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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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自古誰無死？不幸地，周恩來已經逝世，因此無法繼續與您互動，讓我們永遠緬懷它。 |
血型AB，身高據稱167CM。
顧順章滅門案
背景
周恩來是中共早期在歐洲共產主義小組的創立者，他直接受命於蘇聯史達林也就是共產國際的命令指揮，這也是他在1924年從法國剛一回國，就能夠出任黃埔軍校高層職務的主要原因。當時其背景是，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推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
1923年6月，周恩來在巴黎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1924年周恩來回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當時主任為戴季陶，兩個月後繼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產黨骨幹組成的「葉挺獨立團」。1925年2月、10月，參加了蔣介石領導的第一、二次東征，期間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副黨代表，被授予國民革命軍少將軍銜。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周恩來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並在年底轉往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
1928年4月，周恩來赴莫斯科參加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常委會秘書長。11月返回上海，此後至1930年3月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8年11月14日，組織成立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下設中共特別行動科，並以學生時代的筆名「伍豪」為化名從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報收集、暗殺、安排工作人員滲透國民黨黨政部門等。
「中共特科」是上世紀30年代一個嚴格遵守周恩來指示——「不與黨的地方組織發生聯繫，單獨進行情報、兵運、保衛、暗殺等活動」的中共隱秘機構，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領導，利用各種方式搜索重要情報。
中央特科下設總務、情報、保衛、通訊四個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是洪楊生；二科負責搜集情報，科長是陳賡；三科也叫做紅隊，俗稱「打狗隊」，負責鎮壓叛徒特務，科長是顧順章；四科負責無線電通訊，科長是李強。
顧順章協助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併兼任第三科（行動科）的負責人，三科負責暗殺活動，也被稱為「伍豪之劍」。
周恩來在中共建黨之初，不僅一手建立了中共的特工系統和軍隊，還一直是中共實際上頭號核心人物，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遵義會議之後。
1931年3月，顧順章被派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前往鄂豫皖蘇區，完成任務後，顧順章來到武漢， 4月24日，顧順章化名「化廣奇」，在漢口新市場遊藝場表演魔術，表演大獲成功，但隨後被國民黨特工抓獲。
