关方面写信请求，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梁被造反派放出，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复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造反派批斗。此时梁思成身体已虚弱得不能站立和走动，经学校革委会正、副主任特批，每次召开“斗鬼会”，学校便派人把梁思成从家中抬出来，放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斗。斗完后，再用这辆最破的小推车像耍猴一样送回家中。而每次回家，梁思成都像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经过日复一日的折磨，梁思成已被斗得奄奄一息，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但按清华革委会规定，在治疗期间必须继续写检查，交代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梁思成已失去了握笔的能力，只得由夫人林洙代劳，但往往又被以“假检查，真反扑”为由一次次退回重写。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梁在人生前60年鲜少涉足政治，一生热爱匪共，直至将死时还在为匪共的长征成就作赞，却还是沦为了“敢将日月换新天”的所谓革命精神的刀下魂，实在令人扼腕。当秋风掠过清华园的土丘时，它大抵是为这位无人敢立碑的[[支那]]建筑鼻祖而哀的吧。

== 经济笋丝 ==

== 评价 ==

根据匪共官方的说法，健身是在社会主义路线探索中的一点小小曲折，而探索的曲折必然建立在愚昧之上。这种愚昧势必不是匪共所言“某反革命集团”的——几个人的力量无法在一个稳定的专制体系下兴风作浪，他们的行为很可能是得到官方支持的，退一步说，也是得到默许的。在纳粹统治期间，人民陷入了盲目的爱国狂潮，在这种狂潮的裹挟下残害他人性命而并不认为自己有罪，此为“平庸之恶”。健身期间大抵也是如此。

对健身期间的杀人者做分析，不难发现其要么为[[赵家人|红色江山的直接受益者]]，要么为[[小粉红|被阶级斗争理论洗脑的普通公民]]。历史上来看，大部分大复活均为种族灭绝，而[[支那]]的这场健身是一种阶级灭绝。按照马克思与许多左派的理论，阶级是一种始终存在的概念，但在CCP的专制政权下，阶级是一个人为构筑用来打倒异见者的政治建构。被划分入“阶级敌人”的人(乃至他们的子女)是被剥夺基本人权的(不过贵支好像也没给过罪犯什么基本人权)，在群众广泛接受这一概念后，对于其的折磨甚至于复活是可以被正当化的。

在[[毛泽东|腊肉]]执政期间，其始终宣扬[[支那]]处于战争状态，常见的例子有“枪杆子里出政权”，KMT要“反攻大陆”等。这种战争思维在很早就植入了[[支那]]人的语言体系，例如学生上课迟到时喊报告，用“纸上谈兵”等词语修饰事件等。在毛执政以后，这样的话语更加频繁，加强了[[支那]]老百姓的战争思维，同时也借用这种战争思维来移除法律和道德的限制。事实上，让举国上下人民为之同仇敌忾的“阶级敌人”，“资本主义者”不过是一个不存在的靶子罢了。

