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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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1893.12.26-1976.9.9），真實身高174CM，血型B，一生四位正妻：羅氏（原配，後被其父毛順生霸佔，早亡）、楊開慧、賀子珍、江青，和諸位臘二代一樣，均下場悽慘。至於情婦，無可計數。
簡評
對毛這個人，我已經寫過很多文章了。我怎麼給他當的秘書，以前也講過了。剛解放不久，毛澤東邀請周士釗一些舊人去北京，回到湖南以後，周跟我談了見毛的一些情況。毛邀他在中南海里划船，向他吟了一首詩，具體哪一首現在記不起了，反正表達的意思是：我現在像皇帝一樣在中南海里邀我的臣子一同划船吧，那樣一種心態。那時我就多少有了些了解：毛把自己當作皇帝。我的好朋友黎澍一直在白區工作，沒有去過延安。他一到北京，看到毛他們住進了中南海，就對我說：「這不是太平天國嗎？」但是「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個話，毛那個時候還沒有說出來。誰都不能惹他，按皇帝的思想辦事情，這點我很清楚。所以由於這種原因，我研究他早年，總是想把這個人徹底搞清楚。毛這個人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屬於一種很極端的個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比如，他和楊開慧結婚前施行試婚（李淑一告訴我的），那是「五四」運動以後的一種新潮。別人誰敢呢？他住在船山學社，那個地方是老房子，隔牆都是板壁，有縫，有的地方隔壁房間是能看得到的，講話也聽得清清楚楚。他和楊開慧沒有正式宣佈結婚，就住在那裏試婚。住在那裏的其他人就攆他們走，因為呆不住了，才搬到清水塘去了。可是毛一上井岡山就跟賀子珍在一起了。楊開慧帶着三個孩子，留在長沙，毛領着部隊兩次打長沙路過，都不把楊開慧和孩子接出來。後來何健把楊開慧抓起來，湖南解放後易禮容告訴我，楊開慧被綁在人力車裏拉去殺頭，一路大喊：「我不要死啊！我不要死啊！」她還有三個孩子啊，怎麼能放下！前些年湖南修復毛的故居，發現了楊開慧藏在房頂夾縫內的日記，楊的日記里寫毛連自己的堂妹都干，說毛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
我研究他的早年，就覺得這個人的性格是極其特殊的，極其敢做敢為，敢冒天下之大不諱。這一點，從革命來講，那當然沒有問題。他跟蔣介石幹了那麼久，沒有這種性格的人領導，共產黨不可能勝利。
談延安搶救運動的時候，我提到過「唐縱日記」，這裏可以再講詳細一點。我一九四九年到湖南以後，湖南的公安廳有個副廳長叫夏印，他好像也在延安保安處待過，認識我，告訴我有一套《唐縱日記》。不曉得唐縱為什麼沒有把它帶到台灣，可能行李重了不方便？還是怎麼樣，把這套東西放在他的一個好朋友家裏，長沙解放後就被我們公安系統得到了。唐縱是什麼人呢？湖南人，戴笠的二把手，不像戴笠那麼有名，但是湖南人都知道他，是黃埔的。抗戰期間是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的組長，這個組就是負責特務、情報工作的。國民黨從大陸撤到台灣去了以後，唐縱大概當過公安部長、警察部長什麼的，是軍人進入行政系統唯一的一個，是蔣介石非常信任的人。夏印問我要不要看唐縱日記，大概他翻了一下，知道我喜歡這類東西，就馬上告訴我了。我說：你趕緊拿來。拿來以後，我細細地翻，就翻到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寫着：「現在延安的情況很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真是大吃一驚！這個時候，我才真正地確信：延安根本沒有特務。在此之前，儘管認為抓的人大多數都是好人，但是要說一個特務也沒有，絕對不是這麼想的，還是認為這麼多人，總會有個把特務吧？幸虧看到了唐縱日記，否則我們這些人中間到底是否真有特務，永遠是一個謎。看了唐縱的日記，我才知道我們這個黨糟糕透了，說是「特務如麻」，其實我們中間就沒有特務，一個都沒有！但是為什麼還要那麼搞呢？當然那個時候，我也沒有像後來寫毛的晚年的時候那麼系統地想，但是觸動太大了！所以後來對於三反、五反，特別是反胡風，一開始我就不同意，胡風怎麼可能是反革命呢？無非是有點意見嘛。開除我的黨籍的時候，那十多條罪狀裏面就有這一條，說我是反對反胡風運動的。「反右」嘛，那是任務，勉強應付了一下。大躍進呢，我是很清醒的，這以前都講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對於毛整人，我始終是打問號的，始終是反感的。我把《唐縱日記》全部翻完以後，重要的地方用紅筆打了勾勾，讓柳思（他原來是長沙地下黨在《中央日報》工作的人，新湖南報社成立的時候他是比較負責的，比李冰封他們的地位要高一點，後來離開報社到出版單位去了，所以反右派的時候好像沒有他，他對我一直非常好。）把我用紅筆打了勾的地方全部幫我抄下來，抄了很厚的一本，把要害的東西都抄下來了。唐縱的日記里還夾了一些蔣介石寫給他的小紙條條，我也讓柳思抄了下來。蔣介石的字寫得規規矩矩，小楷、很端正。那些小紙條呀，我一點不誇張，上面就是他的指示，講事情該怎麼辦，下面是「中正」兩個字。
丁東：都在唐縱的日記本裏面夾着哪？
李：是蔣介石批給唐縱，讓他辦事情的條子，他都留着，夾在他的日記本裏面。我還留了兩個條子，放在柳思抄得的本本裏面，非常珍貴的東西。日記抄完之後，就交還給長沙公安局了。柳思的手抄本，我到北京的時候帶上了。我不是跟你講過，我和田家英第一次見面，把我的很多書都給他了嗎？不是老子要洗手不幹了嗎？那次，我就告訴了他這件事情，但是那句話我沒有告訴他。田家英馬上就告訴了尚昆，因為尚昆那時是管情報工作的領導。田家英後來就把我那個本子要去轉給了尚昆，因為尚昆要看。大概尚昆看完了以後對湖南講：《唐縱日記》全部拿來，這個東西到了尚昆手上之後，可能就轉到公安部系統去了。八十年代以後，不是群眾出版社出版了嗎？群眾出版社是公安部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唐縱日記》朱正看得比較詳細，我沒有細看，他告訴我刪節得很厲害，很不像樣子。太可惜了。現在也不知道柳思幫我抄的那個原件在哪裏了，是在尚昆的遺物裏面？還是收進哪個部門的檔案了？我那個時候搞水電，哪還管這些事情，所以從來也沒有想到要要回來。《唐縱日記》裏面，也寫了蔣介石的家庭生活，與宋美齡的關係也略微提到了一點，主要是談蔣介石的辦公習慣等等。看了《唐縱日記》以後，我除開知道我們黨內自己亂來以外，還了解了一些蔣介石這個人，蔣介石辦一些事情，是相當合情合理的。唐縱到蔣介石家裏去匯報，看見蔣介石是單獨吃飯，匯報完工作，蔣介石有時候留他吃飯，四菜一湯，非常簡單、儉樸。蔣介石不抽煙、不喝茶，喝白開水，生活非常嚴謹。而且從唐縱同蔣介 石的談話中可以看出，蔣介石是一個很通人情的人，但是有很多規矩。看過《唐縱日記》後，我對蔣介石的看法與過去有所不同，過去認為他是軍閥，是張牙舞爪的人。所以，《唐縱日記》對我認識上「左」的問題，起了一個質的變化，自己後來在工作中，有意識地能夠抵制一點就抵制一點。 蔣介石在宋美齡的影響下，後來成了基督徒，有所為，有所不為。毛澤東則是他自己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什麼事情都敢幹，「大躍進」死了那麼多人，都無所謂，任性到了極點。把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放在眼裏，隨心所欲。換了任何一個人當家，劉少奇也好、周恩來也好、林彪也好，都不會搞到後來文革那樣不可收拾的局面。 關於毛，我問過黃克誠，應該說他在蘇維埃前期還是不錯的，井岡山、五次反圍剿。但是反圍剿仗打得好，應該說還有情報的功勞，項南的父親那時候在國民黨里，就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軍事情報，決定長征，也是他送了情報。延安保衛戰，有熊向暉、陳忠經、崔建的功勞，他們三個人是胡宗南的部屬，熊向暉是最內層的機要秘書，對胡宗南的行動瞭如指掌。但是這些東西我們都不寫，似乎一切都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功勞。蕭克的回憶錄裏面就提到了毛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其實都是原來地方上的人創造出來的，並不是毛搞的。我就跟黃克誠閒談，問他：毛在蘇區工作做得那麼好，仗也打得好，為什麼博古他們來了以後，一下子就能把他的權奪了，而沒有人站出來維護他呢？黃老說有兩條，一個是毛任人為親，他喜歡李韶九，那個傢伙很壞，打AB團，殺了不少人；再就是毛的脾氣太壞，很多人對他敬而遠之。所以他被奪權以後，沒有人出來為他打抱不平。 其實長征以前，張聞天就已經認識到博古的問題，遵義會議的決議是張聞天起草的。但是毛怎麼跟我們談的呢？他說，在長征的路上他把洛甫和王稼祥兩個人爭取過來了。
丁東：遵義會議以前，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對立面，可是後來毛對張聞天並不好，反而將周恩來擱在比較顯要的位置上。
李：他這個人權術是比較厲害的，一生最愛看的書就是《資治通鑑》，讀了很多遍。就是搞帝王之術。還有，張聞天、王稼祥毛認為都是知識分子，毛從骨子裏是討厭知識分子的。說到底，毛還是個農民，心胸極其狹隘，生活上保留了很多農民的習慣。在中南海他就不能坐馬桶，你去到他的中南海故居參觀，那裏就是一個蹲廁。對知識分子，看起來他還是喜歡喬木。 丁東：喬木職務比張聞天他們低。 李：但他還是喜歡，他確實喜歡喬木。到後來，他對田家英也很討厭了。 當然，毛澤東有他的長處，否則不可能有那麼高的威信。毛寫文章是厲害的，確實寫得好，一遍稿子。我不是告訴過你，我從延安帶出來四篇他的親筆文章：兩篇社論，兩封信，我裱成了一個冊頁，封面題「當代墨寶」嗎？這可以看出那時候我對毛的文章的佩服吧。
丁東：後來這個冊頁到哪兒去了？
李：我一出問題，中央辦公廳就沒收了，大概現在在哪個檔案館。 外國人說他有人格魅力，他把斯諾俘虜了，還有基辛格也是。把毛完全臉譜化，說他從一開始就是怎麼樣壞的人，也不公平。他沒有那麼多的優點，也就不可能表現出那麼多的缺點。可以這麼講，搞出了那麼大的亂子，他有本錢，沒有那個本錢，能出得了那麼大的亂子嗎？那麼多人跟着他鬧？老中青三代人都跟着他鬧啊！毛是變化的，這個變化他自己負主要責任，別人也要負責，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還有我們這批人，還有後來的紅衛兵，都有責任。所以這些年，我一直呼籲要搞清楚三個問題：第一、人類社會的歷史進步依靠什麼？第二、理論和主義是什麼？第三、共產黨是什麼東西？
