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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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戮過程

縱覽

廣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沒有分成明顯的兩派。1967年3月，廣西軍區找各群眾組織商量，要求支持韋國清站出來領導廣西「文化大革命」。當時有的群眾組織提出要韋檢查後再定，而區直機關群眾組織「公安兵團」、「紅色監察」、「造反兵團」等則同意無條件支持韋國清站出來。4月29日，區黨委書記伍晉南、賀希明、霍泛三人發表聲明，支持前者，反對無條件支持韋國清站出來搞「三結合」。於是，圍繞着「支韋」還是「反韋」問題，形成了兩派，前者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後者稱「四·二二」。兩派形成後，從軍隊到地方，從自治區領導機關到各個基層單位，形成了兩大對立陣營。

廣西軍區開始是支持「聯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表示支持「四·二二」。廣西有大批幹部隨即表態支持「四·二二」，廣西軍區也檢討了支一派壓一派的方向路線錯誤，轉而表示支持「四·二二」，但實際上仍暗中支持「聯指」。當時在全廣西，除桂林市外，「四·二二」都處於劣勢地位。1968年2月，由廣州軍區下令，將支持「四·二二」的軍隊調走;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內定「四·二二」為反動組織，於是開始壓「四·二二」。這是當時的基本形勢和情況。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個階段，也可以說是三個高潮。

第一階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農村全自治區颳起了一股「紅色風暴」，說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及其子女起來造反，要殺幹部群眾，說「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於是在農村中成立起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搞群眾專政，殺了一大批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也乘機殺了一些「四·二二」觀點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區的桂林地區各縣，尤為嚴重，有的四類分子之家被全家殺絕。「靈山縣譚禮大隊民兵排長黃培立召開民兵統一行動，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殺掉，全大隊共殺了130多人，財產、房屋沒收蓋禮堂，禽畜、糧食全部吃掉」(中紀委、組織部等六部委《關於廣西落實政策情況的調查報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縣武裝部長段振邦在縣四級幹部會上說：「過去我們對敵人專政，要經過公安、法院，現在不需要了，現在實行群眾專政，不殺掉那些東霸天、西霸天，群眾不同意」。

全縣於同年的三、四月間亂殺了一批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和被認為是壞人的人。臨桂縣1967、1968年兩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459人。靈山縣「貧下中農造反總部」(「聯指」)於1968年初，召開會議全縣統一行動。全縣共殺死2900多人。他們用「種花生」指槍決，「種芋頭」指石頭打死，「種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語統計殺人數字。當時被殺害的貧下中農、幹部、群眾，在1983年全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他們的遺屬與子女還可以去找政府、黨委落實政策，要求給予一定的撫恤與生活補助，要求追查兇手，可是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他們去找誰，向誰去申冤啊!

第二階段，是各縣革委會成立前後，其名義之一是保衛紅色政權，二是抓「反共救國團」。廣西各縣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間成立革委會，殺人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且多數是在各縣革委會成立後有領導地殺的。上思縣成立革委會後，在縣革委會主任、縣武裝部長段振邦的組織、策劃、煽動下，造成1639名幹部、群眾和四類分子被殺，其中，被殺的國家幹部162人，工人61人，城鎮居民18人，學生5人，社員632人，四類分子761人;老游擊隊員48人，共產黨員97人，共青團員13人。

宜山縣革委會成立後，由縣革委會主任、縣武裝部政委季德春、縣武裝副部長李慶余、作戰參謀蔣國志、民兵科長吳先水與原副縣長崔振鐸、原縣委副書記王德茂等人策劃下，於1968年6月11日召開了「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的全縣萬人大會，在大會上當場打死幹部、群眾11人。會後，各公社仿效、推廣，均成立了以民兵為主體的「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群眾稱之為「殺人部」，向階級敵人專政。從此開始，該縣共死亡1400人，其中，兩派武鬥死幾十人，縣革委會成立前亂打亂殺死亡300多人，革委會成立後，由季德春等人策劃、煽動，有組織有領導地殺害了900多人。賓陽縣革委會成立後，從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間，在縣革委會主任、6949部隊副師長王建勛的策劃、組織、指揮下，以「保衛紅色政權」、「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等名義，致使該縣亂打亂殺，逼死了3890餘人，是南寧地區死人最多的縣之一。