顧順章被曾經是中共漢口負責人後脫共的國民黨特務尤崇新認出，遭國民黨漢口警察局局長蔡孟堅逮捕。顧順章隨後立即投降，但是要求面見蔣介石方能供認其掌握的機密。蔡孟堅隨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電此事，不料徐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是中共間諜，搶先通知了特科。
過程
周恩來在躲過隨後的大抓捕之後，開始迅速處理此事。 周恩來迅速把中共中央機關緊急轉移到新地址海棠村，其中包括顧順章的家屬也在這裡。
顧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機關負責做飯、看門和採買。周恩來最終決定將他們滅口。於是，由周恩來、趙榮（康生）組織特科的洪楊生和陳養山，帶領紅隊人員執行了這一任務。據後來的掘屍報告稱，殺人是採取繩勒方式，因為都市內不敢開槍，用刀則血跡不好處理。當時屍體難以運出市外，只好在院內花壇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還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洩。
案發當晚在顧家的親屬，除了顧順章8歲的女兒顧利群和12歲的小舅子張長庚被放生外，其餘13個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顧妻張杏華、岳父張阿桃、岳母張陸氏、小姨子張家寶、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機、串門的朋友在內。顧順章的小姨子張家寶是鄉下來上海探親的農村婦女，根本與顧順章的工作毫無關係，但也被活活勒死。死者中還包括顧家客人、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斯勵。
斯勵（1900-1931），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1927年4月北伐途中，蘇聯顧問及中共在中國境內發動倒蔣，蔣介石決定取締蘇聯顧問並逮捕、處決中共黨員。在4月12日的清黨中，斯勵借著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將周從國民黨手裡救出，是周恩來名符其實的救命恩人。
那天，周恩來帶著中央特科的殺手們闖進叛徒顧順章家，顧順章十幾個家人和親友正在打麻將，不巧顧家朋友斯勵也在場。正因為他認識周恩來，所以周命令連同恩人一起勒死。
殘忍
這場屠殺由周恩來親自帶隊，康生(趙容)也直接參與，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有記載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曾將周恩來從國民黨手裡救出，但也因為他認得周恩來，所以也一樣被殺。這一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顧順章的十幾個家人和親友。在行刑過程中，康生表現得比周更堅決、更冷酷。
任務完成後，周恩來冷漠地望了望趙容，像是在跟他說話，但又像是跟自己說話似的，自言自語地講：「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萬不得已，採取這樣的極端措施，今後歷史將怎樣看待我們呢？」大概講了這句話後才可以稍微對得住自己的良心。當時國民政府調查科向法租界警務當局接洽，會同按址發掘屍體，租界當局初不相信，經過確切保證之後，始獲同意進行發掘。新聞界獲得消息後，發出報導。當發掘工作進行時，市民擠滿牆頭，樹上圍觀，在充滿驚駭與懷疑氣氛之下，一尺復一尺的挖下去，院內深掘到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顧順章全家大小八具屍體，全市為之震驚。
一九三一年在甘斯東路愛棠村、新閘路、武定路等地挖掘這些屍體時，共挖出三十九具，都是周恩來領導所為。
死狀
11月23日下午二點，巡捕房協同首席檢察官陳滿三、檢察官丁仕奎以及法醫魏立功、姜璇和書記官彭珊一同乘汽車到場，此時，巡捕房西捕白而地與特別機關偵探督察員金九通、中西包探以及小工已在案發地等候，隨後檢察官下令小工：對上述幾個地點中37號和33號進行開挖。
