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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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过程

纵览

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分成明显的两派。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查后再定，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造反兵团”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4月2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发表声明，支持前者，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搞“三结合”。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前者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四·二二”。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四·二二”。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四·二二”，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四·二二”，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外，“四·二二”都处于劣势地位。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四·二二”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四·二二”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四·二二”。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和情况。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高潮。

第一阶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四·二二”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

全县于同年的三、四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当时被杀害的贫下中农、干部、群众，在1983年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他们的遗属与子女还可以去找政府、党委落实政策，要求给予一定的抚恤与生活补助，要求追查凶手，可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他们去找谁，向谁去申冤啊!

第二阶段，是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其中，被杀的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

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由季德春等人策划、煽动，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以“保卫红色政权”、“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等名义，致使该县乱打乱杀，逼死了3890余人，是南宁地区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广西军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出于政治目的，于1968年6月17日，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已被破获结案、审判处理过的玉林县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第十大队”为主体，和浦北县六万山区的“罗平党”案等，拼凑成1968年4月“破获”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向自治区各地、县、市张榜公布案情，号召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同时还把这个“反团”案与“四·二二”群众组织挂钩，混为一谈，联系起来“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的活动，在广西全区城乡普遍开展，把参加“四·二二”组织或倾向“四·二二”组织的干部、群众，加上“反共救国团”罪名，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杀了一大批。

融安县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上访团对我们工作组来信反映：“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三千多人。其中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杀了八百余人。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杀死45人，成了寡妇街，至今每逢过年过节到处是悲惨的哭泣声。有些老人讲：当年日本强盗侵占长安镇，进行屠杀时一天最多杀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杀了100多人。他们愤慨地讲：这帮杀人强盗，真比日本鬼子还凶残狠毒。”

在老革命根据地凤山县，“文革”开始后，以老红军营长廖熙英为首，以革命老人、老游击队员为骨干，成立“革老派”，副县长覃家修也支持“革老派”观点。广西两派形成后，“革老派”支持“四·二二”。当时同意“革老派”观点的群众、干部占全县人口的95%。由于“革老派”力量雄厚，1968年2月占领了县城，“联指”逃去东兰县。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反团”案案情之后，凤山“联指”派组织乘机于7月7日发出关于围歼“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凤山分团覃、廖匪帮”的总反击令，又调去了11个县的武装民兵，配合6911部队围剿“革老派”，名曰“剿匪”，实为协助逃跑在外的“联指”打回凤山，“革老派”被打死打伤20人，抓走16人(其中13人被杀)，“联指”夺回了县城，“革老派”全部逃往农村。县革委会成立后，上面派去了9个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军队进驻凤山，“革老派”的大小头目大部分被杀，一部分被抓。全县被抓6000多人，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杀光，很多军烈家属全家也被杀光，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被杀，全县地下党被打成“叛徒集团”。

可是1981年5月凤山县委向我们调查组汇报说：1968年6月至10月死了1197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显然没有说实话。玉林地区1968年在围剿“反共救国团”运动中进行的大屠杀，是时任玉林军分区政委甘照寰拍板，参谋长达志、地区造反派头头王×镇主持召开各县革委会、武装部负责人会议布置的，共逼死、打死几千人，其中，陆川县杀害1200多人，容县逼死、打死1392人。原凌云县委书记赵××是被三个人拉出去杀的，当时赵见到县武装部长说：“你要救我呀!”可是这个武装部长不理睬，就这样把赵拉出去杀了。

第三阶段，是发布《七·三布告》以后。这个时期，农村“四·二二”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大体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得差不多了，掌权者和扶持的“联指”造反派于是挥戈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

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阶段的调查证实，《七·三布告》是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1968年7月3日批准发布的，在这之前的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根据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内定“四·二二”是反动组织，将对立的两派设立据点，策划组织武斗，打死干部群众，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武器，抢部队武器弹药，阻断铁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四·二二”一派的头上。就在这时人民解放军驻广西某部打下“U-2”美国间谍飞机，林彪要接见有功人员，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红光带队赴京，事先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授意整理了“四·二二”的材料，报给林彪，《七·三布告》就是这样产生的。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造反派有了《七·三布告》这柄尚方宝剑，他们控制的报纸、电台，大造舆论，把“四·二二”组织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当成敌人，在南宁、柳州、桂林三市，在军队、武装民兵和“联指”武装人员三面包围之下，被彻底打垮，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又被大批屠杀。