廣西軍區、廣西壯族自治區革籌小組出於政治目的，於1968年6月17日，將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已被破獲結案、審判處理過的玉林縣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組織的「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第十大隊」為主體，和浦北縣六萬山區的「羅平黨」案等，拼湊成1968年4月「破獲」了「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集團案件」，向自治區各地、縣、市張榜公佈案情，號召開展「大檢舉、大揭發、大鬥爭」。同時還把這個「反團」案與「四·二二」群眾組織掛鈎，混為一談，聯繫起來「大檢舉、大揭發、大鬥爭」，於是一場大規模的「剿滅反共救國團匪徒」的活動，在廣西全區城鄉普遍開展，把參加「四·二二」組織或傾向「四·二二」組織的幹部、群眾，加上「反共救國團」罪名，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殺了一大批。

融安縣受迫害的幹部、群眾上訪團對我們工作組來信反映：「從1968年8月14日縣革委會成立到9月底一個半月的時間裏，全縣殺了三千多人。其中縣革委會機關所在的長安鎮，殺了八百餘人。大將公社小圩鎮龍妙街殺死45人，成了寡婦街，至今每逢過年過節到處是悲慘的哭泣聲。有些老人講：當年日本強盜侵佔長安鎮，進行屠殺時一天最多殺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殺了100多人。他們憤慨地講：這幫殺人強盜，真比日本鬼子還兇殘狠毒。」

在老革命根據地鳳山縣，「文革」開始後，以老紅軍營長廖熙英為首，以革命老人、老游擊隊員為骨幹，成立「革老派」，副縣長覃家修也支持「革老派」觀點。廣西兩派形成後，「革老派」支持「四·二二」。當時同意「革老派」觀點的群眾、幹部佔全縣人口的95%。由於「革老派」力量雄厚，1968年2月佔領了縣城，「聯指」逃去東蘭縣。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公佈「反團」案案情之後，鳳山「聯指」派組織乘機於7月7日發出關於圍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鳳山分團覃、廖匪幫」的總反擊令，又調去了11個縣的武裝民兵，配合6911部隊圍剿「革老派」，名曰「剿匪」，實為協助逃跑在外的「聯指」打回鳳山，「革老派」被打死打傷20人，抓走16人(其中13人被殺)，「聯指」奪回了縣城，「革老派」全部逃往農村。縣革委會成立後，上面派去了9個縣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配合軍隊進駐鳳山，「革老派」的大小頭目大部分被殺，一部分被抓。全縣被抓6000多人，批鬥了5000多人，殺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殺光，很多軍烈家屬全家也被殺光，許多老紅軍、老游擊隊員被殺，全縣地下黨被打成「叛徒集團」。

可是1981年5月鳳山縣委向我們調查組匯報說：1968年6月至10月死了1197人，占當時全縣人口的1%。顯然沒有說實話。玉林地區1968年在圍剿「反共救國團」運動中進行的大屠殺，是時任玉林軍分區政委甘照寰拍板，參謀長達志、地區造反派頭頭王×鎮主持召開各縣革委會、武裝部負責人會議佈置的，共逼死、打死幾千人，其中，陸川縣殺害1200多人，容縣逼死、打死1392人。原凌雲縣委書記趙××是被三個人拉出去殺的，當時趙見到縣武裝部長說：「你要救我呀!」可是這個武裝部長不理睬，就這樣把趙拉出去殺了。

第三階段，是發佈《七·三佈告》以後。這個時期，農村「四·二二」的大小頭頭和骨幹大體已被用「反共救國團」的罪名消滅得差不多了，掌權者和扶持的「聯指」造反派於是揮戈向城市開刀，集中表現在湘桂鐵路線上的南寧、桂林二市。

