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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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
本條目受創始人撇子先輩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成員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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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自古誰無死？不幸地，周恩來已經逝世，因此無法繼續與您互動，讓我們永遠緬懷它。 |
周恩來（1898.3.5-1976.1.8），血型AB，身高據稱167CM。死於膀胱癌，確信是與熬夜、飲酒和心理折磨有關。
太監
前女友：張若名，1958年反右運動受迫害後自殺。1963年，在周恩來、鄧穎超的壓力下（迫真），雲南大學黨委向張若名家屬賠禮道歉，但只承認不適當的給了太多壓力，批判的詞語不合適。直到1980年10月27日，在鄧穎超的直接過問下，雲南大學正式為張若名平反，稱其「一生為革命，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未發現任何出賣黨組織的行為」。
正室鄧穎超，流產一次、生子夭折一次後，喪失生育能力。
私生女
當問到《叫父親太沉重》，周恩來有沒有婚外情時，陳露文毫不猶豫地說：周有情人，是一位將軍的妻子，比她大十歲，是海政的舞蹈演員。周常打電話找她，在她們那圈子裏人皆知道。她說：「艾蓓完全是周恩來的女兒！」艾的養父是個副部長，生母在北京，當然不會公開。
「毛是做愛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來裝聖人，情人多，不敢做。」
孫維世
孫維世是中共烈士孫炳文之女。孫炳文在黃埔軍校時就與周恩來是黨內同事，1927年犧牲。1937年16歲的孫維世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投奔革命。門崗不讓進，她就盯在哪裏，直到周恩來經過門口，孫維世才上去相認。周恩來鄧穎超很喜歡這個孩子，把她收為義女。孫維世有表演天才，年輕漂亮，在延安舞台上曾與江青同台演戲，奪去江青的彩頭，令江青不快。1939年，周恩來墜馬導致右臂殘疾到蘇聯醫治，當時18歲的孫維世也硬要跟去，經毛澤東簽字同意後，孫維世如願以償。孫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戲劇表演和導演專業。1949年在毛澤東赴莫斯科談判期間，孫維世任代表團翻譯，與毛澤東如影隨身。毛澤東沒有讓江青隨行，江青於是嫉恨再添。
1949年，毛澤東和周恩來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會面，這是毛澤東有生以來第一次出國，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澤東不許。而孫維世被任命為翻譯組組長，還兼管中央的機要工作。火車一開，江青留在月台上，孫維世向她揮手告別，江青心裏是什麼滋味，沒人體會得出來。毛澤東不愛坐飛機，從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個星期。據孫維世的近親說，在路上毛澤東老要孫維世到他的包廂里去介紹蘇聯情況。一天晚上，孫維世哭着跑出來去找周恩來，周馬上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撫摸着她的頭髮連連說：「要顧全大局、要顧全大局……」
孫維世的侄女孫冰說，周和孫的感情，已經超出了父女之情……至於他們「父女」到底「好」到什麼程度，就難以考證了。
和金山結婚後，孫維世向鄧穎超訴苦，金山婚後本性難移，亂搞男女關係，非常痛苦。「鄧穎超回信說，在上海十里洋場混久了的男人，總是免不了有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為黨做了大量工作，作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這段話有相當的暗示性和針對性，周恩來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沒有多大的區別。據鄧穎超的秘書趙瑋透露，鄧穎超曾服過大量安眠藥昏迷，後被搶救。」
顧順章滅門案
背景
