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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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正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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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1926.08.17-），黨國第三代核心。由於該人物具有頗多爭議，在此採用一位中共元老的回憶，以確保可信度。
| 江澤民 | |
|---|---|
 續什麼續，你媽死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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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江澤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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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ID |
江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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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
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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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
巴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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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長 |
逢場作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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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殺技 |
深度迫害支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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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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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 |
走肖 |
老爺爺無藥可救
來源
《李銳口述往事》
正文
江澤民是誰介紹給我的呢？周建南。周建南和我都是一九一七年出生的。八十年代初，他當過機械工業部部長、國家進出口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周小川是他的兒子），主任是谷牧。
以前講過，我高中畢業，到北京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最難考，我根本不敢報，報考了清華，沒有考上。家裏打來電報，說武漢大學正在北京招生，讓我趕緊報名，結果考取了。那時候考大學很難，四、五十個人取一個，幾千人考，只有一、兩百人能考上。周建南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一九三七年底就到了延安，後來又被派到重慶，一九四0年左右又回到延安。他在延安給中央負責人講自然科學，毛澤東都在內。周建南跟我關係很深，有兩層：一層是他的夫人楊維哲和我是武漢大學校友，另一層是延安搶救運動，我倆曾被關在一起，都被打成特務，是在保安處認識的。周建南比我吃的苦還多一點。
日本投降以後，一九四六年，我到熱河辦報，周建南也到了承德，當承德發電廠的廠長，我們又有了來往。後來他去了東北，不久我也跟高崗去了哈爾濱，他在東北管電。建國後他到了一機部，管電機製造，我從湖南調到北京搞水電，需要發電機，跟周建南工作上來往很多，關係非常融洽。所以說，我跟周建南就是這麼深的關係。
以前講過了，一九八二年我到組織部後，中央決定我參加中共十二大人事籌備小組，籌備組有十幾個人，余秋里負責，集體住在玉泉山。十二大強調中央委員會要補充進知識化同專業化相結合的中青年新委員，周建南就向我推薦了江澤民。我讓中組部青干局副局長李志民到電子工業部考察了一個禮拜，他回來告訴我：這個人可以。江澤民就是那次進了中央委員會，當了電子工業部部長。