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階段的調查證實，《七·三佈告》是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於1968年7月3日批准發佈的，在這之前的1968年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根據廣西軍區、廣西革籌小組的報告，內定「四·二二」是反動組織，將對立的兩派設立據點，策劃組織武鬥，打死幹部群眾，殺人放火，搶援越物資、武器，搶部隊武器彈藥，阻斷鐵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四·二二」一派的頭上。就在這時人民解放軍駐廣西某部打下「U-2」美國間諜飛機，林彪要接見有功人員，由廣西軍區副司令員焦紅光帶隊赴京，事先區革籌小組主要負責人親自授意整理了「四·二二」的材料，報給林彪，《七·三佈告》就是這樣產生的。廣西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和廣西「聯指」造反派有了《七·三佈告》這柄尚方寶劍，他們控制的報紙、電台，大造輿論，把「四·二二」組織和其他持不同意見的群眾，當成敵人，在南寧、柳州、桂林三市，在軍隊、武裝民兵和「聯指」武裝人員三面包圍之下，被徹底打垮，已經放下武器的「俘虜」，又被大批屠殺。

南寧市在《七·三佈告》公佈後，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兼南寧警備區司令員、區公檢法軍管會主任宋治平、南寧警備區政委韓仕福、副司令員印璽、副政委慕石起等人，於7月28日在南寧警備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軍區、區革籌小組命令，「用武力圍剿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街、南寧市百貨大樓、區展覽館、邕江上停泊的輪船對立派據點。會後，調集了南寧地區14個縣的武裝民兵，調動了6912部隊、6966部隊、6936部隊和軍區警衛營、99部隊部分官兵，以及『聯指』派武鬥人員共三萬多人，由印璽、慕石起指揮，與造反派一起，向解放路、新華街、展覽館、邕江上的輪船等處，發起猛烈攻擊，動用了八二迫擊炮、無坐力炮、火箭筒、炸藥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開始，當天攻下展覽館，8月8日全部攻下，圍剿、屠殺群眾造成萬餘人死亡的嚴重事件。僅事後南寧火葬場負責火化的屍體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見，解放路打下後，有20多輛翻斗卡車拉了三天的屍體，有的拉到市郊煤礦的坑道里，有的拋到邕江。

為掩人耳目，抬屍體的『四·二二』成員也被『聯指』打死，當時邕江下游的西津水電站閘門被漂去的屍體堵住了。」「8月8日，部隊和『聯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結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條街巷被炮擊中焚燒成了一片廢墟。據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調查，解放軍和廣西『聯指』攻打解放路這一帶，共燒毀33條街巷，其中燒毀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間)，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使街道的5個公社、一萬多戶、五萬多居民無家可歸，僅國家財產損失價值6千萬元以上」。(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6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廣西「四·二二」全部覆滅。三個據點攻下後，有的投降，都被「聯指」成員殺害，有很多人鑽了防空洞，鑽防空洞的人，絕大部分被一場無名的大水奪去了生命(系「聯指」造反派往防空洞裏灌水所致)，有的被各縣民兵押回在途中殺死。

「據不完全統計，僅圍攻解放路和展覽館打死1470人，抓獲俘虜9845人……分別關押在區文化大院、區電業局、南寧二中、九中、天桃小學、區、市看守所等10多個單位。關押在區看守所的265人，區交通學校711人，南寧幼師441人;有的被當作『殺人放火』、『四類分子』、『壞頭頭』、『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共救國團』等罪名的『要犯』、『首犯』處理。被『俘虜』人員交各縣民兵拉回去處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後打死的有2324人，當作『要犯』長期關押的46人。」