挖掘先從33號動手，開挖剛開始時不見起色，並再次盤問知情者，得知確切無誤後便明確挖掘，掘地四、五尺後，挖出男屍二具，接著在37號挖掘出女性死屍一具，隨著多具屍體出現，一股性臭衝出，使得圍觀居民紛紛掩鼻而逃。這些屍體大都赤裸身體，或背心短褲，繩索在屍身頸部和肢體上均繞上幾股，因屍體腐爛，又多具堆積在一起，實在是惡臭難擋，警備司令部只得先墊資購買棺木。
裝屍體的棺木抬上卡車，被運往同仁輔元分堂驗屍所（位於法租界寧波路、東自來火街東北角路口，今淮海東路永壽路口）驗屍。法租界總巡捕房刑事科報請第二特區第二法院驗屍，地方法院呈報同等第三法院檢察官章宗侃會同地方法院檢察官丁仕奎、姜璇、以及書記官彭珝帶同法警到達位於法租界寧波路8號、東自來火街口的同仁輔元分堂驗屍所，此時，顧順章家屬與中央黨部特派員尚未到場，淞滬警備司令部督查長楊鳳岐到場迎候。接著，法醫命令小工開棺，把屍體抬出來，頓時臭氣直衝，旁人有嘔吐感，此程度為該驗屍所首次碰到，只得點燃芸香、香樟腦等中藥，以煙氣驅趕惡臭，但只是稍微沖淡一下窒息的氣味，魏立功、姜璇二法醫各戴橡皮手套，即對各屍體詳細檢驗。
在屍體裝運過來時候，報驗37號屍體的棺木為顧維貞夫婦、張阿桃、張愛寶，33號為吳克昌夫婦、男傭，共四男三女，但是對標有吳克昌、男性屍體一具的棺木，經檢驗為女屍，判斷為案發地初查有誤，實際共四女三男，女屍身份一時不能鑑別，後來叫顧順章其他家屬辨別，該女屍為一個姓葉的親戚。
這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顧建中、司令部官員黃凱到場，在驗屍所除了法醫外，巡捕房派人請來顧順章小舅子張長庚來辨認屍體，雖然屍體經過數月掩埋尚未全部腐爛，但是張長庚講這些親戚也不是全認識，但是他馬上認出了屍體中的二具：父親張阿桃、姐姐張愛寶，對於其他屍體的辨認，不是像對其父親、姐姐那樣的熟識度，能立即辨認出來，驗屍官稱：各屍體頭上的麻繩割下來，可以繞三四股到五六股不等，這批麻繩收集要達八包，被法院賊物庫收繳。後驗屍查證，在37號（即現在餘慶路102號）掩埋屍身為顧維貞吳韶蘭夫婦（顧順章兄與嫂）、張阿桃（顧的岳父）、張愛寶（顧的妻妹）共四具，在33號（現餘慶路110號）掩埋屍身為男傭（臉有麻皮，名不詳）、葉小妹（顧順章妻子的表妹）、吳克昌妻子（顧順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屍體，記者也獲知，葉小妹的丈夫陳阿松，在葉小妹陰曆四月失蹤後，到其在松江的親戚家裡打聽，還曾經到愛棠村找尋過，但是該處已無人居住。
因為王世德供述有九具屍體，現在挖掘出來七具，為考慮到或許有遺漏，以及慎重起見，徵得業主潘肇邦的同意，對愛棠村這一排房子中間的34、35、36號的天井也挖掘一次，沒有發現死屍。此時，修德坊有屍體的消息披露。
王世德以化名李龍章繼續對外稱：當時準備要處決的人共有十一人之多，聽到過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長斯烈以及胞弟斯勵二人也在內，除姚主教路屋內，在公共租界的膠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天井地下，也埋有屍身四具。從《申報》的記載來看，王世德的供述和記者的報道都是很謹慎的，因為王世德稱「謀斃」，說明要殺斯烈（斯勵之兄）只是計劃，未必是具體行動，而《申報》記者稱：若兇手李龍章的供述與挖掘出來死屍吻合，則說明李的口供正確。
修德坊6號在該弄底獨立一幢，該弄共雙間樓五幢，延街二幢當時門牌定為武定路98a和99號，弄堂中間二幢為2號與4號，案發的6號在弄底獨立一幢，西首為汽車間，1930年底完工，為大陸銀行地產部建造，每月租金為銀90兩，據查，1931年5月有個叫黃維國的來租房，特徵是留八字鬍，他一次付清三個月租金，一共銀270兩，案發後黃維國不知去向，事後曾一度查到擔保人即勞合路泰亨源水電行老闆張義安，實際上該處為特科在上海活動據點一個，但是張慌稱不認識那個姓黃的，是他人轉託的，稱是地產部收了三個月租金後直接借出的，（由此也可查證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實際在泰興路召開，因有些回憶文章講「另一說法是可能在武定路修德坊召開」的假設，現在看來當年1月尚未租房，實際上中央特科5月起租到案發，這個說法有一些依據）。