我本人不認識江澤民，但是因為相信周建南，又迷信交通大學，所以對他有好感，並不知道，江澤民進交通大學其實不是考取的。他是怎麼進的交通大學呢？詳細情況是鍾沛璋後來告訴我的。江澤民原來是汪精衛時代南京偽中央大學的學生，鍾沛璋是那個大學的地下黨支部負責人，江澤民在校時入了黨，入黨介紹人叫汪嘉猷，汪到我家裏來過兩次。日本投降以後，蔣介石把這個大學取消了，在校的學生就按照所學專業被分配到其他大學，江澤民作為電機系的學生轉進了上海交通大學。鍾沛璋和汪嘉猷和我談江澤民，說他在地下黨支部里並不是積極分子。江澤民的家境比較好，從小彈鋼琴，二胡、小提琴他大概都會一點兒，如果家裏沒有錢，是不可能學這些樂器的。他的生父是政治人物，在汪精衛那裏搞宣傳，還搞過電影，宣傳日本人好什麼的。解放以後，他把生父的情況隱瞞了，五十年代，潘漢年的問題出來以後，江澤民有點緊張。後來，他只提他的養父江上青。江上青在新四軍工作過，是張愛萍的部下，張愛萍原來的夫人楊純也領導過他，江上青是被國民黨的衛兵殺掉的。江澤民就拉緊了跟張愛萍的關係，江上青的墓碑是張愛萍寫的。可以順便說一件事情。宋曉夢不是給我寫了一本傳記嗎？先在香港出版，叫做《黨內有個李銳》，後來又想在國內出版，書名改成《李銳其人》。當時江澤民對我已經非常討厭，這本書因此很難出，我就讓張愛萍題寫了書名，結果出版了。
江澤民當了電子工業部長以後，時間不長，一九八三年的一天，突然到我家來了。他說，陳雲把他找去了，問電子工業部的情況，陳元也在座。陳雲問他情況的時候，兩次談到讓陳元歸隊（陳元是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的）。當時，江澤民對黨裏面高層的事情完全沒有經歷，陳雲也是他第一次單獨見。陳元當時是北京西城區委書記，陳雲講讓陳元歸隊，江澤民很緊張，他問我：陳雲是不是要讓陳元來當部長啊？我說：頂多當個副部長。江澤民說，像陳元這樣的情況，部里有二、三十個，他不同意。我說：你就裝傻，裝着不知道陳雲是什麼意思。他要辦這個事情必須經過組織部，我來幫你的忙好了。你不提出，我不辦理，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我當時在組織部是有發言權的。有一次開會，耀邦跟我閒聊，說現在上海市領導班子缺人。我說：江澤民是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是不是可以考慮？不久以後，江澤民就到上海當市長去了。周建南知道我推薦了江一下，可能告訴了他，所以江澤民上任之前，又到我家裏來了，向我求教：到上海去要注意點什麼？徵求我的意見。我那個時候腦子也沒多想，就說上海不僅經濟是半邊天，文化也是半邊天，還向他介紹了王元化。王元化那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是在此前配上海班子的時候，由我推薦上來的。後來王元化告訴我，江澤民對他很重視。這是我和江澤民直接發生的第二次關係。
第三次是在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的時候。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開座談會，一大批人參加，我也參加了，發了言，《世界經濟導報》就把這個座談會的發言寫成了報導，公開了。那張報紙我好像還保留了一份。後來江澤民派了曾慶紅和陳至立，把《世界經濟導報》封掉了。四月廿九日早上，江澤民從上海給我打來電話，談了不下半個小時，向我訴苦，說上海有上百人口頭對他提出抗議，質問為什麼把《世界經濟導報》封掉？他簡直受不了了，向我求救，說北京不能再給他施加壓力了。因為他看到我參加了座談會，讓我在北京幫他釋放壓力。
我那天的日記是這麼記的：
“一早江泽民电话谈《世经导报》事件，说86学潮时，中央即有指示撤钦本立，芮江商量（还有鲍），不好办，只能拖。整顿很难，苏绍智文，季崇威、宦乡都讲导报是搞经济的。苏文事要检讨，钦不理，无法指挥。钦也解释。最近去美国，云里雾里，要同台湾合作，一直顶。当前上海日子难过，煤、粮极紧（粮卖0.16元，买进1元），煤有时只能维持几小时。18亿斤全高价，靠财政贴，受不了折腾。向谁请示，不当这个家算了。谈到政治局开会时耀邦得病情况，对耀邦评价。关于‘出国’事，曾在干部大会辟谣。廿一日学生又闹，三点通告，上海不能再闹。也有游行，劝阻，警察学乖，难免有别有用心人。廿一晚，曾庆红、陈至立找钦，说送大样不送。北京座谈会，六页涉及许多名人。吴明瑜、童大林说有歪曲处，名人有言论自由，送到国外有何好处。胡心情不好，是否向外谈，怕引起动乱。几次保钦，爱护北京同志出发。市委要审查，谈到十一点，不能改，删一些、选一些，也不行。于是江泽民、汪道涵去。“我修养不好，拍了桌子。摆什么老资格，不要唯恐天下不乱。如此无组织、无纪律，不要仗‘洋霸’。”江先走，汪谈到夜二点，钦允照办。北京有悼词，登一登。美国务院发言人遗憾，岂有此理。吴忠信儿子吴光灼（宋楚瑜同辈）在美国搞学潮，反越战，哥伦比亚大学罢课，封闭，乃私产。告到法庭，学生赔钱，封二月，父母领回学生。如上街，物价问题，牵连工人、即很麻烦。疏通工作，稳住学生。对学生讲，未经本人审阅。转告江，先是不要生气，如照办，江道歉。廿三日开人代会。结果全文未动。汪极生气：两面派，不可交之朋友。名誉董事长辞职。钦下午带两个副总编到市委，保证改版，到廿五日，改版大样不签字，钦本人躲到度假村去了，意以此抗议。张伟国用驻京办事处名义向市委发哀的美敦书。北京外国记者，还威胁要上街。于是只好停止工作，派工作组。严家其，许良英向上海写信：捍卫新闻自由，遵守宪法，请律师。武汉来一英文电强烈抗议，说江武断，刚愎自用，无落款。张伟国调回。请我在北京疏通，还说过去同建南谈过要来看我。”[1]