820事件

西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廣西「聯指」造反派在解決南寧問題，圍剿、拔除「四·二二」據點之後，又着手解決桂林問題，策劃、製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萬餘名群眾被無辜殺害，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事件發生前桂林的「文革」情況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桂林和廣西其他地區一樣，群眾組織因支持韋國清和反對韋國清分裂成兩派，前者為「聯指」，佔少數，後者為「革命造反大軍」(簡稱「老多」，即「四·二二」)占絕大多數。1967年下半年開始，兩派多次搶槍武鬥。「四·二二」三次搶了各種槍支3000餘支、加農炮8門。「聯指」四次搶了各種槍支7000餘支，機關槍10挺。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內兩派發生武鬥17次。6月下旬，「聯指」在桂林軍分區的支持下，以「保衛革命委員會」名義，從全地區12個縣調集數千名武裝民兵進城，形成對「四·二二」的包圍，導致大規模的武鬥。

兩派在湘桂鐵路兩側設立據點，不斷衝突，迫使鐵路中斷。《七·三佈告》公佈後，周恩來於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見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恢復交通，動員進城民兵回鄉。同時，由駐桂林的6955部隊派出人員，進駐兩派武鬥據點，實行武裝隔離。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駐軍支左小組，又一次發出通令，要求兩派必須在8月12日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桂林軍分區政委陳秉德也於1968年8月10日向「四·二二」表態：「只要『四·二二』交槍，保證不抓人，『聯指』也交槍。」

經過上述工作，兩派於8月12日停火，當晚鐵路通車。「四·二二」於8月13、14日向公檢法軍管會交出3000餘支槍，拆除了工事，恢復了市內交通，部分人員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宮，等待辦學習班。與此相反，「聯指」只交了30餘支槍，工事未拆，據點未撤，調集來進城參與武鬥的武裝民兵未回鄉，且將武鬥人員以市革委名義，改編為武裝的「工人糾察隊」，配發了一部分「四·二二」上交的武器。

「八二○事件」是如何策劃、發動的

「八月初，廣州軍區在湖南衡山開會，黃永勝主持會議，廣西軍區、桂林市武裝部、桂林軍分區負責人參加了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落實《七·三佈告》，研究出動軍隊，武裝解除武鬥據點」。(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3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據桂林駐軍支左小組成員、市革委會政法部長、後5048部隊副政委朱兆富同志反映：1968年8月初，廣西軍區政委魏佑鑄在北京向參加部隊學習班的廣西軍區的同志講：廣西問題怎麼解決，請示了黃永勝，黃讓廣西自己拿出辦法。經軍區研究，先在融安縣下手，動用軍隊，對400餘名「四·二二」成員，用武力解決。事後，向黃永勝匯報時，黃表揚幹得好。

這樣就摸了中央的底，擬定了用武力解決桂林問題的行動計劃，並將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吳華，由南寧調到桂林，將正在北京參加學習班的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成叫回，共同指揮了這一行動。原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後離休居住桂林的老紅軍姜茂生同志反映，「八二○事件」之前，黃永勝在北京召開秘密會議進行研究，是林彪叫開的，吳華等來桂林指揮的。桂林駐軍支左小組成員、104部隊處長王汝保同志反映：「八二○事件」行動時，部隊有一個統一的指揮部，由吳華、景伯成、桂林市武裝部政委陳陳秉德三人組成。據這些當事人的反映，「八二○事件」是在北京預謀，經黃永勝批准，由部隊參與，依靠「聯指」，調動武裝民兵，對「四·二二」、幹部、群眾進行血腥屠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進行的。

事件經過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發出公告，以進一步落實《七·三佈告》為名，號召「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更加猛烈地進攻」。當日凌晨5時，支左部隊和上萬名武裝民兵、「工人糾察隊」、「聯指」成員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按事先劃分的地區，手持名單，挨家挨戶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僅有二千多師生員工的廣西師範學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區所屬12個縣，在同一天行動，全地區抓了一萬多人。「八二○事件」和事件之後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區12個縣槍殺、打死、逼死幹部、群眾一萬多人。在「八二○事件」後的一個月內，桂林市僅機關、工廠內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機關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殺害了。