周恩來是中共早期在歐洲共產主義小組的創立者，他直接受命於蘇聯斯大林也就是共產國際的命令指揮，這也是他在1924年從法國剛一回國，就能夠出任黃埔軍校高層職務的主要原因。當時其背景是，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推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
1923年6月，周恩來在巴黎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1924年周恩來回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當時主任為戴季陶，兩個月後繼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產黨骨幹組成的「葉挺獨立團」。1925年2月、10月，參加了蔣介石領導的第一、二次東征，期間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副黨代表，被授予國民革命軍少將軍銜。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周恩來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並在年底轉往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
1928年4月，周恩來赴莫斯科參加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常委會秘書長。11月返回上海，此後至1930年3月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8年11月14日，組織成立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下設中共特別行動科，並以學生時代的筆名「伍豪」為化名從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報收集、暗殺、安排工作人員滲透國民黨黨政部門等。
「中共特科」是上世紀30年代一個嚴格遵守周恩來指示——「不與黨的地方組織發生聯繫，單獨進行情報、兵運、保衛、暗殺等活動」的中共隱秘機構，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領導，利用各種方式搜索重要情報。
中央特科下設總務、情報、保衛、通訊四個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佈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是洪楊生；二科負責搜集情報，科長是陳賡；三科也叫做紅隊，俗稱「打狗隊」，負責鎮壓叛徒特務，科長是顧順章；四科負責無線電通訊，科長是李強。
顧順章協助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併兼任第三科（行動科）的負責人，三科負責暗殺活動，也被稱為「伍豪之劍」。
周恩來在中共建黨之初，不僅一手建立了中共的特工系統和軍隊，還一直是中共實際上頭號核心人物，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遵義會議之後。
1931年3月，顧順章被派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前往鄂豫皖蘇區，完成任務後，顧順章來到武漢， 4月24日，顧順章化名「化廣奇」，在漢口新市場遊藝場表演魔術，表演大獲成功，但隨後被國民黨特工抓獲。
顧順章被曾經是中共漢口負責人後脫共的國民黨特務尤崇新認出，遭國民黨漢口警察局局長蔡孟堅逮捕。顧順章隨後立即投降，但是要求面見蔣介石方能供認其掌握的機密。蔡孟堅隨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電此事，不料徐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是中共間諜，搶先通知了特科。
過程
周恩來在躲過隨後的大抓捕之後，開始迅速處理此事。 周恩來迅速把中共中央機關緊急轉移到新地址海棠村，其中包括顧順章的家屬也在這裏。