電話中我對他很客氣，說我幫幫你好了。過了幾天，他沒有辦法，自己跑到北京找趙紫陽。那時候不容易見到紫陽，他是找了一個關係見到的。我知道紫陽批評了他，話講得很厲害，說：這個事情是你自己闖的禍，自己回去處理。所以，他把趙紫陽恨死了。紫陽去世前，我知道他的病情比較嚴重了，給江澤民寫了一封信，說不能再軟禁了，這樣對紫陽是完全不對的。他根本不理。最近《炎黃春秋》登了田紀雲等人回憶趙紫陽的文章，江辦就通知，讓《炎黃春秋》換人，足見此人心胸的狹窄。
江澤民當了總書記以後，就不認識我這個人了，碰了面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我也去了，他們那幾個站在中間，我們站在旁邊。遊行完了後，他走到兩邊跟大家見面，好幾個軍隊將領和他打招呼，他從我面前走過，看到我理都不理。這種嘴臉，黨內我見多了。
還有一件事情，十六大以後，南方報業集團的子報《21世紀環球報道》找我訪談，我跟他們談了一件事，江澤民接班的時候，鄧小平在家裏開了一個小會，鄧小平對江講：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我估計江澤民把這句話記在腦子裏了，他很想當鄧小平第二，很想我說了算。這個事情我是聽蕭克講的，據說還有正式文件。《21世紀環球報道》登出這個訪談，不幾天就被封掉了。後來我給胡錦濤寫過一封信，抗議過這件事情。我說，你們幹嗎把這個報紙封掉啊？鄧小平南巡是一九九二年。南巡之前，江澤民到黨校去做報告，有一個「七一講話」，反對和平演變，要把個體戶搞得傾家蕩產。鄧小平反感得很厲害。他的「九二南巡」，就是想把江澤民換掉。但是其他三個老人（陳雲、李先念、薄一波）都反對。陳雲講了一句話：江李體制不變。李先念也講了一句話。李先念為什麼對江澤民印象這麼好呢？他住在上海時，江澤民對他們夫婦照顧得很好，所以對江澤民的印象就很好。薄一波講：事不過三，你幹掉了華國鋒、幹掉了胡耀邦、幹掉了趙紫陽，再干就不象話了。所以鄧小平就沒換成江澤民。然後江澤民就提倡「悶聲發大財」。現在貪污腐敗搞得這麼嚴重，都和他有直接關係。鄧小平是半個毛澤東，但是他有功勞，一九九二年他不南巡的話，搞不好江澤民讓我們跟朝鮮一樣。
我的隔壁住了一個劉大姐，是劉（伯承）帥的侄女，她的愛人是電子工業部的副部長。她告訴我，黃麗滿在江澤民當電子工業部長時是辦公室副主任，對江澤民照顧得非常好。黃麗滿後來到了深圳，江澤民去深圳時就問：哎呀，小黃在哪裏啊？我要到她家裏去吃餃子。當地就把黃麗滿提上來當了副書記。黃麗滿盯着于幼軍，他倆是死對頭。于幼軍原來是深圳市委書記，到湖南是常務副省長，到山西當省長，調到北京要當文化部長，現在把他留黨察看兩年。不過還好，待遇沒有變。于幼軍在廣東省委當宣傳部長的時候，他搞理論，我關於毛澤東的早年寫過兩本書，一本是《早年毛澤東》，一本是《早年毛澤東讀書生活》，他就建議我把兩本合到一起，叫做《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廣東給我出版。這個書印出來以後，于幼軍請我去簽名售書，他陪着我，我是那個時候認識于幼軍的。于幼軍這個事是共產黨的悲劇，吳南生、林若都為他不平，朱鎔基知道這個事不對頭，宋平也安慰他。
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最近水電報的記者韓磊發現了一張照片，是一九八0年我請美國陸軍工程師團到中國來考察三峽，我和劉瀾波一起主持開會的合影照片。江澤民坐在第一排的最邊邊上，那時他是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的副主任，所以也參加了那次會議。美國代表團看完三峽，在會上的結論是：長江是世界上難得的黃金水道，根本不應該在它上邊建大壩，明確地反對三峽。江澤民上台後卻積極干三峽，就是要為自己樹碑立傳。 汪恕誠原來是電力部副部長，一九九八年後當了水利部長，他最擔心的是現在三峽水庫流下來的水不是混水，是清水，這個問題過去我們都沒有注意，這個清水下來以後，把兩岸堤防的基礎破壞了，那個堤防幾百公里長，非常麻煩，年年都要補修。後來朱鎔基打電話給我，說是跟總書記江澤民說了，江讓轉告：顧全大局，以後不要再說反對的話了。
有一次報紙上有篇文章說，揚州人喜歡講話，得了話癆，我就寫了一首詩，收在《龍膽紫集》裏面：
谚云得意便忘形，弹唱吹拉从不停。 可怕话痨难治也，惯于作秀显高明。
有一年我去廣東，吳南生、任仲夷、還有我三對夫婦，參觀吳南生熟悉的一個古董店，店主讓我寫字，我就寫了三幅大字，兩幅是寫毛澤東的，一幅就是這首詩，寫江澤民。我對這個人的結論就是這首詩。
關於曾慶紅
我負責編撰《中共組織史資料》，搞清楚了一個最重要的材料，從打AB團起，共產黨殺自己人，殺了十萬，他的父親曾山是執行者，是毛澤東的死黨。《中共組織史資料》這麼一個大工程，完成時我要開一個總結會，讓電視台來，曾慶紅不批。我給胡錦濤打電話問：「怎麼回事？這麼大的事情電視台都不能來？」胡錦濤說：「哎呀，中央內部有的同志有意見。」我就知道是曾慶紅。
一九八三年我去安排上海班子的時候，曾慶紅是石油部一個研究所的副處長，把他提到上海市委組織部當了一個副職。有一次在北京開會他來了，專門過來和我握手，我問：「你是哪一位啊？我記不得了。」他說：「我是曾慶紅。」態度殷勤得很。你看，牽涉到他自己的利害關係時，就一百八十度了。
狼狽為奸
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為曾慶紅仕途轉折點，隨着其上司、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曾的職位不斷升遷。1989年至1993年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一，反戈一擊，整肅楊家將，使江澤民渡過了執政以來的滅頂之災。 二，打倒陳希同，最大地削弱李鵬的權勢，從而穩固江澤民的力量。 三，請出薄一波，迫使改革派喬石退休，最終奠定江澤民的超群地位。 四，開展「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目的就是為樹江澤民的絕對權威。 五，推出「三個代表」，旨在奠定江澤民的歷史地位，使江與毛鄧齊名。六，全面主導十六大人事，大面積安插江派人馬，更為自己撈取最實用的政治資本。