此刻，《民國日報》記者已從巡捕房調查、洩密人員那裡獲知，並在該報上披露：特科在黨內已有定例，對不忠、叛變、倒戈、洩密者，若被偵知，即派人將其處死，其處決方法是，先用繩子對要處決者的雙手緊扎，由他人持繩圈從其背後套入頸項。勒斃之後脫去死者衣服，隨後赤身裸體埋藏，或者屍體肢解分別拋棄。
據報道，淞滬警備司令部隊長王斌稟接到京中來電，確認了武定路的埋屍處，西探長亨特承辦此案，11月24日去現場打探一下，發現屋內已搬空，只有牆上火表一隻沒拆掉。
第二日，淞滬警備司令部會同戈登路巡捕房（位於戈登路康腦脫路、今江寧路康定路西北角口）探捕前往武定路修德坊6號發掘，同時附近派武裝探捕巡守，先在天井北首近正屋處掘出麻袋包裹的男屍，屍身穿布背心，手腳用麻繩反搏，經辨認後為斯勵屍體，後挖出3具屍體，認定為張杏華（顧順章妻）、張陸氏（顧的岳母）、吳克昌（顧順章嫂子的弟弟），斯勵為國民黨26軍第二師師長斯烈的弟弟，以前為中共黨員，顧順章與斯勵非常熟識的，某次顧在上海被當局拘捕，中共曾托其兄斯烈轉告當局說情保出，所以兩家常往來，中共特科估計斯勵可能會隨顧投誠敵方，所以採取此行動，當報紙披露案情後，其妻陳佩英（當年28歲）於11月24日下午一時趕到修德坊，見到剛被挖掘出丈夫的屍體後便號啕大哭，四時左右被陪來者勸回家，斯有二子，長子三歲，幼兒尚在襁褓中。
《時報》記者根據斯勵的妻子陳佩英的回憶和講述，而寫出新聞報道，稱具體日期是在7月24日（這7月的月份記載，本文章考證有難度）下午三時，有人去閘北斯勵家的，叫他外出有事，然後那天其丈夫出門後，一直沒有歸家，使她焦急萬分，卻無處打聽到任何線索。現在案情已浮出水面，據調查披露，實際情況是在數月前，特科人員引誘斯勵至武定路修德坊6號樓下，開始對他執行處決，四時左右動手勒斃斯勵，深夜埋屍地下，同時特科人員以公務人員身份對斯家搜查。
記者從特科叛逆人員那裡獲悉，顧順章的妻子被特科人員叫到裡面問話，說是你丈夫將來到了南京必定做大官，你是否也跟著他一起去呀？顧的妻子張杏華答道，我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當然跟著他了。此話剛落，行刑人員即把繩索套住她頭頸，猛力一勒，隨即倒地斃命。
隨後這些在修德坊挖出的死屍被移送斐倫路（今九龍路）驗屍所，第一特區法院郭煒檢察官到場監督，張長庚辨認了其母張陸氏、其姐張杏華的屍體，並收去大殮，而陳佩英以後則把丈夫斯勵屍體送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大殮。
上面提到的顧順章妻子與岳母，是由中共特科派人引誘她們二人至修德坊後被勒死的，至於為何沒有死於愛棠村，也就是顧的家屬大批人員死的地方，現在無法查證，只能估計愛棠村埋屍地方不夠了，由於用上面提到的處決手段，即繩索迅速套入頸部勒死，這批遇難者連慘叫一聲都不能，因為這批死屍的惡臭程度實在厲害，驗屍所不得不點上芸香檀降香蒼朮來驅散一下窒息的味道。
顧的被殺家屬遺體，在驗屍後由張長庚和其他親屬收殮，後安放在閘北延緒山莊（1926年建的延緒山莊，又稱天下會館，位於現在在閘北童家浜一帶，地址為老滬太路203弄2號，其舊址與門口牌坊於2004年被上海市列為「首批不可移動文物」之一），實際上顧順章家屬遺體在延緒山莊為靈柩寄存，以後幾年均移入江蘇鎮江。前面講到顧順章的女兒顧利群、小名毛毛，後來實際藏匿在金山張堰鄉東約十里地方，據了解，在周恩來一行的行動剛開始時，顧的家屬已被監視，4歲幼女一直大哭，並強行外出遊玩，行刑者怕洩漏機密又不忍慘殺幼女，周恩來下令派人將她送到寶山家鄉，但是實際上途中改變方向，送金山張堰東十里一鄉民家，對人謊稱該女孩父母病亡無人撫養，不得不送人，國民黨黨部特派員顧建中得知原委後，於11月26日早派人偕同顧順章妻弟張長庚，去鄉下尋回顧女，午後到了閔行，再派專車送往市區後上火車至南京。 當年上海有影響力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以及它的副刊《北華捷報》（周刊），都對案件作了深入的報道，在1931年12月1日出版的《北華捷報》對此案件中提到的武定路現場，作了如下描述：「……it was nearly noon before the first corpses，the two women were unearthed，The yard is about 20 ft square，with one corner cut away，the whole being surrounded by a wall nearly 9 feet high，After spading 