共產黨沒有科學知識啊，也（體現）在這裏——這個紅顏色是破壞眼睛的，你知道吧？綠顏色是保護眼睛的。共產黨一革命就是紅旗，到現在還是喜歡紅顏色。那個電視台搞活動，都是紅顏色多，唉！所以這個人類的發展啊，這個二十世紀呀，是一個特殊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蘇聯，搞了，垮了；中國，搞了，還沒有垮，但是它他媽的，死那麼多人，中國共產黨的可怕是餓死人呵！楊繼繩的父親是餓死的。楊繼繩出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兩厚本書你看了沒有？毛澤東這個人吶，我認為是天下最壞的人之一，能夠那樣死人，於心何忍？！太可怕了。
毛澤東這個人討厭知識分子，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我看過，他怎麼講呢？……第一留學生，第二大學教授，第三大官，統統是反革命；第二，中學教員、中等官僚，半反革命；小學教員……胡適之是第一反革命……中國改朝換代靠農民戰爭，幹掉一個皇帝，又出一個皇帝。毛就是沒文化，數學打零分。
解放前就殺人如麻
富田事變
中共製造的一場〝肅AB團〞運動，紅軍中7萬人被以各種殘酷方式屠殺，整個運動中使用的各種酷刑也慘絕人寰。而實際上「AB團」根本不存在，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只是清除黨內異己。專家稱，各國共產黨的大屠殺都是慘無人道，中共無視人命的本性從未改變。
1930年，中共在江西蘇區，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的毛澤東，為了剪除贛西南地方紅軍李文林等異己，以整肅AB團的名義，發起了一場慘絕人寰的黨內大清洗。
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近來贛西南黨內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領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沖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
同年10月2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改造全部黨的組織，重新建立，不使一個富農反革命分子（AB團）留在黨內團內……嚴厲地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
這場始發於贛西南的反〝AB團〞清洗，很快擴展到各個蘇區。
據中共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記載，紅軍中約有7萬人，因所謂〝AB團〞被殺，還有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
1930年11月至12月，不到4萬人的紅一方面軍，就打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殺了幾十個團長。永新縣接連把六屆縣委都打成AB團，只允許一個自首，其餘全被殺了。
在贛西南「蘇區」發生肅清AB團不久，相鄰的閩西「蘇區」又發動了所謂的肅清社會民主黨的政治運動。
1931年初，在紅12軍召開的一次紀念會上，因為有人口誤喊錯了口號，林一株為首的肅反委員會逮捕了以團政委林海汀為首的17個人，嚴刑拷打，逼出社會民主黨一案。在這起大冤案中，有6352人被殺害，包括紅軍官兵、「蘇區」幹部群眾。
像一年前贛西南抓AB團激起的富田事變一樣，1931年5月，閩西蘇區也激起了多起反抗兵變，也都遭到了新組建的紅12軍的殘酷鎮壓。
所謂〝AB團〞，是1926年國民黨內的反共者成立的，〝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團體。不過早在1927年就已解散。據大陸官方雜誌《同舟共進》2012年第三期記載，其實1930年在中共贛西南甚至整個中央蘇區，根本沒有〝AB團〞。
經過
1930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在內部發動反AB團的肅反運動，大量殺害黨內工作人員。當年11月1日，由於國民革命軍對中央蘇區展開第一次圍剿，蘇區軍事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等率紅一方面軍赴前線作戰，而將對江西蘇維埃政府駐地富田的肅反工作於12月委託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主持。一般中共黨員對李韶九評價不高，黃克誠的好友何篤才曾指出：「李韶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
12月5日，在李韶九的指示下，大批紅二十軍領導被捕，12月8日，毛澤東、朱德等又派古柏前來協助肅反工作。毛根據逼供所得的消息，認定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內有一個「ＡＢ團」省總團部，便派李韶九和古柏帶人前往紅20軍、江西行委駐地——吉安縣東固山的富田去抓「AB團」，抓捕省行委段良弼、李伯芳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立即開始刑訊，邊審邊抓，手段殘忍，濫捕濫殺，紅二十軍和富田當地蘇區特委、行動委員會抓了一百二十多人，處決了廿四人。
紅二十軍一營政治部主任、第174團1營在團長劉敵聞訊有人指控他為『ＡＢ團』，大懼，為了自衛，12月12日率領下發動兵變，包圍省行委，逮捕軍長劉鐵超，釋放被捕的政治部主任謝漢昌，將被捕的幾十人盡行釋放，又把部隊拉到贛江以西地區，派段良弼赴滬向中央控告毛。下午，紅二十軍攻佔富田縣城，釋放所有被捕人員，將包括李韶九在內的中共當地政府人員全部逮捕，僅古柏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曾慶紅之父）逃走。
劉敵等提出的口號是：「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是為「富田兵變」，中共稱為「富田事變」，中共中央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進一步掀起捕殺「AB團」的高潮。
12月13日，紅二十軍在謝漢昌、劉敵率領下渡過贛江，宣佈脫離紅一方面軍，12月15日，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領導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佈自行成立省委，並指責肅反是毛澤東的密謀，致信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等人，要求他們立即逮捕毛澤東。紅二十軍還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希望能獲得當時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李立三的認可，但段在上海失蹤。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正式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項英、任弼時、朱德等組成，周恩來為書記，項英任代理書記，實際掌握權力。項英將富田事變定性為內部鬥爭，「責成曾炳春同志親自到河西永新蘇區去把二十軍帶過河東來，並隨帶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和參加富田事變的領導人過江來蘇區中央局開會」。將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等人開除黨籍，其餘人員免予追究。
但是，當時王明已奪取了中共領導權，由於紅二十軍的領導均表示支持失勢的李立三，因而在3月28日，王明派出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前往中央蘇區，宣佈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暴動」。
4月17日，主張同紅二十軍談判的項英被解除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毛澤東代之，不久毛澤東又成為中共中央軍委負責人，成為當時紅軍最高領導人。4月18日，紅二十軍兵變領導人在前來參加原定的談判時被全部逮捕，不久即被全部處決。
酷刑
據史料記載，中共「肅AB團」運動中，酷刑種類達120多種，例如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洋釘釘穿手掌，火燒下身、小刀割乳等等。其中很多酷刑是此次運動中「首創」。據河南人民出版社《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記載，受刑者〝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哭聲震天〞。打人者如果下手不夠狠毒，也會被認為與AB團有關。
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指派李韶九帶領一個連隊並攜總前委員會負責人親筆信到富田幫助江西省委進行肅反，施以男點天燈、女燒陰戶的酷刑，受刑人慘烈的呼叫聲震撼着富田的夜空。
1930年12月7日晚，李韶九親自開始審問，處以重刑，第一個被審的是李白芳，李韶九欲從這個書生模樣的知識分子身上打開缺口，先是對李白芳進行懸吊抽打，繼而施用「砧板烙肉「的火刑。「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對男「犯人」如此，對女「犯人」也毫不留情。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正好來看望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剝光衣服，施以酷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
《搜狐視頻》中共黨史專家披露：〝後來肅反到什麼程度，站隊，站隊以後用鏡子照，如果你臉紅，就說明你心虛，你就是肅反對象，就拉出去殺掉。〞所有在酷刑下招供者，都被立刻處決。為了節省子彈，處決方式主要是梭鏢刺殺，棍棒打殺，大刀砍殺。〝那個血，把（殺人者）的手和大刀的手柄黏在一塊，拿不下來。〞
紅安縣七里坪鎮村民回憶：〝整個山，人從上面往下倒，把整個山溝都填滿了。〞