1993年至1997年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1997年至199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1999年至2002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2002年至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 在2003年第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曾慶紅當選國家副主席，不過有177張反對票、190張棄權票，得票率僅為87.5％。自2003年至2007年，曾慶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
2007年12月不再兼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2008年卸任國家副主席。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不過，曾慶紅在趙紫陽臨終前特地趕到醫院去看望，作為江澤民的親信，此舉令人詫異。
六四洗白 小人之心
以下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老人的評價：
2003年有个“六四真相”的光盘，是想为江泽民开脱，公布了杨白冰是戒严总指挥，邓小平、李鹏、赵紫阳、杨尚昆、李先念等人当时的谈话，而恰恰没有江泽民的事。但是，江也不是干净的。正是江泽民查封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撤消钦本立职务，导致由学潮演变为新闻记者参加、全社会各阶层参加的群众性反腐败行动。因此，对“六四”的平反，实际上对江泽民执政权是一个否定，也就难于平反。
囚禁紫陽
被撤職後的趙紫陽一直是中國國內官方報道中忌諱的話題，趙紫陽下台後一直被軟禁在其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富強胡同6號的家，他的住宅一直有人俯視在小巷牆上，門前有公安站崗，趙被軟禁的四合院所在的富強胡同入口直到趙去世一直有公安的監控攝像頭監視趙家門前的舉動。中共中央辦公廳對趙紫陽的限制有四條：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趙紫陽也曾多次寫信給江澤民要求解除軟禁，但均遭到江澤民的拒絕。1997年，江澤民在訪問美國之前，為了給美國有個交代，江澤民要求中南海保健處負責趙紫陽醫療的醫生向趙紫陽提議打高爾夫球（在這之前是被禁止的），趙紫陽識破江澤民的用意，於是拒絕。中共十五大前，應「天安門母親」的請求，趙紫陽於1997年9月12日發出「致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國共產黨重新評價六四，趙紫陽在信中說六四問題遲早要解決，不論拖多久人們都不會淡忘，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麻煩時解決好。這封信給趙紫陽帶來了更嚴厲的軟禁。趙紫陽又於同年10月13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發出公開信，信中指控對他的軟禁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趙紫陽在信中說：
……自从信（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信）发出之后，我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我作为一个党员，就某一问题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是正常行使党员的权利，这是党章明文规定了的。……我不知道我究竟触犯了什么法律，……这样不明不白的随意就可以对一个人实行软禁，可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利，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么？……而在我们党早已深刻总结了过去左的沉痛教训以后，十多年来一直强调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总书记刚刚在党的十五大向国内外郑重宣布了我党要坚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在中央身边竟然发生了如此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自从1989年6月以来，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过余年……
這封信沒有帶來任何回應，完全軟禁狀態從1997年10月持續到1999年12月，之後又轉入半軟禁狀態，直到2005年1月17日去世。
以下為李銳回憶：
我最后一次见赵紫阳是二00四年的十二月廿九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的911号病房，是他去世前二十天。那天见他的情况，我在文章里面详细写了。赵紫阳去世时，香港的《明报》第一版登了一版赵紫阳的照片，第二版就是我写的文章《紫阳同志永别了》，国内很少人看见。