18 inches deep，……they saw two bodies，both female，prone and face downwards，……they body of younger was entirely unclothed，while that of a considerably elder women was partially covered……」當二名女屍中第一具被挖掘出，已大約過了中午時分，……這天井大約20平方英尺（譯註：約6平方米），裡面一個角被斜切，整個天井被一個約9英尺（譯註：約2米7）高的牆圍住，在挖掘了18英寸（譯註：約合45公分）深後看到二具女性屍體，臉朝下臥倒著，……其中年齡看上去輕一點的女屍，身體全裸露，而看上去年長一些的女屍，身上尚有部分衣服遮體……
陳家巷挖屍工作也基本上同時進行，據告密者供出線索，上海方面接京中電報，明確得知在麥特赫斯脫路383弄椿壽里內陳家巷，門牌標有A91號的地下，埋有黃弟洪，鄒志淑和朱完白夫婦四具屍體，後來得知有一名字王盤的青年也埋在91號，為此，靜安寺巡捕房（位於極司非而路愚園路，今萬航渡路愚園路東北角口）著手調查，該91號大房東為姓蔣的，（據後來被認為中共六屆四中曾在此舉行），前後洋房二座，前一座前有空地，上面種花草，另一幢洋房在後面東北角，有空地一塊，以前空地上搭蘆席，1931年夏前房客遷出，後由新中華實業社遷入，前幢為辦公處，後幢為家屬宿舍，遷入後將蘆席拆去，改為鐵皮房內鋪木板，此時大批花露水生髮水等化妝品置於其中，租住者渾然不知下面埋有死屍。《申報》記者對該案發地描述，講到該處東通麥特赫司脫路（泰興路）、西近戈登路（江寧路）、南達愛文義路（北京西路）、北臨新閘路，大門開在陳家巷狹弄內，前面有竹籬笆，屋後為一小花園……捕房正式挖掘前一天到現場查看過。
第二天國民黨黨部特派員顧建中、總司令部漢口行營參議黃凱會同凇滬警備司令部暨公共租界巡捕房探捕前來查辦，上午八時先挖掘該地東北角，發現草拖鞋一隻，直至下午三時尚無結果，當時圍觀的新中華實業社員工嚷著沒有出現屍體，亂挖弄壞地面要求賠償，於是在斜對面西南角挖掘，又發現草拖鞋一隻，但是仍沒有發現死屍，於是又調往東北角挖掘，後挖出腳趾一段。
直到五時許才在東北角矮垣下七尺深見一蓆子，掀開一看為屍體一具，赤身大半潰爛，經風吹後發黑，此時圍觀者才掩鼻紛紛離開，被挖屍身開始認為是男屍，為朱完白屍體，後來辨認為女屍，是鄒志淑屍體，因為巡捕房以及挖掘屍體的小工，是無法辨認死者身份的，只能由在原特科內任職的人士來指認，此時天已黑，只得待明天繼續挖掘，第二天又挖出一具男屍，初步認定為黃弟洪屍身，直到第三天一下共挖出三具屍體，其中男屍一具是在離地一丈五以下挖出，屍身中等身材，皮膚慘白奇臭難擋，屍旁衣包一個內有血布，為王盤的屍體，王是一位留俄學生，另二具為赤身男女裸體，並頭並腳在一起，將二屍翻轉，辨認為朱完白夫婦，朱完白屍身頭頸繞有長繩，四肢用布綁住，女屍皮膚灰白尚未全腐爛，身材纖細。
在陳家巷91號挖掘出來的死屍，後被移入斐倫路驗屍所，第一特區法院郭煒檢察官、法醫魏立功、書記官劉椿來到驗屍所督辦，據驗屍官稱，這批遇難者頭頸被勒打結手法和屍身捆綁均一個式樣，故一人所致。
最後確認這五具屍體分別為黃弟洪（又名黃警魂），黃是黃埔一期六隊學生，江蘇揚州人，1930年和劉伯承一起畢業於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回國後據說害怕國民黨殘酷鎮壓欲投奔敵方，曾發信給蔣介石，以看在也是黃埔學生這一點上，望蔣介石給予器重，發出的信被特科獲取，楊登瀛（又名鮑君甫，廣東人，1901－1969，卅年代為中共安插在敵方的情報人員，實為雙面間諜，1949年後楊曾被中共方面關押，後來陳庚說情擔保，被公安機關定為管制一年處理）設圈套引出黃第洪，說是請他與國民黨方面的人士約見，黃不知有詐，上門請他外出者實際為特科行動組人員，經黃包車接送七拐八拐，後將黃弟洪秘密送入91號，即被特科行動人員勒斃處死。
鄒志淑（女），浙江嘉興人，負責地下黨交通和掩護工作，屍體被挖掘前一段時期，有不知詳情的人發現鄒志淑怎麼神秘失蹤。據當時熟悉中共內部情況人士稱，鄒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違背黨紀事宜，在平時言語中流露出動搖傾向，中共特科認為假設她叛變會對中共組織極大破壞，故特科決定將鄒志淑也勒死。