7月，紅二十軍被調至江西南部平頭寨，被彭德懷和林彪率部包圍繳。彭德懷、林彪率部隊以「開會」為名，誘殺並抓捕紅二十軍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副排長以上所有幹部（僅172團副官謝象晃和排長劉守英因被熟人所救和正逢值勤倖免於難），均分批集中到平頭寨的平安河壩上進行處決，連許多兵士都無法倖免，當時把整條河水都染紅了，可見當時消滅紅20軍幹部的數量……紅二十軍番號被取消，殘部併入紅七軍。在富田事變之後，各地的反AB團運動被掀起新高潮，審訊的手法也變本加厲，「捆着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內。」一時間整個江西蘇區人人自危，許多地區的中共機關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員都成了「AB團分子」。
不僅富田事變的首領謝漢昌、劉敵、李伯芳等被殺，連沒有參加富田事變的紅二十軍前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後任軍長蕭大鵬都被處決。
被捕的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都被受酷刑，受刑者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更為令人髮指的是，對被指為「AB團」的女性，毛澤東縱容對她們施用充滿獸性的酷刑。當這些受刑的紅二十軍領導人的妻子們來探監時，共產黨的打手們把她們投進陰森恐怖的刑訊室，將她們的衣服剝光，用種種常人無法想像更無法忍受的酷刑折磨她們。
在富田事變之後，各地的反「AB團」運動被掀起新高潮，此時肅反範圍，遠比富田事變前寬廣，真是達到血流漂杵的境地。
1931年4月，富田事變被定性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後，因打AB團而激發富田事變的李韶九重獲重用，被任命為中共政治保衛局江西分局局長，整個江西蘇區的肅反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李韶九履任新的重要職務伊始就親臨贛西南「肅反」，掀起肅AB團的新一波高潮。
陳毅時任贛西南特區委書記。由於打「AB團」是當時壓倒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務，於是陳毅與李韶九便暫時成為了主持這項工作的臨時搭檔。李韶九不滿陳毅抓AB團不力，他威嚇陳毅說：「有人供認你是『AB團』的團長，只有自首才有出路。」
陳毅擔心，李韶九很可能要把他當成AB團的黑後台，早晚把他揪出來。他對剛滿20歲的妻子肖菊英說：「菊英，要是我被打成AB團，你怎麼辦？」
信豐城裏長大、稚氣柔弱的肖菊英聞言大驚，得知陳毅不是在嚇唬她之後，表示「那我就去死」。
陳毅示意，讓她回娘家躲避風頭，等運動過去，「若是我不回來，你也就不要回來了……」
雖然陳毅不敢把更嚴重的後果說出來，但肖菊英已經哭了，從此以後再無笑顏。各地捕殺AB團有增無減的聲勢加重了肖菊英的疑慮，她感到大禍將臨。
一天，陳毅接到會議通知，決定向肖菊英託付後事。鑑於上次的教訓，陳毅不敢講得太明，他指指牆上的掛鐘：「等到下午6點鐘我還不回來，你就快走，也不要帶任何東西，那就出不了村了，一定去信豐城，藏起來……如果我沒有事，我就派人找你回來；如果無人找你，你就別回來了。」
結果，陳毅回家晚了2個小時。陳毅開會回來找到妻子，是在院裏一口半枯的井裏，妻子已投井身亡。
據中共將軍蕭克回憶錄記載，中央蘇區肅反累計屠殺了10萬紅軍。3年內處決了7萬多〝AB團〞和2萬多〝改組派〞，6200多〝社會民主黨〞，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還有不少是沒有名字的……總共殺了自己人10萬以上。
後續
由於鎮壓富田事變的直接負責人是毛澤東，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曾提到：「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1956年9月10日，毛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談及江西蘇區肅AB團運動說：「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5]但毛從未就自己與「肅AB團」的關係問題作過詳細的解釋和「自我批評」，「肅AB團」一直被肯定，富田事變也被作為「反革命暴動」的鐵案，長期不得平反。直到1980年，在蕭克等原紅軍將領的呼籲下，中共領導人胡耀邦才指示要重新調查富田事變。
1987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調查工作一度停止。1988年，在國家主席楊尚昆的批示下，調查工作重新展開。調查組在1989年初寫出了《關於富田事變的調查報告》，要求對富田事件全面平反。不久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此報告遂無下文。
目前，中國共產黨承認當年的反AB團運動中絕大多數被處決者是無辜的受害者，所謂的AB團並不存在，王明應對此運動負主要責任，但是並未直接對富田事變加以平反。
夏曦
夏曦1917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與毛澤東結識，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其第一批黨員之一，深受毛澤東的器重。
王明、博古當政時期，夏曦是黨內的一個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他是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蘇區中央局書記，兼任肅反委員會書記，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謂改組派、托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為名，殺害了大批紅軍將士，造成了湘鄂西蘇區的極大危機。賀龍曾說，夏曦的「肅反殺人，到了發瘋的地步」。
在被夏曦殺害的人中，單是師級以上的紅軍高級幹部，就多達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活躍在湘鄂西根據地的紅三軍，鼎盛時多達兩三萬人，但經過夏曦「肅反」，加上犧牲和逃亡，只剩下幾千人。夏曦還在紅三軍和湘鄂西蘇維埃中進行「清黨」，清到最後，只剩下「三個半黨員」，三個黨員是關向應、賀龍和夏曦自己，半個黨員是盧冬生（因盧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員，只能算半個黨員）。夏曦一共搞了四次「肅反」，本來還想搞第五次，但被中央制止，僅其中第一次，據賀龍回憶，「就殺了一萬多人」（但夏曦卻向中央報告說「處死百數十人」）。當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一半槍決，一半裝入麻袋系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傳聞當時嚇得漁民不敢下湖捕魚，因為常撈上死屍，湖水甚至變了顏色。解放後多年，洪湖裏還能挖出白骨。
也許有人會說，夏曦殺人與蔣介石殺人的出發點不同。這當然不假，但在胡亂殺人這一點上，卻絕無二致，而且，在殺戮紅軍的結果上，二者更無不同。要說不同，就是夏曦殺了段德昌、柳直荀等大批紅軍將士，這是蔣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正因為如此，當時就有紅軍幹部把夏曦稱作「國民黨劊子手」。
再看夏曦抓人殺人的一些理由。盧冬生是紅軍著名將領，曾任湘鄂西獨立師政委和師長。有一段時間，他率兩營人馬打了許多勝仗，大家都為之興奮，夏曦卻因此懷疑起盧冬生，他對關向應說：「盧冬生只有兩營人馬，竟戰績如此之大，而我們紅三軍兩萬多人，竟被敵人追得無法立足。我懷疑盧冬生有問題，他擴大的軍隊，會不會是敵人故意安插的，盧冬生會不會為敵所收買？」經過關向應勸阻，夏曦才沒有抓盧冬生。夏曦居然有如此荒謬和怪異的思維邏輯：打了勝仗，消滅了大量敵軍，卻成了投敵的證據。天下哪有這樣投敵的呢？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煥打了勝仗，也被認為是投敵，但那是因為皇太極施了反間計，多少製造出了一些「證據」，而夏曦呢，則完全是無端地憑空懷疑。
不論是打了勝仗還是敗仗，反正都證明你是壞蛋，是反革命。這種隨心所欲、反覆顛倒、「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整人伎倆，完全是封建衙門中的酷吏和惡師爺的卑劣手法。
再看夏曦的殘酷。段德昌、王炳南、陳協平是三位戰功卓著的紅軍將領，王是湘鄂邊紅軍和根據地創建人，曾任洪湖獨立師師長，陳曾任紅三軍教導第一師政委，但夏曦卻無端懷疑他們是改組派。為得到所需口供，夏曦不惜對他們施以重刑。夏曦曾對手下人下令：「這三個人極其頑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數次，王炳南一條腿被打斷，陳協平十指打折，可他們什麼也不招。對他們，我們還要用重刑，一定撬開他們的口。」如此殘酷地用刑，與明朝的廠衛大獄和國民黨的渣滓洞、白公館有何區別？當段德昌知道自己將被處死時，提出一個要求：「如今紅三軍子彈極缺，殺我時，不要用子彈，子彈留給敵人，對我，刀砍、火燒都可以。」這是多麼偉大的氣概和人格，蒼天也要動容，鬼神也會俯首，但這卻沒能撼動夏曦，夏曦竟然真的就下令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陳協平也在段德昌死後被立即處死。王炳南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夏曦還曾在十幾天之內抓捕了數百名所謂改組派分子，然後十人分為一組，用鐵絲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遊街，其中不少人死在路上。
夏曦竟還親手殺人，他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 3個。賀龍曾經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肅反」，那的的確確是恐怖啊！賀龍曾經哀求夏曦：「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夏曦聽後，只是默然而已。
夏曦何以如此膽大妄為，一手遮天，無人能夠約束？原來，按當時黨內（即毛澤東）規定，夏曦有「最後拍板權」。賀龍說過一段很無奈的話：「哪怕所有的人反對，只要中央分局一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非服從不可。捕殺師、團幹部，我和夏曦爭，從來爭不贏。」爭不贏是當然的，因為制度早就定下了贏家。面對一個被賦予了「最後拍板權」的人，你就是再有理，就算是真理的化身，又有什麼用？而具有「最後拍板權」的人，哪怕思想再歪，品質再壞，你對他又有什麼辦法？所謂「最後拍板權」，實質就是黨內獨裁。賀龍和獨裁者爭，哪能爭得贏？