那天我和老伴儿两个人去北京医院看孙大光，他是癌症晚期了。我知道赵紫阳住在同一层，从孙大光病房出来，就去看紫阳。病房门口有四个便衣守在那不让进去，说病房正在进行紫外线消毒。我老伴儿说：“我也是搞护士工作的，消毒不能有人在里面，你们怎么可能把人放在那里面消毒呢？”磨了半个小时，我都有点打退堂鼓了，结果她（指着老伴儿张玉珍）发现那四个人待的房内有一张床上放着一个手机，就拿起手机交给其中的一个，让他请示他的上级：李锐来看赵紫阳，准不准？那个人就到房间外边打了电话，回来之后就让我们进去了。
我看见赵紫阳坐在病床上，对面角落里有个小电视机，床上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几张报纸，都是旧的，不是当天的。看见我们，他说：“你们来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来。”我看他的神态是不行了，心里十分难过。我劝他不要看报，不要看电视了，对眼睛不好。紫阳最担心香港出的几本有关他的书的作者会有麻烦，他首先就跟我谈这个问题。我说没有问题，这几个人我都认得，他们现在都没事，让他放心。紫阳说他想回家，不愿意住在医院。我说：“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来看望你的。”他知道，想看他的人都进不来。紫阳床的后边有个布帘，布帘后面有三四个人，也没法多讲什么，大概也就待了十来分钟。
出来后很难受，反差太大了嘛。那边孙大光的病房是女儿、女婿，儿子、儿媳，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紫阳孤单一个人，盘着腿坐在床上。
國機二院講話的真相
退休以後，江澤民不顧身體日益衰弱，依然四處招搖過市，生怕自己被遺忘。一個典型例子是，2015年，其攜家人遊覽海南著名風景區東山嶺（筆架山）時作出了評論：
不来这个海南名山遗憾了，这么好的风景名胜海南要大力宣传，北京也要大力宣传，我回北京也为你们宣传宣传，以后这山就人山人海了。江泽民到此，不虚此行。
筆者在此引用材料駁斥的是「蛤三篇」之一——2009年4月23日江視察中國聯合工程公司時的一段浮誇之辭。
三個戴表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國當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個代表」本身並沒有什麼創意，無非是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 」的比較理論化的說法。而且「三個代表」論本身是中性的提法，任何政黨都可以提出這個要求，並無深義，可謂「假、大、空」。
「始終代表」說是指中共已經是、並始終是「三個代表」了，和中共一向自我標榜的「偉大、光榮、正確」一樣是大話和謊言。已經始終是了，那還何必爭取、何必改革？這是保守的提法，只有消極意義。
「始終代表」說在事實上和理論上都是不能成立的。「代表」不能自封，有待實踐的檢驗和人民的評判，更不能自吹自擂為「始終代表」。中共絕非「始終代表」。
換言之，三個代表是要「堵住政治體制改革的嘴」、為中共一黨專政製造理論依據。
前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稱江是個「政治騙子、投機分子」，趙紫陽亦認為其心無大志，由此觀之，信夫！
軍隊經商
根據多年的情況反映，經商對部隊危害很大。一是搞經商分散了各級領導幹部和機關的精力，相當數量的幹部和部隊不務正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軍隊履行職能的能力和戰鬥力；二是搞經商與地方爭利，與民爭利，影響軍政軍民關係，攪亂國家經濟秩序；三是搞經商容易滋生腐敗，腐蝕幹部，敗壞部隊風氣。軍方的商業利益快速膨脹，已經發展為巨大的網絡。涉及聯繫鬆散的數千家企業公司，從酒店、夜總會、高爾夫球場到航空公司、醫藥公司、股票經紀等。
江澤民擔任軍委主席後，開始採取逐步收縮、分步整頓的辦法。1991年，軍委規定師及師以下作戰部隊不准經營企業。1993年9月19日，中央軍委決定軍以下作戰部隊不准經商並頒發《關於整頓改革生產經營的決定》，要求「從黨和國家的全局利益出發，從軍隊的長遠建設出發，下決心對生產經營進行整頓改革，理順關係，興利除弊，保證軍隊生產經營健康發展」。
到1995年1月，軍以下作戰部隊的企業，大軍區級和副大軍區級單位司、政、後勤等機關所辦的企業，三總部二級部所辦的企業，按規定實行集中統管。各部隊外派從事勞務的兵員、裝備已全部撤回。各類機械施工隊、運輸隊已整頓壓縮，並由大單位統管。全軍原有企業15327個，從業人員86萬多人。通過整改，企業減少6238個，佔總數的40.7%；人員減少6萬多人。
1995年，中央軍委決定對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特區的軍隊生產經營活動有重點的進行了清理整頓。1996年初，軍委決定進一步清理整頓全軍的生產經營，剝離地方掛靠企業清理控制跨區經營。
1998年初，中國政府全面取消軍隊經商的稅收優惠。