朱完白夫婦二人，朱是蘇州工藝學校學生，朱完白二十餘歲，長於詞令熟悉英語，任黨內翻譯，在杭州工作是由黨內某人介紹娶當地白相人之女為妻（其妻姓名不詳，難以考證），婚後感情甚好，以至置黨務工作不顧，至月末朱完白赴黨部領薪金髮生爭執，特科人員恐其叛變洩密，將夫婦二人同時勒死，
王盤（亦有稱王培）男，曾留學蘇聯，有關他更詳細資料未找到，後來據案發地新中華實業社人員講，自遷入91號後每至深夜聞哭聲，並有開門聲拖鞋聲等恐怖現象，該社準備另遷它處，鄒志淑和朱完白夫婦以及黃弟洪等人的屍體因為沒有親屬認領，驗屍完畢後被送入普善山莊安葬，後來這批勒死人的麻繩全送入法院賊物庫。
最後法官通知蔣姓大房東購買石灰十擔，把被挖地填沒，並施蒼朮等藥物以驅臭氣，該處附近居民下午四時左右購買鞭炮，在91號前燃放，掃一下晦氣，雖然還有其它地方仍埋有死屍的傳聞，但種種原因緣故，挖掘工作到此暫停。
回憶
顧利群的父親顧順章1904年生於上海郊區，在菸草公司當工人的時候，顧順章就因為在工人運動當中表現活躍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顧順章與陳庚等人一起被秘密派往蘇聯學習特工技術回國不久，他就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擔任工人武裝糾察隊的總指揮。
特科成立之後，特科領導紅隊剷除叛徒特務，手段冷酷，行事周密，威震上海灘。顧順章的才能得到了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賞識，他本人也當上了政治局候補委員。在當時，江西蘇區的領導人毛澤東在黨內也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顧順章是一個謎：在觀眾面前，他是手法精奇的易容高手，聲明在外的魔術大師；對於工人勞苦大眾來說，他是北伐時期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總指揮；在江湖當中，他是青幫洪幫許多大爺的座上客；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看來，他是「紅隊」那一群亡命刺客的首腦；在中共黨內，他是天字第一號的特工，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是中共保衛組織「特科」的負責人。正是因為顧順章有著如此重要的地位，當他投靠國民黨之後，他也被稱作是「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顧利群：「我認為我父親短暫的一生，他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他自己很有點聰明的，樣樣事都會幹。所以他在1931年5月份以前，他是為共產黨服務的。」
1931年4月25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國民黨駐武漢特務機構的負責人蔡孟堅後來說，抓獲顧順章是有可能改變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大事件，他認為，如果一切順利，顧順章將幫助他們徹底擊潰在上海的中共組織。蔡孟堅回憶說，被捕後不久，顧順章就主動要求去南京面見蔣介石，「談國共兩黨的合作」，雖然有資料表示，顧順章一再提醒蔡孟堅不要把他被捕的消息通知南京方面，但是蔡孟堅的回憶當中對這一切卻隻字不提，他只是說，因顧藐視一切，事先不稍吐實，因此照正常方式與南京中央黨部不斷通電，正式註明顧順章自首。蔡孟堅發往南京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六封絕密電報全部被隱藏在那裡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截獲，並且設法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
顧利群：「他（顧順章）的心裏面不是說馬上就想到國民黨那裡工作，他想有機會還是想快點脫離，但是機會沒有。他跟他們講，你們如果要想真正送我到南京去的話，不要用兵艦，用飛機快一點，我可以爭取時間，但有些話我現在不能講，到了南京以後我會再講。但是武漢方面沒有聽從他的意見。」