臨桂縣打死848人，僅縣直駐桂林單位抓去318人，放了25人，其餘293人全被殺害，其中發現一份111人的被殺害人員名單，名單裏有縣委副書記李瑾科、副縣長周克仁、法院院長劉錫臣、副檢察長龍炎運、縣財貿政治部副主任李景發、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領導幹部，他們被扣上「反共救國團」罪名，由縣委宣傳部幹事、「聯指」造反派頭頭胥明德以貫徹「七·三佈告」的名義，於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車拉到灕江邊，除一人乘天黑混亂中逃跑外，其餘110人全部殺害。僅有41名職工的縣醫院，殺死了16人。其中，縣法院院長劉錫臣是「八二○事件」時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鬥時被活活打死，其妻是縣醫院的醫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體槍殺。就連跑回河北獻縣老家躲避災難的17歲的兒子劉振剛，也被抓回打死，說「鏟草不除根，以後是禍害」。

劉錫臣夫妻和兒子被害後，遺留下一個15歲的女兒劉嬋榮和兩個幼子，生活無着，逼得15歲的女兒帶着兩個弟弟到處要飯。1981年5月，我們調查組到桂林調查時，她來找了我們，一邊哭泣，泣不成聲，一邊控訴當時的暴行，在場的調查組的同志聽了她的哭訴，禁不住悽然淚下。只有100餘人的地區土產公司，殺害7人，該公司8月31日開批鬥會，活活打死3人，讓「四·二二」成員謝定軍、金聲二人挖坑掩埋，坑挖好後，謝、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齊埋掉。9月13日上午，該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殺人的通知，下午又殺9人，其中，「四·二二」成員吳若君因懷孕臨產倖免，孩子生下後，起名叫「保駕臣」。當時「聯指」殺人到了瘋狂的程度。有一個從湖南到桂林搞副業的社員被盤問是幹什麼的，那人說：「打圍的」，被當成打「韋」(國清)的，當場打死。

無所不用其極

抓起來的人沒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聯指」以桂林市革委會名義，在桂林廣西師範學院搞了一個「『四·二二』反革命罪行展覽」，第四展覽室是「活人展覽」，將抓起來的「四·二二」成員，輪流囚禁在特製的木籠里，任憑參觀者打罵凌辱。「八二○事件」後，在桂林擁有10萬群眾的「四·二二」組織，成了歷史罪人，受到殘酷鎮壓。無數被無辜殺害的幹部、群眾，被當成反革命來鎮壓，他們的家屬也被當做「反屬」或「被殺家屬」，有些家住城鎮的，被強行遷往農村。特別是那些父母雙雙被殺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兒，生活極其悲慘。直到1974年才對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屬人民內部矛盾」的結論，1979年又統一修改為「由於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影響，於×年×月×日去世」的結論。

吃人狂潮

一、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一案卷記錄了一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無經驗，割回來一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着灶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那牡搶食，誰也不說一句話。次日晨，喚同夥來吃剩下？；怕人們不敢吃，詭稱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後才得意洋洋宣佈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游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於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膝蓋往肚子上一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有的村莊則別具特色：將人肉與豬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塊兒煮熟將大鍋置於視線之上，村人每人過來一塊。當我的驚駭與憤怒已被大量醜惡所麻木後，發現這是一個饒有情趣的心理學現象。出於「階級仇恨」、「立場堅定」、「劃清界限」等等集體瘋狂，人們的表層心理是決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滅的被壓制於深層的良心卻又在頑強反抗。這時候，折中的思路便是：參與吃掉這個人，但最好自己又沒吃到這個人。於是，人肉豬肉混煮，盲目夾一塊吃的方案便滿足了互為矛盾的兩方面心理要求，使獸性與人性達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和諧，使集體瘋狂與個體良心並行不悖。自然這不是廣西人的發明：土改時候全國各地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殺死等「群眾鬥爭」場面，其心理特點與集體吃人並無二致。只不過群眾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頂點，因而產生出最富戲劇性的奇特形式。