南宁市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于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对立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造反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

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四·二二’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这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6千万元以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广西“四·二二”全部覆灭。三个据点攻下后，有的投降，都被“联指”成员杀害，有很多人钻了防空洞，钻防空洞的人，绝大部分被一场无名的大水夺去了生命(系“联指”造反派往防空洞里灌水所致)，有的被各县民兵押回在途中杀死。

“据不完全统计，仅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区、市看守所等10多个单位。关押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711人，南宁幼师441人;有的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等罪名的‘要犯’、‘首犯’处理。被‘俘虏’人员交各县民兵拉回去处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后打死的有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46人。”

820事件

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联指”造反派在解决南宁问题，围剿、拔除“四·二二”据点之后，又着手解决桂林问题，策划、制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万余名群众被无辜杀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事件发生前桂林的“文革”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一样，群众组织因支持韦国清和反对韦国清分裂成两派，前者为“联指”，占少数，后者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老多”，即“四·二二”)占绝大多数。1967年下半年开始，两派多次抢枪武斗。“四·二二”三次抢了各种枪支3000余支、加农炮8门。“联指”四次抢了各种枪支7000余支，机关枪10挺。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内两派发生武斗17次。6月下旬，“联指”在桂林军分区的支持下，以“保卫革命委员会”名义，从全地区12个县调集数千名武装民兵进城，形成对“四·二二”的包围，导致大规模的武斗。

两派在湘桂铁路两侧设立据点，不断冲突，迫使铁路中断。《七·三布告》公布后，周恩来于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动员进城民兵回乡。同时，由驻桂林的6955部队派出人员，进驻两派武斗据点，实行武装隔离。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小组，又一次发出通令，要求两派必须在8月12日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桂林军分区政委陈秉德也于1968年8月10日向“四·二二”表态：“只要‘四·二二’交枪，保证不抓人，‘联指’也交枪。”

经过上述工作，两派于8月12日停火，当晚铁路通车。“四·二二”于8月13、14日向公检法军管会交出3000余支枪，拆除了工事，恢复了市内交通，部分人员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宫，等待办学习班。与此相反，“联指”只交了30余支枪，工事未拆，据点未撤，调集来进城参与武斗的武装民兵未回乡，且将武斗人员以市革委名义，改编为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配发了一部分“四·二二”上交的武器。

“八二○事件”是如何策划、发动的

“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据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市革委会政法部长、后5048部队副政委朱兆富同志反映：1968年8月初，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在北京向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广西军区的同志讲：广西问题怎么解决，请示了黄永胜，黄让广西自己拿出办法。经军区研究，先在融安县下手，动用军队，对400余名“四·二二”成员，用武力解决。事后，向黄永胜汇报时，黄表扬干得好。

这样就摸了中央的底，拟定了用武力解决桂林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由南宁调到桂林，将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叫回，共同指挥了这一行动。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后离休居住桂林的老红军姜茂生同志反映，“八二○事件”之前，黄永胜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进行研究，是林彪叫开的，吴华等来桂林指挥的。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104部队处长王汝保同志反映：“八二○事件”行动时，部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由吴华、景伯成、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陈秉德三人组成。据这些当事人的反映，“八二○事件”是在北京预谋，经黄永胜批准，由部队参与，依靠“联指”，调动武装民兵，对“四·二二”、干部、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

事件经过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公告，以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地进攻”。当日凌晨5时，支左部队和上万名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联指”成员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事先划分的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仅有二千多师生员工的广西师范学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区所属12个县，在同一天行动，全地区抓了一万多人。“八二○事件”和事件之后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枪杀、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在“八二○事件”后的一个月内，桂林市仅机关、工厂内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机关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杀害了。

临桂县打死848人，仅县直驻桂林单位抓去318人，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被杀害，其中发现一份111人的被杀害人员名单，名单里有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法院院长刘锡臣、副检察长龙炎运、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李景发、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领导干部，他们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由县委宣传部干事、“联指”造反派头头胥明德以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于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车拉到漓江边，除一人乘天黑混乱中逃跑外，其余110人全部杀害。仅有41名职工的县医院，杀死了16人。其中，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八二○事件”时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的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打死，说“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