薄一波曾經寫了一本談黨史人物的書《領袖元帥與戰友》，轉述了賀龍的看法，賀龍說：「為什麼黨內會發生這樣『左』得出奇的過火鬥爭和內耗事件？原因很複雜，有宗派問題，有路線問題，也有個人品質問題。而夏曦在這三個方面都有嚴重問題！」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見解，不僅解釋了夏曦個人犯錯誤的原因，也觸及到極左現象的發生與領導人個人品質之間的聯繫問題，極有啟發性。實際上，從大量歷史事實來看，許多搞極左的人，個人品質都很成問題，夏曦可以說是一個典型。
1936年2月28日長征途中在畢節涉水時，夏曦因前去勸說一支離隊的隊伍，途中落水，有些戰士看見了，本可相救，但因對夏曦的「肅反」亂殺人非常氣憤，所以沒人願意去救他，夏曦終至溺水身亡。
數據
由於被殺的紅軍太多，中共「長征」出發前，蘇區五個月緊急「擴紅」8萬人，完不成任務的就殺。中共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從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15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50多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贛南蘇區是中共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70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70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
肅反
1931年1月7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隨後，新當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以中央全權代表身份被派到中共鄂豫皖「蘇區」。
張國燾1931年4月進入鄂豫皖「蘇區」，擔任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9月底，張國燾在河南省光山縣白雀園發動一起大規模「肅反」行動。張國燾經常親自審訊，嚴刑拷打、刑訊逼供，其最主要幫凶和最得力的助手是時任紅四軍政治委員的陳昌浩。
在這場「肅反」中，紅四軍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但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說：僅1931年的9月至11月的兩個月間，當時紅軍官兵被殺掉十分之一，達到2,500多人。而「肅反」中被殺的官兵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紅二十五軍原有1萬2,000人，經過43天的肅反後，僅剩下了6,000人。其中，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馬上就殺掉2,500人。
1931年11月中旬，中共紅一軍軍長許繼慎被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衛總局機關的一間房內，年僅30歲。他的夫人王望春是十二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在遭到嚴刑拷打後被砍頭，年僅20歲。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黃埔三期生，原紅十二師參謀長）也未能逃脫。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從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被殺的紅四軍中的高級官員就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軍分會主席姜鏡堂、秘書長陳翰香、紅一軍軍長許繼慎、紅一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紅四軍十師副師長程紹山、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紅四軍參謀主任范陀、第十一師師長周維炯、第十二師政委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副師長程紹山、參謀長潘皈佛、第二十八團副團長丁超、政治委員羅炳剛、第二十九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三十團團長高建斗、政治委員封俊、第三十二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三十三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委袁皋甫、第三十四團政委吳荊赤、第三十五團團長王明、紅十二師參謀長兼紅三十六團團長魏孟賢、第三十八團政委任難，以及12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人相繼被害。紅三十團一個團，被殺的就有500多人。張國燾當時在會上公開宣稱：「就是有一萬、二萬也不奇怪。」
之後，「肅反」繼續擴大，很多的高級軍官被殺。1933年6月，紅二十五軍第一任軍長鄺繼勛被張國燾秘密處決於四川通江縣洪口場（用繩子勒死），時年36歲。
為了防止發生異動，部隊以營為單位被拆散混編，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共鄂豫皖省委還組織了巡視團，派到各師，監督肅反。
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國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的、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是否有無反對中共行動，一律審查；二是所謂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也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一時間，留鵝頭、戴眼鏡、鑲金牙的，還有讀過幾天書的，都被清洗。只要念過幾年書，識幾個字的，似乎是天生的所謂「反革命」。
這年冬天，肅反又從軍隊擴展到中共地方各級黨政機關、地方武裝和群眾團體。中共政治保衛局手握肅反大權，為所欲為，幾乎達到了縣縣「肅反」、區區「肅反」、鄉鄉「肅反」、村村「肅反」的程度。地方「肅反」濫殺亂打的程度嚴重。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共原四方面軍鄂豫皖總部的駐地湖北麻城灣點修建農場，挖出了在1932年「肅反」殺人時的數千具屍骨，在當地的紀念館裏，保存着「肅反」時被無辜殺掉的村官和普通村民的名單。
在中共原川陝根據地的通江洪口場，挖出了有大約5,000具屍骨的「肉丘墳」，這些都是當時被殺的無辜者。一位原來的中共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被殺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
在當時的「肅反」中，不僅殺人過多，且刑訊逼供也是非常殘酷。楊克武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認是反革命，還要你說和你說話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倆在一起說過話，我給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認了自己是反革命，這還不饒，非要說你也是反革命組織的人，這樣又把你抓去，如法炮製，株連一些人，然後一一給殺害了，……隨便安個名堂都可以殺人。」
當年中共的「肅反」運動激起了地方民眾的強烈不滿和反抗。一些地區貼出標語：「張國燾是殺人劊子手！」「打倒帝國主義張國燾！」有的地方還把縣政治保衛局給砸了……
然而當年鄂豫皖的「肅反」殺人運動卻獲得中共中央的讚賞。中共中央還將鄂豫皖的所謂「肅反」經驗加以肯定和推廣。
在鄂豫皖的「肅反」擴大化運動中，時任紅四方面軍軍長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也被秘密處死。
據《徐向前傳》一書披露，1929年冬，19歲的程訓宣與徐向前在湖北黃安程維德村結婚。1932年「肅反」時，程被關押在王錫九村，雙手被捆綁吊於樑上並遭毒打，逼她供認徐向前是「改組派」、「AB團」，未果。1933年秋，程訓宣在王錫九村附近的黑窪被殺害。
徐向前在1984年出版的《歷史的回顧》一書中回憶說：「我老在前方打仗，她（程訓宣）在後方工作，我們難得有團聚的機會。1932年四次『圍剿』時我在七里坪一帶打仗，戰局很緊張，我無法回家看她，讓警衛員把襪子拿給她補一補，好行軍作戰。警衛員回來悄悄對我說，程訓宣被抓走了，人家說她是改組派。她的命運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過問，聽候組織『審查』就是了，還是打我的仗。部隊撤離鄂豫皖後，我一直打聽她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告訴我。
1937年到延安，才聽說她和王樹生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殺了。我就問（鄂豫皖蘇區的保衛局長）周純全，為什麼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麼罪過？周說：『沒有什麼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 ……她被抓走後，究竟受過什麼刑罰，我不清楚，聽說是打得不成樣子， ……」
徐向前由此感嘆道：「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豪奢淫亂
吃飯有熊掌。他在延安的生活也是最好的，在延安吃什麼呢？兩樣東西：小雞、泥鰍。長征，就是白天抬着他睡覺，晚上起來做事情。
孫維世
1949年，毛澤東和周恩來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會面，這是毛澤東有生以來第一次出國，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澤東不許。而孫維世被任命為翻譯組組長，還兼管中央的機要工作。火車一開，江青留在月台上，孫維世向她揮手告別，江青心裏是什麼滋味，沒人體會得出來。毛澤東不愛坐飛機，從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個星期。據孫維世的近親說，在路上毛澤東老要孫維世到他的包廂里去介紹蘇聯情況。一天晚上，孫維世哭着跑出來去找周恩來，周馬上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撫摸着她的頭髮連連說：「要顧全大局、要顧全大局……」