兩天之後的4月27日，蔡孟堅專門派了一艘小火輪和一個排的憲兵將顧順章押赴南京。到了南京之後，顧順章得知錢壯飛已經離開，當時就向蔡孟堅說，如果錢壯飛逃到上海租界向周恩來告密，我的前程必然艱險。就在當天，顧順章被帶進了蔣介石的官邸，但是蔣介石對他非常冷淡，三言兩語之後逕自離開。蔡孟堅回憶說，顧順章知道自己已經是階下囚了，立刻把一個重要情報告訴蔡孟堅，那就是中共領袖惲代英已經被捕，但是由於身份尚未暴露即將獲得釋放。因為顧順章的出賣，惲代英在兩天後就遭到了槍殺。與此同時，上海對於共產黨人的大搜捕也立即展開。然而中共的許多秘密聯絡點此時已經人去樓空，其中也包括顧順章在上海的家。
顧利群：「國民黨馬上就派了很多人到上海來，結果撲了幾個點都撲空了。顧順章已經知道完了，『我上海的家眷怎麼樣？』」
顧順章曾經對後來的妻子張永琴說過，在1931年前後，中共中央在上海有兩個機關，一個設在顧順章和妻子張杏華家，一個在顧順章的哥嫂家，兩處都有顧家的人和親戚出入，以免引起外界的注意。顧順章被捕之後，他的家人忽然失蹤。
顧利群：「我舅舅（張長庚）在松江讀中學，住校的，一個星期才回來一趟。他有一天回家一看，家裡門反鎖在那裡，沒人。他又跑到姐姐姐夫家裡，也是。他很奇怪，家裡人都哪裡去了。」
張長庚後來得知姐夫顧順章的下落和表弟葉其蓁一起來到南京，見到了顧順章。
顧利群：「顧順章那時候還是沒有人身自由，關在那裡。就說『你們找到這兒來，真好，我心裡很急。你們兩個人趕快回到上海，在馬路上多轉轉，能不能找到老早你所認識的共產黨方面的人呢。』我那個表舅（葉其蓁）就跟我舅舅（張長庚）回上海天天在馬路上轉。結果有一天看見王世德。王世德也是地下黨。當時上海的巡捕房暗地裡也跟隨葉其蓁跟張長庚，在馬路上看他發現什麼目標吧。就把王世德請到南京去了。」
王世德是紅隊的成員，過去顧順章的部下。王世德後來叛變，並且告訴顧順章，他的家人已經被殺。在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傳記《周恩來》當中，提到顧順章叛變之後，周恩來不得不採取行動，周下令或默許，按上海地下工作的傳統開展反屠殺活動。顧順章的家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紅隊殺死的。死者包括顧順章的妻子、岳父母、哥嫂以及幾個親戚，一共九人。他們當時大多在從事地下黨的一些基層工作，沒有叛變。同時被殺的還有當時在他們家裡打麻將的三兩個外人。
顧利群：「我自己的親屬九口人被當時的地下黨的紅隊，就是顧順章自己領導的人，反而被他們弄掉了，他們怎麼弄掉的，不能開槍的，勒斃。這個也是我以後才知道的。勒斃過程當中，兩個小孩，就是我跟堂弟顧益群。我三歲，我弟弟兩歲。他們就請示周恩來。周恩來講，兩個小孩，你們想辦法給他送到什麼地方去寄養吧。所以，當時把我送到吳淞不知道什麼鄉村裡面去，把我弟弟送到松江。」
在告訴顧順章他家人的死訊之後，王世德帶領著顧順章的妻弟張長庚以及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人員回到了上海。在法租界愛棠村11號一處空房的庭院裡，挖出了深埋地下的9具屍體。當時的上海報紙對此進行了報道，稱之為「愛棠村事件」。顧利群說，1979年，她的舅舅張長庚遇到了曾經的特科一科科長洪揚生。洪揚生親手殺死了顧順章的妻子張杏華，又把顧利群送到了鄉下。
顧利群：「（張長庚）把（洪揚生）領到我家裡來的。洪揚生講的，周恩來當時，曉得把這個事情完了以後，兩個孩子已經送到農村，但是周也嘆息過，他從來不抽菸，但是問旁邊人要了一根煙，抽了一半，他講，我們今天這樣做是萬不得已，也不知道將來的歷史怎麼樣評價我。我也不敢多問。他看見我，他首先就哭，老淚縱橫。具體的細節，他不肯透露。因為他自己是，講句不好聽的話是個劊子手，也是其中之一了，他怎麼好講。」
對於顧順章家人的被殺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顧順章叛變之後不久，為了在危急之中保護中共中央的安全，紅隊痛下殺手。還有一種說法是，顧順章的家人先是被控制了起來，幾個月之後才被殺死。
文革奴顏婢膝
周恩來這個人很怪，有他的怪脾氣，毛給他戴的帽子是「經驗主義」。其實周是最合適當外交家的，很會處理人際關係。他不是沒有脾氣，而是很有脾氣，並不是個完全隨和的人。
我對周恩來就是惋惜。毛居高臨下，那樣欺負他。建國初期一次開會，突然停電，毛立即喊：恩來呢？恩來你去找蠟燭來。周恩來後來就是決心甘當小媳婦，因為他不願意當劉少奇嘛。