刘锡臣夫妻和儿子被害后，遗留下一个15岁的女儿刘婵荣和两个幼子，生活无着，逼得15岁的女儿带着两个弟弟到处要饭。1981年5月，我们调查组到桂林调查时，她来找了我们，一边哭泣，泣不成声，一边控诉当时的暴行，在场的调查组的同志听了她的哭诉，禁不住凄然泪下。只有100余人的地区土产公司，杀害7人，该公司8月31日开批斗会，活活打死3人，让“四·二二”成员谢定军、金声二人挖坑掩埋，坑挖好后，谢、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齐埋掉。9月13日上午，该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杀人的通知，下午又杀9人，其中，“四·二二”成员吴若君因怀孕临产幸免，孩子生下后，起名叫“保驾臣”。当时“联指”杀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有一个从湖南到桂林搞副业的社员被盘问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打围的”，被当成打“韦”(国清)的，当场打死。

无所不用其极

抓起来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以桂林市革委会名义，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搞了一个“‘四·二二’反革命罪行展览”，第四展览室是“活人展览”，将抓起来的“四·二二”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打骂凌辱。“八二○事件”后，在桂林拥有10万群众的“四·二二”组织，成了历史罪人，受到残酷镇压。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或“被杀家属”，有些家住城镇的，被强行迁往农村。特别是那些父母双双被杀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年×月×日去世”的结论。

吃人狂潮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那牡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一块。当我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木后，发现这是一个饶有情趣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限”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表层心理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于深层的良心却又在顽强反抗。这时候，折中的思路便是：参与吃掉这个人，但最好自己又没吃到这个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方案便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使兽性与人性达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和谐，使集体疯狂与个体良心并行不悖。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候全国各地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场面，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只不过群众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顶点，因而产生出最富戏剧性的奇特形式。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人告我一生动细节：某老太太抢割了一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一条淡红色的血痕。还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精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人肉后，他们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没人与他们抢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瓶酸奶！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一副剔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乾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轶事

笑面杀手

1968年8月的一天，梁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等大队干部来到南宁，找到一个当年曾跟韦国清在梁同大队蹲点的公安厅干部，对他讲有重要的事情，想见见韦国清，当面向韦国清请示汇报，不知韦国清能不能接待？请他帮联系。公安厅那个人就去向韦国清报告，韦国清讲可以接待，并讲“明天晚上九点钟，在自治区青年团楼上办公室接待。”这个联系的人刚刚走出门口，韦国清又喊他：“来来来，你去通知贺亦然（1917-2006 时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也去，一同去。”

第二天晚上，梁同大队的人，开了一部小型拖拉机，拖了一车西瓜，晚上九点钟到达，韦国清、贺亦然也同时到了。梁同大队的干部从9点钟开始向韦国清汇报，到晚零时以后才结束。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梁同大队的干部向韦国清报告：“韦书记，我们已经把那些反对你的‘4·22’和牛鬼蛇神都杀了。”韦国清听到“都杀了”，很高兴，笑眯眯的，然后讲：“我告诉你们啵——，杀人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才能杀啵——。”他在说这句话时，把‘啵’字拖得很长。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都没有批评和明确制止梁同大队乱杀人。

汇报结束了，梁同大队的人，又坐拖拉机回去了。在路上他们讲：我们向韦书记汇报杀人，他虽然讲杀人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但是他笑眯眯的，又不批评我们，说明他是同意我们杀的。

半夜他们回到大队，就连夜研究杀“4·22”和牛鬼蛇神，马上杀了三十多个，都是拿木棒和棍子打死的；第二天晚上又研究杀了三十多个。这个大队一共杀了七十多人。杀的是下台的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以及与他们观点不同的贫下中农，其中还有一个女的转业军人，那个转业军人在部队还当过记者。所以说，这个大队乱杀人，是经过韦国清默许的。

王者风范

文革期间，韦国清和贺亦然坐小车去百色，途中有辆大卡车在前面开，那时百色因地处山区，经济又不发达，公路狭窄，路面都是土石的，汽车开起来，烟尘遮天蔽日，韦国清坐在大卡车后面的小车里，自然很不舒服。可是，前面那个卡车司机，无论后面小车的司机怎样按喇叭，他就是不让小车超过去。

这可把韦国清气坏了，到了百色，就打电话回南宁下令追究。结果卡车司机被判了十年徒刑，文革以后也没有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