健身期间，国家机器对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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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上海市作家协会将傅雷划为“右派分子”。上海市长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则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逢周扬赴上海听取意见，柯庆施同意了周而复、周扬的意见，事后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派柯灵通知傅雷该消息。但正当傅雷做了检讨，准备放下包袱时，柯庆施却变卦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
-年12月，在波兰留学的傅雷长子傅聪离开波兰，没有回到中国大陆，而是移居英国伦敦，当时中国大陆视之为叛逃。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共产党政治迫害，被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中正旧画报）。9月3日上午
+年12月，在波兰留学的傅雷长子傅聪离开波兰，没有回到中国大陆，而是移居英国伦敦，当时中国大陆视之为叛逃。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共产党政治迫害，被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中正旧画报）。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终年58岁。
+当然，对于这种迫真爱的教育自己孩子的死妈废物，笔者对其死亡的评价是观狗咬狗其乐无穷，好似开香槟。
+==== 林昭，1968.4.29 ====
+年一个夏夜，因张元勋贴出北平第一张大字报，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马路上，展开了一场以讨伐为目的的争论。此时，林昭站上桌子，支持被批判的同学张元勋。在她被问道是谁，为何参与此事时，她大义凛然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此情此景不禁让笔者联想到乡人的“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但后面的历史证明，[[支那]]连在教科书中被作为“鄙”的代表的鲁庄公之流也不剩几位了。
+在此之后，林昭被划为右派分子。她当时作为CCP的拥护者，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尝试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被抢救后，她发表言论，声称绝不认罪，作为北大唯一不愿认罪的“右派”学生，受到双加的批斗。
+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数据室。她因心情郁悒，咯血病重。到1960年春天，经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准假，由她母亲许宪民到北京接她回上海治病。在上海，她与其他“右派”学生编辑了一本名为“星火”的油印刊物，发表他们针砭时弊的文章。1960年10月，该行人以“反革命小集团”之名被捕。林昭父亲在她被捕一月时服药自杀身亡。
+年春夏之交，林昭被允许保外就医。在就医期间，她索要多床白被单用于写血书。她以绝食、写血书、诗歌、记日记、呼喊口号、蔑视法庭等方式，表示抗争与不服，并遭到了CCP的酷刑折磨。她曾经对同监的女难友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绝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1962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在信中她自称是右派群体的一份子，对反右斗争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并谴责政府镇压反革命。她说“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1962年9月，林昭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是月，在上海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文件带到海外发表。
+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并在狱中进行一系列抗争。1965年5月31日，在二审后，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有期徒刑改为死刑的判决书，当日执行。公审大会上，林昭口塞橡皮塞子，颈系塑料绳子，以防止其发表反动言论。她被踢跪下，于三枪后死亡，尸体被拖入吉普车。她留下血书：“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在林昭死后，她母亲逐渐精神失常，半年后死于上海街头。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红卫兵殴打致死。
+在林昭的长篇通讯里，她曾写道：“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
+现在是2023年4月29日。今夕何夕。
+==== 田汉，1968.12.10 ====
+在早些年的反右运动中，田汉已遭受批判。之后的反右扩大化中，田也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多次遭到批判。直到1961年，他还在《文艺报》文章中委婉提出，文艺作品不能只歌功颂德，“绝不能认为新社会不经任何阵痛就能在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大陆诞生下来”。
+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已经开始每日批判田汉。此时，江青突然召见田汉，要求他把《红色娘子军》改成京戏。在天天接受批判、写检查之余，他七易其稿，却都在送交江青审查时被退回来重写，终究没能完成。这次无果的戏剧创作，成为文革中田汉的罪状之一：不听首长招呼，抵抗样板戏，是现行反革命。