我在廬山出事以後，總理非常生氣，對我說：你為什麼要攪到那伙人里去？因為他覺得毛還能聽進我這樣一個小人物的話，是他的一個可以通氣的渠道吧。廬山會議上彭老總的事情，周恩來不是完全不清醒的，比劉少奇要清醒。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就主動講過要個人崇拜，廬山會議上又講。
周恩來確實是中國曆朝歷代最難當的一個宰相，他只能做到那個樣子。我對他是體諒的，是原諒的。
白帽後代
2014年11月24日，《紹興晚報》刊登周恩來侄女周秉宜的文章《周恩來始祖遷浙新考》。文章稱，周恩來曾自稱祖上有伊斯蘭血統。『』『作者考察《元史》，認為周氏遷浙江始祖，即是元朝元世祖時期陝西、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1210－1279）的孫子——周茂。
周茂乃西域回回人，是蒙古淮王伯顏的尚主（女婿），故改名伯顏察兒，即小伯顏之意。並不是周敦頤的子孫。
考證詳情
文章稱，1952年秋天，周恩來曾對衛士韓福裕說過：「我祖上的先人有伊斯蘭血統，不知是哪一代。」（2009年4月14日作者採訪韓福裕的記錄）周恩來家庭族沒有正式家譜，只有一份家族祭簿《周氏破塘祖塋祭簿》。
該簿立於清道光四年（1824年），其中記有「一代元泊府君，諱茂，字元泊。由進士官至左丞相，特進金紫光綠大夫，封沂國公，贈太師。配司馬氏，繼施氏，俱一品夫人。」「敕命載：沂國公諱茂，嫡母孫氏，左丞相女，封太夫人，系延祐二年封。」
文章稱，作者據此考察《元史》，認為周氏遷浙江始祖周茂即是元朝元世祖時期陝西、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1210－1279）的孫子。周茂，「中書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奉元王，諡忠憲。」（《元史》·1卷125·列傳12，賽典赤·贍思丁）
周茂在元世祖時期曾任陝西耀州知州，即「耀州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元仁宗時期負責「雲南，董領屯田事」；元仁宗時期任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泰定帝時期進封太保，改任中書平章政事。元致和元年（1328）七月有，泰定帝去世，宮廷內發生政變，周茂被「流徙遠州，並籍其家。」
周茂於流放期間，因年邁體弱和不堪精神打擊而去世，其所葬之地，根據周恩來的六伯父周嵩堯著《周氏家訓》所記，「葬台州寧海清溪寺山」，即今寧海縣一市鎮東岙村小學的後山。東岙村小學即當年的「清溪寺」。
文章稱，由此可見，周茂流放之地應該就是寧海縣。寧海縣地處浙江沿海，自古以來就設有軍隊戌守海防，並設有一條驛道可通往浙江重鎮寧波、台州。他從京城被趕出來，沿驛道一直南下，來到遙遠的邊境小縣寧海，是為「流徙遠洲」。
周茂流亡寧海，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小兒子周萬當時正在寧波工作，任浙東慶元路「浙東道宣慰使司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周茂是來投奔他的小兒子的。
寧海清溪寺山又名雙燈山，為北宋時期當地望族周氏人家的墳山。北宋時，以周弁為代表的幾代周氏族人皆舉進士，並「以仕顯」（明崇禎五年《寧海縣誌》）。作為具有伊斯蘭血統的前宰相，周茂去世後，應該經由他的小兒子周萬出面協調，以「周茂」這一漢名，被允許安葬在清溪寺的後山周弁家族墳地。幾百年過去了，周茂這一支人就這樣成為漢民族的一員。
元順帝后至元四年（1338）八月，周茂獲平反，被追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國柱，追封奉元王，諡忠宣。」（《元史》·本紀第39·順帝二）
周茂的小兒子周萬，字無叴。周萬在元末，為避戰亂而至紹興柯岩鎮（今柯岩風景區）。去世後與他的夫人錢氏「合葬豆姜」（周嵩堯《周氏家訓》）。豆姜，今紹興馬山鎮。元末明初，朱元璋的軍隊攻入紹興，周茂的曾孫周慶攜家人從郊區遷入紹興城內，從此以周姓人家居住在會稽縣達500年。
高雅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