陳露文
陳惠敏（陳露文）生於1948年，父親陳玉生，是個抗日戰將，但是中共地下黨員。陳玉生是許家屯的上級領導。楊得志和粟裕都追求過陳惠敏（陳露文）陳玉生最後當江蘇省政協副主席。
陳惠敏在毛澤東死後，嫁給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段煥竟的兒子。1989年，陳惠敏帶8歲兒子逃到香港，後來移民到英國。
「毛說過，我是他的女兒和情人。我反問他，那不是亂倫嗎？毛聽後大笑不語。他的倫理就是與眾不同。他也說過我是『尤物』，初初我還不明白尤物是甚麼？後來才知道，就是今天香港很愛說的性感。」
大陸過去沒有「性感」一詞，就像「做愛」二字也是文革後才流行一樣。尤物，字面上是你特別喜愛的物品，用之女性，便有風騷、妖艷之類的意思。俗語難聽點：叫「騷貨」。她聽了笑起來，說，我比張玉鳳、孟錦雲大概要騷一點。（幹部子弟總是比較放肆吧。）
她說沒有和毛的照片，其它的都有。於是，她拿出一大盒照片，傾倒在沙發上，讓我看。大部份是黑白的老照片，而且尺寸小。我順便挑了幾張，她同意我去複製。如圖這張在中南海和張玉鳳等的合影，她在前排中間。似乎沒有孟錦雲。還有和一些老幹部的合影。
一些內幕
她說，八六年她在北京被國安關押，事關鄧小平要整楊得志。鄧小平之女毛毛的丈夫賀平（總參裝備部副部長）被指壟斷軍火生意，又不報告總參謀長楊得志，直接向鄧匯報。楊為此而不滿，曾在軍委會議上，當着鄧的面，指責賀平做法反應不好，讓鄧很難堪。鄧便找岔報復楊：抓她，逼她交待「出賣情報」。她說，因為楊得志是她爸陳玉生的部下，她也和楊相熟，鄧要借她打楊。 其間是否有生意上的衝突？她在二月十六日對我說過楊得志追求她，給她軍火生意做。華叔回憶錄也提到過她和前夫「做軍火生意」。她說過，毛死後，粟裕（大將，陳父上級），楊得志都愛她，表示可以離婚，和她結婚。 陳露文對父執輩的將領中，對楊得志上將（1911-1994）最為好感，說他為人正直，是一名傑出的戰將。她告訴我，一九七九年，鄧發動的懲越之戰，許世友指揮東線，大敗；楊得志指揮的西線卻獲得大勝，因而，八○年晉升為總參謀長。粟裕曾對陳露文稱讚其父早年救援新四軍，說「沒有你父親，我們待不下去」。粟裕曾任新四軍一師兼六師師長。（毛曾盛讚粟裕的戰功，說粟裕應領元帥銜，但粟裕謙讓，三次辭帥，故位列大將第一名）。陳露文沒有接受兩位將軍的追求，尊敬他們為父叔長輩。對我說，他們都是「你們湖南人」。
陳露文口中的鄧小平根本不值得尊敬。她拿鄧與毛比，說毛從未動用軍隊攻打學生；不會當眾訓斥耿飊黃華「胡說八道」；鄧在軍內排斥三野，重用親信，劉伯承元帥性格內向，功名就被鄧搶了去。她說，重用太子黨，其實是鄧的主意，鄧說還是自己的子弟好，鄒家華、李鵬、江澤民（還有習近平）才上得去。她說毛是政治家，鄧只是個辦事能力還不錯的政客。
怎麼覺得有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味道？也許雌性容易被情感沖昏頭腦吧。
獻祭老領導
她說了八六年在北京被關押三年的經過後，便說明中南海伴舞的情況。她說那是一九六二年開始的一項「政治任務」：中央首長要借跳舞有益健康。那時是困難時期，她十四歲，已發育得有一米六八的個頭。去中南海跳舞，對她們這班女孩有一個實際的好處，就是可以吃一頓豐富的晚餐，富強面和美味的炒菜，外面是吃不到的。她們的舞場，由空政、公安文工團負責，專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三首長服務。舞場百餘人，樂隊伴奏，女孩子一排坐在一側等候邀請上場。 她說是有休息室，有女演員陪毛，端茶入室，一個多小時不出來，有沒有人上床？她不知道。舞會每周兩次，每次要跳到三、四點鐘，白天還要上班排節目，宣傳演出，「非常累」。周恩來的舞場要低一級，由海政文工團伴舞。
當問到《叫父親太沉重》，周恩來有沒有婚外情時，陳露文毫不猶豫地說：周有情人，是一位將軍的妻子，比她大十歲，是海政的舞蹈演員。周常打電話找她，在她們那圈子裏人皆知道。她說：「艾蓓完全是周恩來的女兒！」艾的養父是個副部長，生母在北京，當然不會公開。
陳露文解釋說，高層除陳雲身體衰弱，林彪「抽白面（鴉片）」外，個個都玩女人，老帥朱、葉、老鄧都不例外。他們當這是最高的特權享受。有的高幹還「扒灰」，搞兒媳婦，告到毛那裏。下級為了巴結上級，也以介紹女孩子為最好的手段。有人專機從杭州送一女給毛，毛看不上眼，當即飛返杭。毛曾要她介紹姐姐來京（陳露文一家十姊妹，她排行老七），被她拒絕。張玉鳳就沒有拒絕介紹其妹到中南海服侍毛。
陳露文談到毛的生育能力時，說一段頗為大膽的話：「毛有生育能力，李醫生有幫毛的女人打胎。只是到老了，才不行，後來已經不能射精，只是精神上發泄，玩一玩。」
陳還說，文革開始後，江青大出風頭，她完全不理會毛的性事，只盼他多玩些，她好在政治上盡情發揮和抓權。針對陳露文想移民美國的要求，英國資深記者梅兆贊博士還幫她找美英駐港領事探聽過，他說，領事館的人早已認識她，說，和毛上過床，就想辦政治庇護？
「我在大陸有很多人追，文革後有兩個中央委員追我，簡直瘋狂。來香港也有甚麼董事長追我，還有人給我介紹大富豪×××。我無動於衷。我為甚麼要離婚？就是因為和毛主席的那段關係太刻骨銘心，其它人就顯得平淡無味。」 「隨着權力的增長，他的性慾也變得旺盛，以至變態，無人可以適應。因為毛是一個非常態的人，性自然如此。毛是做愛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來裝聖人，情人多，不敢做。也反感劉少奇說他老婆都是正式結婚，只有我一個亂來？毛的可愛就在於他的真，他敢說，他就是秦始皇。」
「有張玉鳳、孟錦雲在身邊，還不能滿足他嗎？」
她說：她們兩個賢淑，聽話，但呆板，不會做，只當自己是工具，不主動，沒法讓毛有如魚得水的快樂。我不同，毛可以當她們的面叫喚：陳惠敏勾引我，讓我看不了書！
她沒有說怎樣勾引毛。但說她常在毛面前赤裸裸地看書，以請教問題靠近毛，毛很欣賞她的眼神……只能想像，六六年才十八歲的她，以舞蹈演員的裸體示人，七十歲的毛怎能招架得住？她說，毛的性意識特強，第一次強暴她時，將她的衣衫撕爛，讓她一下子完全崩潰了，經過多次強暴，他們終於成了忘年之交！她說毛的膚色光滑紅潤，可愛極了。
她透露毛有些怪癖，愛光屁股放響屁，還讓她們記錄一天放多少次。他認為放屁是健康的表現。毛喜歡和她互相逗弄，不是單方面滿足。還不止一次讓她看他怎樣和其她女孩玩。她說毛熟讀《金瓶梅》，說「貴在意淫」。他說毛不看色情電影，「有我們在身邊陪他，足夠了。但江青看三級片。」她說，毛的性致很高。我有時和他說文革的事，他很煩，說：不要理那些屁事，還是辦我們的事要緊。
陳露文和毛討論過恩格斯的婚姻理論，一夫一妻制由私有制而引起，也會隨私有制消滅而滅亡，她和毛都贊成「共產共妻」。
受難歲月
陳露文說：「（1967年）我們也不懂政治，跟着發牢騷，我和孟錦雲一起議論毛主席，說毛像皇帝，三宮六苑，我們算什麼？是妃子要冊封，是妓女要收錢，是舞女要好玩，我們甚麼都沒有——這話被文工團的頭頭劉素媛聽到，劉連夜去向毛報告，毛聽後只說了兩個字：造謠！就把孟錦雲和我抓起來，打成現行反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東北。說我們反對毛主席。」
我們知道，毛晚年身邊有兩個寵女：張玉鳳和孟錦雲。張之受寵，介入政治之深，已不是秘密，孟在毛死後較低調，只有一本郭金榮着《毛澤東的黃金歲月》（一九九○年出版，二○○九年又重炒一本《走進毛澤東的黃昏歲月》），是孟的口述之作，雖是黨性作品，卻也透露了一些細節。最引人生疑的是，孟這樣一個陪毛跳舞的女孩，怎麼突然成為反毛的「現行反革命」？郭的書中稱，孟案是當年的「一號問題」，誰也不准打聽，不准傳說，是涉及毛的絕密。而七五年夏天，毛又突然將孟收回身邊工作，此時已婚的孟，想要一個孩子，毛竟不予批准。孟戴着反革命帽子，在毛身邊，甚至可代毛圈閱機密文件……這在那全國斗得你死我活的時代，是何等荒謬的事！
因此，海外許多評論都認定孟和毛的關係不僅陪舞還有陪睡。現在，陳露文的披露可視為一個旁證。她和孟錦雲同年，事後遭遇更慘。林彪事件後，她得以從東北送回北京，挨打的傷痛，遺留至今。後來再進中南海，直到毛死前。前後經歷十四年。
陳露文說，她的本名是陳惠敏，為了隱蔽其身份，才改名陳露文。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採訪名單之「身邊工作人員、女朋友」中，陳惠敏和張玉鳳、孟錦雲在列。
陳露文說，她是毛身邊女伴中，唯一的幹部子女。張玉鳳是東北籍的列車服務員、孟錦雲是出身不好的湖北平民之家。而陳露文之父陳玉生是新四軍第三軍分區的司令員，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曾在陳玉生部抗日地區任泰興縣委書記，後任陳部政治部副主任。許在九七年九月香港《蘋果日報》專欄中提到陳玉生抗日初期是中共秘密黨員。
因此，憑藉其父曾是許家屯的上級，陳露文八三年來香港後，便可自由出入新華社，有時直入許家屯辦公室。陳說，許家屯常告誡她不要「亂說話」，尤其是關於毛的話題，甚至嚇唬她，要小心，否則會被暗殺，被綁架回去。(許還說他親自批示過江蘇歌舞團一名因說出和毛有一夜情的演員判處死刑，即李香芝)。後來怕影響不好，許家屯便下令新華社門警不讓陳露文隨便進入。
一九八六年八月，陳露文果然出事。那年她回北京被國安在西苑飯店綁架。藉口是她在外面講毛的私事，泄露黨的機密。關在香山雙清別墅，被嚴密看守，住在一個二層樓上，關了一年八個月，才放她回南京老家。
後來，中央派向守志(南京軍區司令員)和江蘇省委書記等人向她父親宣佈陳露文沒有問題，「父親對我的事管不了，只盼我走遠點」。她父親一九九四年去世，九十六歲。去世前住南京，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陳父受到尊重，是因為早年自組游擊隊抗日，為國民黨收編後，接應新四軍建立蘇北根據地，立下大功，任新四軍(三野)第三縱隊司令，副司令為葉飛、張愛萍。陳露文僅有的小學教育就在南京軍區子弟小學(衛崗小學)入讀，和張寧、劉伯承之女、許世友之女同窗。
結局
八九學潮失敗後，陳露文看到很多人逃亡香港，她便趁機偷渡，重返香港。走的什麼路線？她沒有說。最近司徒華回憶錄《大江東去》出版，其中提到黃雀行動也幫了一名「毛澤東情婦」去美國。當即令我想到陳露文。特徵：①帶有一名八歲兒子；②曾是解放軍文工團；③毛死後嫁給南京軍區副司令之子；④從事軍火生意；⑤曾關押北京西山；⑥花了二十萬元偷渡來港。
此婦是她無疑。她確有一子相伴，九七年十九歲，八九年應該是十歲。陳露文的婚姻也沒錯，是南京軍區副司令之子，名叫段煥京（這是陳所述，查當時南軍副司令名段煥競，怎麼與子同音？）她說，毛死前四個月曾囑咐她，趕快離開北京，到南方去，嫁人。她將此事告江華、葉飛，他們認為是毛安排後事。她遂下嫁段家，一年後誕下男嬰。丈夫湖南茶陵人。對這段婚姻，她描述道： 「結婚幾天，我就感到厭倦，我們在一起，一點情趣也沒有，乏味之至。他甚至不能諒解我和毛的關係，我們的孩子被他罵做毛的雜種，竟拿來摔，只有離婚。」