三、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一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像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狂吃瘋了。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一人告我一生動細節：某老太太搶割了一葉人肝，高高興興拎回家去。其時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從肝上流下來，在老太太的身後留下長長一條淡紅色的血痕。還有一老太太聽說吃眼睛可補眼，她眼神兒已不好，便成天到處轉悠見有「批鬥會」，便擠進人叢作好準備。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從籃子裏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頭便走。有幾位老頭子則專吃人腦。砸碎顱骨取腦頗不易，便摸索出經驗：每人攜一精細適中之鋼管，一頭在砂輪上磨成利刃，當人們割完人肉後，他們才慢悠悠擠過去——反正沒人與他們搶人腦——每人在人腦上砸進一根鋼管，趴下就着鋼管吸食如幾個人合夥以麥管吸食一瓶酸奶！有婦女背着孩子來，見人肉已割盡（有時連腳底板的肉全割淨，只剩一副剔得乾乾淨淨的骨架），萬分失悔：孩子體弱多病，想給孩子吃點人肉補補身子。——至此，一般群眾都捲入了吃人狂潮。那殘存的一點罪惡感與人性已被「階級鬥爭的十二級颱風」刮得一乾二淨。吃人的大瘟疫席捲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餚，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里都煮過人肉！

軼事

笑面殺手

1968年8月的一天，梁同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大隊長、會計等大隊幹部來到南寧，找到一個當年曾跟韋國清在梁同大隊蹲點的公安廳幹部，對他講有重要的事情，想見見韋國清，當面向韋國清請示匯報，不知韋國清能不能接待？請他幫聯繫。公安廳那個人就去向韋國清報告，韋國清講可以接待，並講「明天晚上九點鐘，在自治區青年團樓上辦公室接待。」這個聯繫的人剛剛走出門口，韋國清又喊他：「來來來，你去通知賀亦然（1917-2006 時任自治區政府副主席）也去，一同去。」

第二天晚上，梁同大隊的人，開了一部小型拖拉機，拖了一車西瓜，晚上九點鐘到達，韋國清、賀亦然也同時到了。梁同大隊的幹部從9點鐘開始向韋國清匯報，到晚零時以後才結束。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梁同大隊的幹部向韋國清報告：「韋書記，我們已經把那些反對你的『4·22』和牛鬼蛇神都殺了。」韋國清聽到「都殺了」，很高興，笑眯眯的，然後講：「我告訴你們啵——，殺人要經過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才能殺啵——。」他在說這句話時，把『啵』字拖得很長。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他都沒有批評和明確制止梁同大隊亂殺人。

匯報結束了，梁同大隊的人，又坐拖拉機回去了。在路上他們講：我們向韋書記匯報殺人，他雖然講殺人要經過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但是他笑眯眯的，又不批評我們，說明他是同意我們殺的。

半夜他們回到大隊，就連夜研究殺「4·22」和牛鬼蛇神，馬上殺了三十多個，都是拿木棒和棍子打死的；第二天晚上又研究殺了三十多個。這個大隊一共殺了七十多人。殺的是下台的大隊幹部和小隊幹部，以及與他們觀點不同的貧下中農，其中還有一個女的轉業軍人，那個轉業軍人在部隊還當過記者。所以說，這個大隊亂殺人，是經過韋國清默許的。

王者風範

文革期間，韋國清和賀亦然坐小車去百色，途中有輛大卡車在前面開，那時百色因地處山區，經濟又不發達，公路狹窄，路面都是土石的，汽車開起來，煙塵遮天蔽日，韋國清坐在大卡車後面的小車裏，自然很不舒服。可是，前面那個卡車司機，無論後面小車的司機怎樣按喇叭，他就是不讓小車超過去。

這可把韋國清氣壞了，到了百色，就打電話回南寧下令追究。結果卡車司機被判了十年徒刑，文革以後也沒有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