然而效果如何呢？1998年9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全國打擊走私工作會議上就指出：「近年每年走私8,000億（1元人民幣約合0.157美元），軍方是大戶，至少5,000億，以逃稅為貨款的三分之一計，便是1,600億，全未補貼軍用，8成以上進了軍中各級將領私人腰包。」 同年11月，在中央軍委、軍紀委生活會上，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也表示：「1994年以來，軍隊所辦經濟實體的資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級幹部挪走私分，每年軍費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級幹部吃喝、出國旅遊、修建豪華住宅、購買豪華轎車上。」
隨着軍隊經商暴露出的問題越來越觸目驚心，軍隊經商已經弊大於利，成為一個錯誤的決策。與此同時，由於經濟形勢好轉，中國軍費逐漸增加，1998年中國軍費就增加了13%，以經商彌補軍費不足必要性已經降低。
迫於無奈，1998年7月22日，江澤民寫信提到：
“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7月，時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不得不在全軍打擊走私工作會議上宣佈，從1999年1月1日起軍隊停止一切經商活動，「全部吃皇糧」，但同時承諾給予軍隊500億人民幣的補償。 。 到當年12月，按照「先交接、後清理、再處理」的原則，軍隊共向各級政府移交企業2,937個，總資產804億元、淨資產241億元，從業人員20.9萬人；撤銷企業3928個，總資產151億元、淨資產64億元，從業人員10.4萬人；258個保障性企業、1,088個福利性企業仍予以保留，以「有償服務」的名義繼續經營，這類企業最為典型的就是軍隊醫院。
直到2018年6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發佈《關於深入推進軍隊全面停止有償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理論上宣佈將於2018年年底前全面停止軍隊有償服務。
大肆分封 收買人心
根據公開記錄，自1988年軍隊恢復軍銜制以來，中央軍委共授予96位高級軍官上將軍銜、警銜。除1988年9月14日鄧小平在野時授予17位高級軍官上將軍銜外，江澤民從1993年至2004年光上將軍銜警銜就送出79個，至於送出的少將、中將更是如同遊戲，數以百計。軍隊腐敗日趨嚴重，軍隊中買官賣官的現象也有所增多。
1993年6月7日授予6位高級軍官上將軍銜。1994年6月8日，江澤民一口氣冊封19名上將。
1996年1月23日，江即時封了4位上將。二炮政委隋永舉就是在這一天從中將爬上了上將。
1997年10月24日江澤民一天提升了152名將軍。高幹子弟和有裙帶關係的更成了江澤民拉攏的對象，如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四人幫」垮台後才去參軍，不過當了十幾年的兵，一升就是海軍中將副司令。到1997年江澤民就一手冊封了各級將軍530名。
1998年3月27日，中央軍委舉行儀式，晉升10位高級軍官警官上將軍銜；1999年9月29日晉升2位上將軍銜，即臭名昭著的徐才厚和郭伯雄；2000年6月21日，中央軍委舉行儀式，晉升16位高級軍官警官上將軍銜。
2002年6月2日晉升7位上將。
2004年6月20日，在江澤民快下台時，又授予15位軍官上將軍銜警銜，其中包括他的親信由喜貴。
順便一提，著名軍老虎谷俊山於2003年7月晉升為少將軍銜。
主掌政法委和公安部的周永康亦為其親信。
貪戀權力
2002年，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江澤民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最高權力位置上退下，其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由胡錦濤接任。他在黨內長期討論的三個代表理論，也在中共十六大上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至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而江澤民則留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前，江澤民請求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並由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05年3月8日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決定接受江澤民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隨後由胡錦濤接任。至此，江澤民退出中國政治的核心舞台，此後直至2007年，江澤民仍然擔任了若干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和中共十七大主席團主要成員，參與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會議。
江澤民留任中國中央軍委主席時，曾得到高達98張反對票，122張棄權票，創下紀錄。
江澤民自中共十六大退休後，不斷以「江澤民辦公室」名義就政治局工作、政策、決策和不同事件作出批示達350多次，建議、意見、看法等書面材料48份，還召開過20多次座談會，引發中共黨內極大反感，中共元老宋平曾當面警告江澤民要「自我約束」。2010年6月4日，《炎黃春秋》雜誌刊登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田紀雲的文章，稱「到了眼睛睜不開了，嘴巴合不攏了，腰也直不起了，頭腦也不清醒了，還賴在台上，是不討人喜歡的」，文章被指是暗批江澤民「退而不休」、「老人干政」。胡錦濤最後決定以裸退方式結束江澤民干政。位於中南海的江澤民辦公室最終被撤銷。