她說，很多人都是想利用她發財。北京也有人找她，要她為黨史留下材料，被她拒絕。我相信，她是有心出版一本比李志綏回憶錄更為真實的書，記載她和毛的前後十餘年的情緣。她一再說明，所以要價數百萬美元，是要得到補償，「蹂躪了我的全部青春」，有一次非常傷感的訴說，「毛把我害得這樣慘，弄得我和任何男人都不能滿足，結婚的欲望也沒有了！」但是，她並不缺錢。她也想出名，甚至說，以後要別人提到毛就知道我，像楊貴妃和唐明皇一樣。
她非常自信，聲稱沾上了毛的靈氣。其實，也有毛的不可一世和無知，造就她的野心。大陸給她「封口費」，讓她炒樓，一次損失三千六百萬，面不改色。她氣憤地罵，英國美國當她垃圾，不給她移民，視她比一個流亡學生還不如。她要出一本超過李志綏的書給他們看看。
她不諱言，對毛的至高崇拜，懷念毛。她說時常託夢，毛對她說，「只要不跟別人一道反我就好，對我的事，實事求是就行了，我不怕暴露。」她說，毛是天才，超凡脫俗。毛喜歡她，也是因為她聰明、坦白、反潮流，不僅僅是她漂亮性感。江青也是和毛的性格相互吸引，她是絕對忠於毛的。毛身邊的人，如「汪東興很壞，幹了很多你想像不到的壞事」。
她說，她不怕國安追殺，他們找她談了五次，要她回國去住，給她房子。她不要。但是香港不安全，她一定要走。到外國生活，和兒子相依為命。她預言毛派還會在中國上台。
可見，這是一場刻骨銘心的虐戀。
李香芝
李香芝，生於1930年，山東陽信人，1947年17歲時參軍入伍，1950年加入中共組織，1952年作為23軍文工團成員，隨軍入朝，參加「抗美援朝。1955年回國，到北京中央歌舞團聲樂訓練班學習音樂。1958年秋，李香芝隨在空軍當飛行員的丈夫姚秀琪調到杭州，先後任杭州話劇團演員、副團長，南京歌舞團副團長，江蘇省歌舞團合唱隊副隊長。
據了解李香芝的人說，她從不阿諛奉承、吹牛拍馬，從不見風使舵。李香芝曾跟友人說過：「1958年經濟失調，毛主席有沒有責任？不能把什麼過錯都推在劉少奇身上啊！」「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了意見書，怎麼能說是反毛主席呀？」「毛主席為什麼把自己的老婆捧得這麼高？」
1966年，中共前黨魁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當時的李香芝也曾響應毛的號召起來造反，被推選為江蘇省歌舞團紅色造反隊的勤務組成員。
當時，要造反就要寫大字報，揭發所謂的修正主義路線在省歌舞團的表現。李香芝想來想去沒別的可揭發，只是覺得歌舞團挑選女演員為首長陪舞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就與一些人商量，聯合寫出了一份大字報：批判江蘇歌舞團長期以來不務正業，大搞交際舞，光做衣服就花了6萬元，買西洋樂器花了10萬元，還在江蘇飯店舉辦訓練班，舞會上的音樂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煉功也搞不成，簡直把歌舞團的女同志當成了舞女。
她還寫了一份意見書，準備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長」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考慮到這樣弄不好會被打成右派，最後她把這份已寫成的意見書燒了。
1967年1月26日，南京的造反派響應毛的號召，奪取了江蘇省和南京市的黨政大權。李香芝心灰意冷，又生了肝病，就退出了造反派組織。
1968年，江蘇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以後，各機關團體都辦起了非法拘留人的「牛棚」。當時正生病住院的李香芝，被「革委會」從醫院裏揪出來，關押到南京農學院專設的牛棚。
在經過半年多的關押批鬥後，李香芝剛從牛棚被釋放出來沒多久，從1970年8月又成為「一打三反」運動的重點審查對像被關了起來。在反對省歌舞團大跳交誼舞的問題上，審查小分隊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覆寫了十多份交代材料。之後，李香芝被誣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
性格剛烈的李香芝在被迫害時曾經態度很強硬。「揪李香芝戰鬥隊」指控她態度惡劣，她卻罵戰鬥隊是反革命，甚至拒絕學習毛語錄。當迫害者要她站在毛像前請罪時，她死也不干，昂首挺立，兩手往口袋裏一插，傲氣不可一世。
但最終她還是被逼瘋了。在大寒天裏，她脫得只剩內衣，在囚室通宵跳舞，無緣無故地大哭大笑。他們說李香芝裝瘋賣傻。
1971年4月18日，在精神失常的情況下，李香芝曾寫了一位女演員在陪舞以後發生的事，稱：「到鐵醫以後，操縱我的人污辱我。過了一天，他要我原諒他。到鐵醫樓下時，又來搞我，說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樣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聽毛主席對我講：小香，咱們是為黨工作，受污辱也沒有關係的。並說這確實是工作需要。」不料，這些在精神失常的狀態下寫的東西，竟成為她被處以極刑的鐵證。
1971年8月2日，江蘇省委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許家屯做出批示：「將李犯立即被（逮）捕，關起來，不准任何人提審。」至23日，他又批示：「同意政法組的意見（處以極刑），望力級（立即）執行。」1971年9月2日，李香芝未經任何審判程序，便被倉促拉到江蘇省京劇團禮堂參加公判大會，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就這樣，一個風華正茂的舞蹈演員在文革期間慘遭殺害。
李香芝被冤殺後，她的丈夫、資深的空軍飛行員，時任南京空軍作戰處作戰參謀的姚秀琪，因受牽連，被下放到南京微分電機廠當工人。兩個女兒也備受歧視，長女姚紅經多次申請也不能入團。姚秀琪不服，多次向黨中央、江蘇省委寫信申訴愛妻蒙受的不白之冤。
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撥亂反正之後的1979年1月11日，江蘇省文化局黨組才作出了《關於李香芝案件的複查報告》，詳細敘述了李香芝參加革命後的一貫表現，證實了李被長期關押折磨以後「思維紊亂，神經不夠正常」；在」整個案卷中，無一份旁證材料，完全是憑本人口供定罪的「。認定李香芝案件是一個錯案冤案，應給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恢復黨籍，並做好善後工作。
同年2月12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也正式發文宣佈：「李香芝在深挖中無辜被長期隔離審查，在逼供情況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維紊亂，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不應負刑事責任。撤銷原判。」
斯人已逝，無限追思！李香芝只是當時萬千受害者中的一個，歷史也許不會記錄下她的名字，但這一頁歷史會因她的存在而變得沈重。人們應該從中汲取些什麼，來防止那個人妖顛倒的社會死灰復燃或者借屍還魂，這正是李香芝冤案對我們的昭示。
恩將仇報
在中共黨史上，尤其在中共奪取政權前的歷史上，一定不能缺了被毛稱為中共首位「紅色醫生」的傅連暲的位置，否則，中共黨史很可能被修改。正是他，三次救了病重的毛澤東的命；還是他，保住了中共將軍陳賡的一條腿；依舊是他，救治過包括朱德、周恩來、劉少奇、林彪、任弼時、李富春、陳雲、王稼祥、鄧小平等眾多中共領導人；同樣是他，曾經為三千多中共紅軍接種了牛痘，挽救了無數士兵的性命……難怪陳毅說「傅連暲對黨是有功的」，謝覺哉稱「壽人壽國功在黨，傅公名應列首榜」。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對中共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醫生，卻在文革期間被迫害慘死，這又是因為什麼？
1894年9月出生在福建的傅連暲，自幼加入基督教、後來學醫從醫。1918年，成為汀州紅十字會的主任醫師，1920年在福音醫校任教，並開辦診所。在此期間，傅連暲受侄女傅維玉影響，開始閱讀《新青年》等宣揚馬列的雜誌。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福音醫院的外籍院長因害怕而離開了汀州，眾人於是推舉傅連暲擔任院長。
1927年秋，中共在南昌發動武裝暴動，傅連暲聽說部分暴動軍隊正朝潮汕地區進發。親共的他十分激動，其後主動為中共軍隊傷員診治，包括給後來的中共將軍陳賡治癒了傷腿。
1929年3月，毛、朱率領三千多中共軍隊流竄到汀州，傅連暲首次見到毛澤東，因當地天花流行，他主動建議為中共軍隊接種牛痘。毛、朱甚是高興。在中共軍隊駐紮汀州期間，傅連暲的思想也越來越革命了，甚至把自己當成了中共軍隊中的一員，還向毛表示要將福音醫院的名稱改為「紅軍醫院」。毛卻說：「你不是說福音醫院在上海英國滙豐銀行有存款嗎？藥品都是以『福音醫院』的名字進的，改了名字怎麼辦？我看只要能幫助紅軍，名字無關緊要。」傅連暲這才放棄。
利用傅連暲的革命傾向，毛讓其以福音醫院的名字訂閱《申報》等4種報紙，好了解國內動向。傅連暲欣然應允。
1931年，在國民黨第一次圍剿中共時，傅連暲所屬的福音醫院在幫助中共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他不僅治癒了負傷的中共領導人王稼祥、周恩來等人，還在毛的建議下辦起了紅色護士學校，為中共培養了大量醫護人員。
1933年，毛因惡性瘧疾赴汀州治療，並得以治癒。大概是需要身邊有一個「御用」醫生，毛建議傅連暲將福音醫院遷到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中央紅色醫院。傅連暲欣然同意，並將自己積累多年的全部家產一併交給醫院，由此出任了中共的第一所紅色醫院的院長。193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發表了《紅匾送給捐助巨款的傅醫生》的文章，稱讚傅連暲是「蘇區第一模範」。
1934年9月，毛再次得了惡性瘧疾，在傅連暲的精心治療和照看下，毛躲過了這一劫。10月，中共在國民黨的圍剿下，被迫逃亡。在逃亡途中，傅連暲先後治癒了毛、周等人以及眾多士兵們的疾病，還為任弼時的妻子、毛的妻子賀子珍接生……在中共逃到延安後，傅連暲奉命延安組建中央蘇維埃醫院，並出任院長。他還於1938年9月在毛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中共。其妻子和孩子在其離開後，與其失散。
中共竊取政權後，傅連暲先後出任中共中央衛生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總後衛生部第一副部長等職，並在1955年被晉升為中將。
編者確信，因為他對毛的濫交女友多有規勸，引發了毛的不滿而通過江青、周恩來等之手將其迫害致死。
1966年文革爆發後，傅連璋被冠以「衛生部頭號走資派」、「三反分子」、「天主教會間諜」等罪名，遭到紅衛兵的殘酷批鬥。9月3日，他給毛寫了封求救信，明言「我在長汀、瑞金救給您的命，現在請您也救我一命」。9月5日，他被紅衛兵打斷了肋骨。毛不僅沒救他，還任江青在1968年將其投入監獄。