顧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機關負責做飯、看門和採買。周恩來最終決定將他們滅口。於是，由周恩來、趙榮（康生）組織特科的洪楊生和陳養山，帶領紅隊人員執行了這一任務。據後來的掘屍報告稱，殺人是採取繩勒方式，因為都市內不敢開槍，用刀則血跡不好處理。當時屍體難以運出市外，只好在院內花壇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還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案發當晚在顧家的親屬，除了顧順章8歲的女兒顧利群和12歲的小舅子張長庚被放生外，其餘13個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顧妻張杏華、岳父張阿桃、岳母張陸氏、小姨子張家寶、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機、串門的朋友在內。顧順章的小姨子張家寶是鄉下來上海探親的農村婦女，根本與顧順章的工作毫無關係，但也被活活勒死。死者中還包括顧家客人、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斯勵。
斯勵（1900-1931），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1927年4月北伐途中，蘇聯顧問及中共在中國境內發動倒蔣，蔣介石決定取締蘇聯顧問並逮捕、處決中共黨員。在4月12日的清黨中，斯勵借着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將周從國民黨手裏救出，是周恩來名符其實的救命恩人。
那天，周恩來帶着中央特科的殺手們闖進叛徒顧順章家，顧順章十幾個家人和親友正在打麻將，不巧顧家朋友斯勵也在場。正因為他認識周恩來，所以周命令連同恩人一起勒死。
殘忍
這場屠殺由周恩來親自帶隊，康生(趙容)也直接參與，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有記載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曾將周恩來從國民黨手裏救出，但也因為他認得周恩來，所以也一樣被殺。這一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顧順章的十幾個家人和親友。在行刑過程中，康生表現得比周更堅決、更冷酷。
任務完成後，周恩來冷漠地望了望趙容，像是在跟他說話，但又像是跟自己說話似的，自言自語地講：「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萬不得已，採取這樣的極端措施，今後歷史將怎樣看待我們呢？」大概講了這句話後才可以稍微對得住自己的良心。當時國民政府調查科向法租界警務當局接洽，會同按址發掘屍體，租界當局初不相信，經過確切保證之後，始獲同意進行發掘。新聞界獲得消息後，發出報導。當發掘工作進行時，市民擠滿牆頭，樹上圍觀，在充滿驚駭與懷疑氣氛之下，一尺復一尺的挖下去，院內深掘到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顧順章全家大小八具屍體，全市為之震驚。
一九三一年在甘斯東路愛棠村、新閘路、武定路等地挖掘這些屍體時，共挖出三十九具，都是周恩來領導所為。
死狀
11月23日下午二點，巡捕房協同首席檢察官陳滿三、檢察官丁仕奎以及法醫魏立功、姜璇和書記官彭珊一同乘汽車到場，此時，巡捕房西捕白而地與特別機關偵探督察員金九通、中西包探以及小工已在案發地等候，隨後檢察官下令小工：對上述幾個地點中37號和33號進行開挖。
挖掘先從33號動手，開挖剛開始時不見起色，並再次盤問知情者，得知確切無誤後便明確挖掘，掘地四、五尺後，挖出男屍二具，接着在37號挖掘出女性死屍一具，隨着多具屍體出現，一股腥臭衝出，使得圍觀居民紛紛掩鼻而逃。這些屍體大都赤裸身體，或背心短褲，繩索在屍身頸部和肢體上均繞上幾股，因屍體腐爛，又多具堆積在一起，實在是惡臭難擋，警備司令部只得先墊資購買棺木。
裝屍體的棺木抬上卡車，被運往同仁輔元分堂驗屍所（位於法租界寧波路、東自來火街東北角路口，今淮海東路永壽路口）驗屍。法租界總巡捕房刑事科報請第二特區第二法院驗屍，地方法院呈報同等第三法院檢察官章宗侃會同地方法院檢察官丁仕奎、姜璇、以及書記官彭珝帶同法警到達位於法租界寧波路8號、東自來火街口的同仁輔元分堂驗屍所，此時，顧順章家屬與中央黨部特派員尚未到場，淞滬警備司令部督查長楊鳳岐到場迎候。接着，法醫命令小工開棺，把屍體抬出來，頓時臭氣直衝，旁人有嘔吐感，此程度為該驗屍所首次碰到，只得點燃芸香、香樟腦等中藥，以煙氣驅趕惡臭，但只是稍微沖淡一下窒息的氣味，魏立功、姜璇二法醫各戴橡皮手套，即對各屍體詳細檢驗。
在屍體裝運過來時候，報驗37號屍體的棺木為顧維貞夫婦、張阿桃、張愛寶，33號為吳克昌夫婦、男傭，共四男三女，但是對標有吳克昌、男性屍體一具的棺木，經檢驗為女屍，判斷為案發地初查有誤，實際共四女三男，女屍身份一時不能鑑別，後來叫顧順章其他家屬辨別，該女屍為一個姓葉的親戚。