市場經濟
江澤民上台後，與國務院總理李鵬一同執行保守的經濟政策。在1990年1月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李鵬強調：「在治理整頓期間，一些改革措施要圍繞治理整頓來進行。」所謂的「治理整頓」，實際上拖慢了經濟改革的進程，並有重新轉向全面公有制、結束改革開放的苗頭。為了迎合提拔自己的中共左派元老陳雲、李先念等人，剛上台的江澤民政治上靠攏左派，重提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理論，疏遠喬石、李瑞環等開明派。在經濟領域全面執行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打擊鄉鎮經濟，江澤民當時聲稱「要把個體工商戶搞得傾家蕩產」。內外交困的中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改革開放也面臨着中斷夭折的危險。
雖然鄧小平一再向江澤民、李鵬等人表示要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但二人並未接受鄧小平的勸告。1991年1月，鄧小平在上海發表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搞市場經濟的談話。此談話還是沒有獲得江澤民的積極回應，但得到喬石、田紀雲的唿應，同時，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在上海組織專門班子以「皇甫平」的名義對鄧小平談話發表了「七評」，提出推進改革，實行市場經濟。
在當時的政府政策下，加上西方各國政府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外商停止對當時尚不發達的中國的進一步投資，甚至抽逃資金。外貿出口下降，旅遊業萎縮，經濟下滑、市場疲軟、生產萎縮。政治方面，有人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雙重任務論」（階級鬥爭和全面建設），與原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背離。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視以及講話，重申與改革開放相關的鄧小平理論，並期許廣東能按其「生產力為基礎的發展觀」發展經濟在20年內追上亞洲四小龍。
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裏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經在珠海召開了高級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兩個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劉華清和軍委秘書長楊白冰，單單繞過名義上的軍委主席江澤民。鄧小平認為江澤民軟弱無力，思想保守，以反和平演變代替改革開放。會上鄧小平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一個新的領導人。
此事最初為香港無線新聞從大陸民眾得知情況後，採訪深圳官方並將事件首次披露。事後《解放日報》與《深圳特區報》的未經中共中央審核的社論，支持鄧小平南巡。在《珠海特區報》對鄧小平南巡細節的試水式報導後，中共中央發文意圖統一媒體對鄧小平南巡的表述。《深圳特區報》撰寫的鄧小平南巡細節文章被《光明日報》未經批准轉載，得到鄧小平的支持和肯定，並命令中共中央媒體報導，最終迫使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公開肯定鄧小平的南巡，他和李鵬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下發了將近二十個文件，要求學習鄧小平在南方的談話，進行改革開放。而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年3月初發佈相關的正式決定，使中共再次確立改革開放方向。這樣，江澤民才得以保住自己的職位。
江澤民在進京的時候見人就磕頭喊爹，上台以後也四處巴結，立場搖擺不定，後來的統治中，也用這種手段極大地鞏固了權力並且謀取了海量個人利益，弄得全國上下烏煙瘴氣、腐敗橫生，一派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真是不折不扣的癩蛤蟆。
防火長城
蛤蟆對於高牆的築造負有直接領導責任，鐵證如山，可惜翻牆送媽的膜蝦小鬼選擇性失明，筆者也無話可說。
GFW是「國家信息關防工程」的一個子工程，直接上級是國家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和信息產業部是政治局親自抓的國防工程。這個工程主要監測發現有害網站和信息、IP位址定位、網上對抗信息的上報、跟蹤有害短訊息和及時進行封堵，是絕佳的新時代高科技愚民工具。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李嵐清、吳邦國等多次視察該工程。