對此，林彪手下的幹將邱會作在回憶錄中可以證實。回憶錄中說：「一次，總理、楊成武、吳法憲和我在場，江青對葉群說：『傅連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過林副主席嗎？現在，為什麼不報仇！』葉群笑了笑回答說：『傅連暲還好，就是教林副主席養身之道，現在他（林）自己都會查藥典了。』江青認為葉群不識抬舉，立即說：『把傅連暲抓起來，待後再處理。』大家都不吭聲，江青就火了，這時總理說這件事我來辦。也就過了一天衛戍區來了幾個人，給我看了總理的條子：「把傅連暲交給來人，周恩來。」我看了條子之後知道總理並不是指名叫我辦的，我就給總後副參謀長陳龐打了電話，陳龐帶着他們到了香山傅的住處，翻牆進去把傅連暲帶走了，並關進了秦城。」「過了幾天我見到總理，問為什麼抓傅連璋？總理只說了一句話：『和你們沒關係。』不久傅連暲就死在秦城。」日後的中紀委審查小組對邱說：傅連暲之死與你無關，你對傅連璋在文革中說過的一些批評的話，不能和專案混為一談。由此可見，傅連暲慘死於秦城監獄與林彪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可憐為中共奉獻了大半輩子、挽救了眾多中共高官性命的傅連暲，卻最終連自己的性命也無法保住。1968年3月14日，他被關入秦城監獄，隨即遭到了無休止的審訊逼供。體弱多病的他在被摧殘的同時，卻只能吃涼窩窩頭和蘿蔔白菜。最終，他在3月29日含恨離世。據說他死時手上還戴着沉重的手銬，兩腕部及肘部表皮脫落，結着黑紫色的血疤。其遺體當天便被火化，半點屍骨都沒有留下，火化登記表上沒有姓名，只有一個囚犯的號碼。
可嘆的是，傅連暲到死都在要求見被自己多次救過性命的毛，但毛卻對自己的恩公置若罔聞。
大概毛內心深處還是覺得對不起傅連暲吧，其於1975年5月17日批示：「傅已入土，嗚呼哀哉」，「應予以昭雪」。當年7月，其名譽被恢復，中共軍隊解放軍總後勤部為他舉行了安靈儀文。如此假惺惺的作態能騙得了誰呢？
黑茶山空難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着，為狗爬出的洞敞開着，一個聲音高叫着──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裏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葉挺將軍寫的這首白話詩《囚歌》，是六、七十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的，甚至成為一些名話劇演員們爭相在詩詞朗誦會上表演的節目。但葉挺沒想到的是，讓他與39歲愛妻和一雙兒女「在烈火與熱血中」死去的，恰恰是他準備去延安投奔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具有悲劇色彩的是，製造空難的不是葉挺詩中提到的「活棺材」國民政府，而是他一心要效命的西來幽靈中國共產黨。
1946年4月8日，出獄36天的新四軍軍長葉挺乘坐美軍專機飛返延安，同機的還有政治協商會議中共代表、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解放日報》社兼新華社社長、政協憲章審議委員會中共代表秦邦憲，和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王若飛之舅父，貴州教育家黃齊生、黃齊生之孫黃曉莊，第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彭踴左以及隨行魏萬吉、趙登俊、高瓊（女）和葉挺夫人、39歲的李秀文及其3歲兒子阿九、9歲女兒葉揚眉以及四名美軍駕駛人員，即將到達目的地時發生空難，而全機無一人生還。
此次空難的罪魁禍首，很可能是毛周二人。
毛澤東不能容忍別人與他分享權力
毛不能容忍別人與他分享權力。即使這個權力本來屬於別人，那也不行。在中共的建黨史上，毛不斷以各種非常殘忍的手段除去那些擁有權力的人，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紅太陽」。被毛除掉的最典型例子有陝北最高領導人劉志丹，和建政以後的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等。
在中共黨史上，劉志丹是唯一一個死在前線的根據地最高領袖。不僅他，他在陝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幾個星期內先後被打死：楊琪死於三月，楊森死於五月初。也就是說，毛光着屁股逃到中國大地唯一僅存的「紅色根據地」陝北幾個月內，當地的三個紅軍最高指揮官都「死在戰場」。這樣的命運在紅軍里絕無僅有。
而文革的目地就是為了整掉劉少奇。文革之前，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比《毛澤東選集》更受歡迎，而在決策高層，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威望遠遠超過「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黨主席毛澤東。這是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動態，也是毛決不能容忍發生的事情。
比毛澤東資格老的王若飛
王若飛（1896.10.11-1946.4.8），原名王萌生，字若飛，號繼仁，化名黃敬齋，貴州省安順縣縣城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比毛澤東的資格老。他曾擔任中共中央訓練部主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中共江蘇省委農民部部長和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華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任八路軍副參謀長，中共中央研究局黨務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書記。
中共建政前的1944年11月起，王若飛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書記，負責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又當選為中央委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王若飛與毛澤東、周恩來一起作為中共代表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45年10月10日，中共逼迫蔣介石簽定《雙十協定》，同時國民政府同意釋放1941年1月14日被俘的新四軍軍長葉挺。1946年1月王若飛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
要王若飛的命不惜搭上整機人命
此時，還在延安盤踞的毛澤東已經看到了中共建政的希望，決心除掉建政後能威脅他權力的人。1946年4月8日，在毛的命令下，王若飛與秦邦憲、鄧發、葉挺等人乘飛機由重慶飛往延安。在飛機途中加油時，周恩來命人把飛機的磁羅盤和壓力高度表線路破壞，致使飛機撞山，無一人生還。
據葉挺長子、80歲的航空專家葉正大中將回憶說，1946年4月8日「12時25分，該機由中轉站西安再次起飛向北飛行，又與延安美軍觀察組電台作過一次聯絡。當時它的位置是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附近，飛行正常。黨中央領導同志和『四八』烈士的家屬，包括我的二弟葉正明、四弟葉華明都在機場等候着。當時外面正下着濛濛細雨。我弟弟說他們都聽到飛機隆隆的聲音了，以為飛機馬上就可以降落，很快就可以見到爸爸媽媽和兩個弟妹了。不知何故飛機隆隆聲卻越變越小，最後就聽不見了。當時大家都以為，地面下雨飛機不好降落飛到別的機場去了。黨中央發電讓各地數以萬計的軍民到四處查找，美軍也派出兩架飛機查找。4月9日下午，興縣黑茶山地區一位區委書記到縣公安局報告，在黑茶山上有一架飛機碰在山上燒毀。經查證，證明就是『四八』烈士乘坐的飛機，機上人員全部犧牲。」
王若飛死後，毛澤東為其題詞，「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
臘肉蛋炒飯
赴朝鍍金
去朝鮮之前，毛岸英比較著名的一個經歷是上「農業大學」。毛岸英剛回到延安，毛澤東要求他跟隨農民勞模吳滿有學農活。這段日子，其實只有五十多天，充其量也就是一個鄉村夏令營而已，但後來凡提起毛岸英，都要大書特書這一段。
進北京後他的工作崗位是中央社會部（情報機關）部長李克農的秘書兼翻譯。按說秘書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沒有自己的時間。但毛岸英在1950年5月初有一次悠閒的長沙探親。「這次南下是公私兼顧，他隨蘇聯代表團來到武漢，給李克農當了幾天翻譯後便匆匆趕往長沙探親。」
10月5日，中央決定了派兵援朝之後，毛澤東對衛士小李有一番對話：「我積極主張抗美援朝，我的兒子 不去，誰還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給彭德懷，一起去朝鮮打仗，你看好嗎？」毛又說「跟彭德懷同志在一起，學些軍事知識，對他的將來會很有用的。」
毛岸英到朝鮮幹什麼，也是毛澤東安排好了的。10月7日，聶榮臻打電話給毛澤東報告說：「彭老總明天就要帶他的一班人馬去瀋陽開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譯，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毛說「那就不用找了，讓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可見毛並不想讓岸英上前線，而是細心地替他考慮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況的崗位。
毛岸英當時作了多長時間的打算？他在向岳母張文秋告別時說過「多則半年，少則三月」；他的衣服、被褥、書籍還在北京機器總廠沒有收拾，他說，「先放在這兒 吧，我還要回來的」。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情節是，1951年1月2日，此時毛澤東還不知道岸英犧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澤東聽說葉子龍來了，頭不抬眼不動地說：『子龍，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調回來吧，你看他把材料寫成這個樣子，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了！』」此時距毛岸英「報名參軍」，不到三個月，距赴朝才兩個月零十天。如果他沒有死亡，凱旋迴京，正好應了他對岳母說的「短則三月」。