+田汉的文艺思想与江青推崇的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背道而驰，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重要原因。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个月后，人民日报上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将三部剧作，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与《海瑞罢官》并列，称“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年2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田汉的<谢瑶环>是一颗大毒草》一文，指责田汉在剧中提到“载舟之水要覆舟”，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已经‘变成’和人民对立、不能代表人民的政权”，而谢瑶环要“为民请命”，放到当时就是田汉要“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随着516通知的下发，健身活动白热化。1966年7月，田汉与文化部门的许多官员一起，以“牛鬼蛇神”身份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在学院中，他仍在日记中对社会主义的教育歌功颂德，不知是真心还是明哲保身之计。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合作态度并未换来“错误”的洗刷。回到原单位接受批斗的田汉，遭受了红卫兵的重重暴力。
+年年底，田汉在人民日报上已经成了“反党分子”和“叛徒”。12月6日的人民日报花了一整版批判田汉，其中一篇文章甚至搬出了早已作古的鲁迅，标题就叫《鲁迅怒斥叛徒田汉》。该文章搬出田汉在国民党监狱中保释的事迹，批判其为无骨气的“大叛徒”。
+此后，被定性为敌人的田汉，不仅政治生命被判处死刑，文艺生命也面临终结。《关汉卿》、《丽人行》……田汉的创作，统统成了“文艺黑线”的铁证。1967年2月17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二次牢狱之灾——前一次是KMT，这一次是CCP。在秦城监狱中，有糖尿病的田汉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受尽折磨。1968年12月10日，田汉因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并发，在禁闭室里死去。直至去世的那一天，田汉母亲也没有见到儿子的面。军方只派人通知了他的儿子田大畏：“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他连骨灰也没有领回。
+海瑞罢官中，是有那么一句话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此情此景，笔者不禁想到白居易写过的另一首诗：“北邙未省留闲地，东海何曾有定波。”
+==== 梁思成，1972.1.9 ====
+自1955年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了对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批判。
+年9月中旬，梁思成家的房门被红卫兵砸开，收缴其家中西餐具全套刀叉共36件，认为其在家中藏匿刀叉的行为是想要谋反暴动，搞革命政变，未被给予解释机会。稍后，两位红卫兵在林徽因(梁思成前妻)房中搜出一把刻有“蒋中正赠”的短剑，并将其和刀叉作为反革命物证带走，梁家此后被打为反革命遭受批斗。事实上，这把短剑是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于空军航空学校毕业时，校方以“名誉校长”蒋介石的名义颁发的用于礼服上的佩剑，当时凡蒋介石担任校长或名誉校长的军事院校，学员在毕业时都可得到一把精制的镌刻“蒋中正赠”的佩剑。
+年11月7日，梁思成在遭受长期的折磨、摧残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急需入院救治。经林洙(其第二任妻子)多次向有关方面写信请求，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梁被造反派放出，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复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造反派批斗。此时梁思成身体已虚弱得不能站立和走动，经学校革委会正、副主任特批，每次召开“斗鬼会”，学校便派人把梁思成从家中抬出来，放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斗。斗完后，再用这辆最破的小推车像耍猴一样送回家中。而每次回家，梁思成都像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经过日复一日的折磨，梁思成已被斗得奄奄一息，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但按清华革委会规定，在治疗期间必须继续写检查，交代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梁思成已失去了握笔的能力，只得由夫人林洙代劳，但往往又被以“假检查，真反扑”为由一次次退回重写。
+年1月9日，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梁在人生前60年鲜少涉足政治，一生热爱匪共，直至将死时还在为匪共的长征成就作赞，却还是沦为了“敢将日月换新天”的所谓革命精神的刀下魂，实在令人扼腕。当秋风掠过清华园的土丘时，它大抵是为这位无人敢立碑的[[支那]]建筑鼻祖而哀的吧。
+== 经济笋丝 ==
+== 评价 ==
+根据匪共官方的说法，健身是在社会主义路线探索中的一点小小曲折，而探索的曲折必然建立在愚昧之上。这种愚昧势必不是匪共所言“某反革命集团”的——几个人的力量无法在一个稳定的专制体系下兴风作浪，他们的行为很可能是得到官方支持的，退一步说，也是得到默许的。在纳粹统治期间，人民陷入了盲目的爱国狂潮，在这种狂潮的裹挟下残害他人性命而并不认为自己有罪，此为“平庸之恶”。健身期间大抵也是如此。
+对健身期间的杀人者做分析，不难发现其要么为[[赵家人|红色江山的直接受益者]]，要么为[[小粉红|被阶级斗争理论洗脑的普通公民]]。历史上来看，大部分大复活均为种族灭绝，而[[支那]]的这场健身是一种阶级灭绝。按照马克思与许多左派的理论，阶级是一种始终存在的概念，但在CCP的专制政权下，阶级是一个人为构筑用来打倒异见者的政治建构。被划分入“阶级敌人”的人(乃至他们的子女)是被剥夺基本人权的(不过贵支好像也没给过罪犯什么基本人权)，在群众广泛接受这一概念后，对于其的折磨甚至于复活是可以被正当化的。
+在[[毛泽东|腊肉]]执政期间，其始终宣扬[[支那]]处于战争状态，常见的例子有“枪杆子里出政权”，KMT要“反攻大陆”等。这种战争思维在很早就植入了[[支那]]人的语言体系，例如学生上课迟到时喊报告，用“纸上谈兵”等词语修饰事件等。在毛执政以后，这样的话语更加频繁，加强了[[支那]]老百姓的战争思维，同时也借用这种战争思维来移除法律和道德的限制。事实上，让举国上下人民为之同仇敌忾的“阶级敌人”，“资本主义者”不过是一个不存在的靶子罢了。
+健身期间，国家机器对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