GFW的總支持者是負責宣傳工作的李長春、張春江和江澤民之子江綿恆。最初的主要需求來自政治局、政法委、國安部和江澤民為鎮壓法輪功特意設立的錦衣衛機構——610辦公室（全稱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2018年3月撤銷）。
江澤民的部下丁關根在1995年、1996年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身份率代表團考察新加坡媒體管理體系，受此影響，他向江澤民進言，為了掩蓋自己不堪回首的過去，江與之一拍即合，作出了管控式開放支國互聯網的決定。
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練習者圍攻中南海，更讓江意識到網絡管控的緊迫性。1999年6月，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成立，為局級事業單位。1999年7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法輪功妨礙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認定法輪大法研究會及法輪功為非法組織，決定予以取締。GFW旋即開始了浩浩蕩蕩的建設。
1999年12月23日，國務院發文成立國家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其第一下屬機構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工作辦公室設在已經成立的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取代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部際協調小組，對」公安部、安全部、保密局、商用密碼管理辦公室以及信息產業部」等部門的網絡安全管理進行組織協調。此後兩年，各大分中心陸續成立。
1999-2006年，在哈爾濱工業大學任教多年的方濱興調任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副主任、教授級高級工程師，被視為網絡封鎖的始作俑者，因此成為眾矢之的，被唾罵至今。
2001年11月28日，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聯網交換中心成立。提供」互聯網交換服務，互聯網骨幹網華東地區數據交換，數據流量監測與統計，網間通信質量監督，交換中心設備維護與運行，網間互聯費用計算，網間互聯爭議協調」，位於上海市黃浦區中山南路508號。2001年11月28日，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廣州互聯網交換中心成立，位於廣州市越秀區建中路204號。
2002年11月，經費6600萬的國家信息安全重大項目」大範圍寬帶網絡動態阻斷系統」（大範圍寬帶網絡動態處置系統）項目獲國防科學技術二等獎。2003年1月31日，經費4.9億的國家信息安全重大項目」國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統」（005工程）獲2002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兩個項目中，方濱興均名列第一。2004年，國家信息安全重大項目」大規模網絡特定信息獲取系統」，經費7000萬，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005年，」該系統」已經在北京、上海、廣州、長沙建立了互相鏡像的4套主系統，之間用萬兆網互聯。每套系統由8CPU的多節點集群構成，作業系統是紅旗Linux，數據庫用的是OracleRAC。2005年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北京）就已經建立了一套384*16節點的集群用於網絡內容過濾（005工程）和短訊過濾（016工程）。該系統在廣州、上海都有鏡像，互相以十萬兆網連結，可以協同工作，也可以獨立接管工作。
器官活摘
2015年3月，中國當代着名外科醫師、非典英雄蔣彥永少將向香港媒體揭露解放軍在江澤民鷹犬、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內腐敗內幕「冰山一角」，稱（解放軍總後勤部掌控）軍醫院普遍違法「擅自移植、買賣死囚器官」，勾結（周永康所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檢察院、法院，包括301解放軍總醫院都派車至刑場拉死囚「爭搶活鮮器官」。犯人一槍未被打死，即被拉回醫院手術台摘器官、移植給患者，手法慘無人道。
蔣彥永表示，就北京軍區總醫院進行非法人體器官移植曾上書中央，揭發過該院外科主任醫生李世擁從事非法器官移植。他說，國內人體的活肝，多由死囚身上取得。為保活肝新鮮，便於手術移植，行刑的死囚沒有被打死，救護車就在場半生摘取。
目前，李世擁仍在北京軍區總醫院行醫。
生辰趣事
2015年，有媒體發現，根據新華網〝新華資料〞中，對中共領導人信息梳理發現，並非所有人的簡歷像現任的領導幹部一樣，出生日期只精確到年月。資料顯示中共領導人出生日期情況中有一個〝異類〞，此人就是前中共黨魁江澤民(1926年8月17日)。筆者去中共官方的人民網檢索，上述現象也得到了證實。
按黨內規定，中共領導人只有死去才能公開生日日期，據悉毛、鄧等生日公開也是在去世後。
其他資料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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