鮮嫩烤乳豬
1993年出版，由韓戰時任彭德懷軍事秘書的楊鳳安與軍事科學院軍史研究員王天成合著的《駕馭韓戰的人》（2009年更名為《北緯三十八度：彭德懷與韓戰》再版）中描述，美軍當時已大致發現志願軍指揮部位置並多次派間諜實地用「發報機或信號燈指示目標」，在一次空襲中毛岸英和高瑞欣「因昨晚睡的晚了，早飯未來得及吃」，「正在圍着火爐熱飯吃」。
原志願軍司令部作戰處副處長、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楊迪（官至瀋陽軍區參謀長）在1998年出版的回憶錄《在志願軍司令部的歲月里——鮮為人知的真實情況》透露，當天拂曉前（轟炸發生在拂曉後），毛岸英、高瑞欣和成普三人違反必須進入防空洞的防空紀律，在彭德懷辦公室中炒米飯；本書分別於2003和2008年出版的第2版和第3版增加了用雞蛋炒米飯的細節，並說明所用雞蛋是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派到志願軍任副政治委員的朴一禹送給彭德懷的，在當時相當珍貴。以下為原文：
第二天（即1950年11月25日）拂晓前，……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 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 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 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楊迪還描述了小毛平日的表現：
会议中也发生了我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奇异插曲，正当彭总向（第三十八军）梁兴初军长生气、批评梁后，与会领导同志都处在沉静严肃的气氛中时，随彭总来的那位年轻俄文翻译（我看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二十七八岁）却毫不胆怯地站起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起来了。彭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司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各军军长低着头也不吭声。那位年轻的翻译，并不懂军事，我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了一、二分钟后，看没有人理会他，也就不说了。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年轻翻译会在志司党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而且是在彭总生气的严肃气氛中，敢于随便说话呢？还没有人制止他、批评他？真怪，
会议开完后，我对（作战处）丁甘如处长说：「这个小翻译胆子真大，敢在彭总生气时，还在那儿说三道四。看来他还不懂党内和军内的规矩，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哪有他讲话、发言的资格。他是谁？他是什么人？」
丁甘如同志说：「老杨，你就不要问，也不要打听了，我不会告诉你，其他的同志也不会告诉你的。」作者说，这样一个纯粹是志愿军党委召开的高级军事作战会议，当然没有苏方人员参加，也就没有翻译任务，这就是说，他不仅没有发言的资格，连参加这样的会议的资格也是没有的。
官媒試圖展現其「人格魅力」，不想弄巧成拙，反而暴露了小毛莽撞、自大的弱點，反而讓讀者為他的早死感到慶幸：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毛泽东的儿子、时任北京机械总厂总支副书记的毛岸英在三天前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毛泽东欣然批准同意。
几天后，毛岸英见到38军军长梁兴初。他说：“梁军长，我想到你们38军去当个团长。”梁兴初一听，笑着说：“38军在职的团长90%都是老红军，你还是新兵，就想当团长?”
毛岸英却说：“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18岁就当团政委了，我已经28岁了，我要求下部队去，一定能当好团长。”
梁兴初依然笑着说：“我考虑考虑。”
但是，梁兴初虽说考虑考虑，却并没真心要他到38军去当团长。因为毛岸英不仅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梁兴初更怕战争太残酷，毛岸英在战场上不安全！所以，毛岸英并没有如愿以偿，最后被彭德怀叫在志愿军总部做参谋。
梁興初之子：
那天的战役总结会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彭德怀火气冲天，整个会议的气氛也随之特别紧张、严肃、凝重，在部署第二次战役的时候，志愿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指地图指得稍微偏了一点，彭德怀便又大声责骂：“怎么连地图也不会指了！？”就在这样的时刻，有一位年轻人站起来说话了，毫不胆怯地指点着地图侃侃而谈，连杨迪都很纳罕：这个年轻的小翻译胆子可不小，他怎么敢在这样的时刻发表意见？不怕在彭总气头上招来责骂吗？更奇怪的是，彭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司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各军军长低着头也不吭声。真是不可思议！他是谁？他是什么人？
这位个头略高的年轻军人就是毛岸英，他在志愿军总部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没有翻译任务时也管收发电报，当时志愿军总部也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位翻译同志真实的身世背景。
毛岸英提出要去38军这件事他问过父亲。也是在一次战役总结会后，梁兴初一肚子气，饭也不吃了，准备回去，正好碰到毛岸英，他就要求到38军带兵。他说他是学俄语的，彭总让他当翻译，可是又见不到苏联人来。“其实我是想来打仗的，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梁兴初问，安排他到作战科行不行？毛岸英说，还在机关工作，那和在志司作战室还是一样，他想要领兵上前线打仗。这个，梁兴初可不能轻易答应，就说，这我可做不了主，得彭总点头才行。毛岸英就说：嗐，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儿？那我去找他谈。
當事人成普描述了小毛死前所作所為的另一個版本，並被黨媒轉載：
1950年11月25日，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朝鲜半岛的上空万里无云。这天上午，所有的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司令员可以有片刻的轻松了。一夜没合眼的彭老总，实在太劳累了。毛岸英正在靠北墙的大火炉子前签收有三个“A”字的战斗电报，毛岸英是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因为事情不多，他又主动承担了收发电报的任务。彭总和衣躺倒在毛岸英旁边一间小屋的行军床上。
前天上午，一架美军侦察机，曾在志愿军总部上空盘旋了将近一小时之久。这异常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大家估计美军可能发现这里有个轰炸目标。所以邓华、洪学智和不值班的参谋人员都撤到了距木房不远的一个山洞里，以防备敌人今天来空袭。作战室里，只留下了实在脱不开身的司令员和几位值班参谋人员。
上午11点钟左右，四架美军轰炸机嗡嗡震响着，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参谋们以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但对彭总的安全，成普是十分上心的，他匆忙走进老总睡觉的小屋。
“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总睁开惺忪的睡眼，唬着脸，呛了成普一句：“怕什么啊，你这么怕死呀！”
一句话把成普噎住了。恰好这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来叫老总。成普就像见到了救星，赶快催他把彭总叫起来。
洪学智一来，就掀掉了被子，伸手去拉彭总：“彭老总，快快快，快躲飞机去！”
彭老总笑骂道：“你这个麻子啊，这么怕死啊！”
“不但我怕死，还怕你死呢！”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洪学智拖起老总，在后头推搡着，绕过毛岸英的身旁，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
成普松了一口气，毛岸英这会儿也登记、发完了电报，就从子弹箱里抓了一个大苹果。朝鲜盛产苹果，金日成派人送来了一些，志愿军总部又自己买了些，所以作战室里有的是苹果。对于吃苹果，这些参谋人员还能吃出花样来：把削下来的苹果皮，放在红热的火炉上烤，烤得焦干，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比吃苹果还有味道。毛岸英现在就这样，把那一圈长长的果皮放到了炉子上。
敌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再一次掠过作战室的上空。成普心里产生了疑窦：敌机刚刚北去又折回，莫非它们搜寻的就是志愿军总部这个目标？当彭总一离开作战室，成普马上跨出西门坎，一只脚在门外一只脚在门内，仰头向空中观察敌机的活动。那四架敌机已飞临作战室的上空。不仅是飞机，还有上百个银白色的亮点——这不是一般的炸弹！一般的炸弹在空中是墨绿色的点或者褐黄色的点，这是凝固汽油弹，用铝作包皮，所以在太阳的光照下显得明亮而刺眼。成普大喊：“不好！快跑！”惊呼未完，大群的汽油弹就击中了整个作战室，木板房全部坍塌下来，毛、高两同志葬身于烈火之中。眨眼间蔓延成一片火海！成普被爆炸掀起的气浪甩到了西门旁的小沟里，半边衣服烧着了，半面脸上也烧脱了皮，幸好没有昏厥，他就地向没有火的方向滚去，把自己身上的火扑灭了。
洪學智版本：
成普一直對毛岸英之死是否和蛋炒飯有關諱莫如深，原因不明。無論如何，毛岸英違紀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他該死嗎？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