這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顧建中、司令部官員黃凱到場，在驗屍所除了法醫外，巡捕房派人請來顧順章小舅子張長庚來辨認屍體，雖然屍體經過數月掩埋尚未全部腐爛，但是張長庚講這些親戚也不是全認識，但是他馬上認出了屍體中的二具：父親張阿桃、姐姐張愛寶，對於其他屍體的辨認，不是像對其父親、姐姐那樣的熟識度，能立即辨認出來，驗屍官稱：各屍體頭上的麻繩割下來，可以繞三四股到五六股不等，這批麻繩收集要達八包，被法院賊物庫收繳。後驗屍查證，在37號（即現在餘慶路102號）掩埋屍身為顧維貞吳韶蘭夫婦（顧順章兄與嫂）、張阿桃（顧的岳父）、張愛寶（顧的妻妹）共四具，在33號（現餘慶路110號）掩埋屍身為男傭（臉有麻皮，名不詳）、葉小妹（顧順章妻子的表妹）、吳克昌妻子（顧順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屍體，記者也獲知，葉小妹的丈夫陳阿松，在葉小妹陰曆四月失蹤後，到其在松江的親戚家裏打聽，還曾經到愛棠村找尋過，但是該處已無人居住。
因為王世德供述有九具屍體，現在挖掘出來七具，為考慮到或許有遺漏，以及慎重起見，徵得業主潘肇邦的同意，對愛棠村這一排房子中間的34、35、36號的天井也挖掘一次，沒有發現死屍。此時，修德坊有屍體的消息披露。
王世德以化名李龍章繼續對外稱：當時準備要處決的人共有十一人之多，聽到過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長斯烈以及胞弟斯勵二人也在內，除姚主教路屋內，在公共租界的膠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天井地下，也埋有屍身四具。從《申報》的記載來看，王世德的供述和記者的報道都是很謹慎的，因為王世德稱「謀斃」，說明要殺斯烈（斯勵之兄）只是計劃，未必是具體行動，而《申報》記者稱：若兇手李龍章的供述與挖掘出來死屍吻合，則說明李的口供正確。
修德坊6號在該弄底獨立一幢，該弄共雙間樓五幢，延街二幢當時門牌定為武定路98a和99號，弄堂中間二幢為2號與4號，案發的6號在弄底獨立一幢，西首為汽車間，1930年底完工，為大陸銀行地產部建造，每月租金為銀90兩，據查，1931年5月有個叫黃維國的來租房，特徵是留八字鬍，他一次付清三個月租金，一共銀270兩，案發後黃維國不知去向，事後曾一度查到擔保人即勞合路泰亨源水電行老闆張義安，實際上該處為特科在上海活動據點一個，但是張慌稱不認識那個姓黃的，是他人轉託的，稱是地產部收了三個月租金後直接借出的，（由此也可查證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實際在泰興路召開，因有些回憶文章講「另一說法是可能在武定路修德坊召開」的假設，現在看來當年1月尚未租房，實際上中央特科5月起租到案發，這個說法有一些依據）。
此刻，《民國日報》記者已從巡捕房調查、泄密人員那裏獲知，並在該報上披露：特科在黨內已有定例，對不忠、叛變、倒戈、泄密者，若被偵知，即派人將其處死，其處決方法是，先用繩子對要處決者的雙手緊扎，由他人持繩圈從其背後套入頸項。勒斃之後脫去死者衣服，隨後赤身裸體埋藏，或者屍體肢解分別拋棄。
據報道，淞滬警備司令部隊長王斌稟接到京中來電，確認了武定路的埋屍處，西探長亨特承辦此案，11月24日去現場打探一下，發現屋內已搬空，只有牆上火表一隻沒拆掉。
第二日，淞滬警備司令部會同戈登路巡捕房（位於戈登路康腦脫路、今江寧路康定路西北角口）探捕前往武定路修德坊6號發掘，同時附近派武裝探捕巡守，先在天井北首近正屋處掘出麻袋包裹的男屍，屍身穿布背心，手腳用麻繩反搏，經辨認後為斯勵屍體，後挖出3具屍體，認定為張杏華（顧順章妻）、張陸氏（顧的岳母）、吳克昌（顧順章嫂子的弟弟），斯勵為國民黨26軍第二師師長斯烈的弟弟，以前為中共黨員，顧順章與斯勵非常熟識的，某次顧在上海被當局拘捕，中共曾托其兄斯烈轉告當局說情保出，所以兩家常往來，中共特科估計斯勵可能會隨顧投誠敵方，所以採取此行動，當報紙披露案情後，其妻陳佩英（當年28歲）於11月24日下午一時趕到修德坊，見到剛被挖掘出丈夫的屍體後便號啕大哭，四時左右被陪來者勸回家，斯有二子，長子三歲，幼兒尚在襁褓中。
《時報》記者根據斯勵的妻子陳佩英的回憶和講述，而寫出新聞報道，稱具體日期是在7月24日（這7月的月份記載，本文章考證有難度）下午三時，有人去閘北斯勵家的，叫他外出有事，然後那天其丈夫出門後，一直沒有歸家，使她焦急萬分，卻無處打聽到任何線索。現在案情已浮出水面，據調查披露，實際情況是在數月前，特科人員引誘斯勵至武定路修德坊6號樓下，開始對他執行處決，四時左右動手勒斃斯勵，深夜埋屍地下，同時特科人員以公務人員身份對斯家搜查。
記者從特科叛逆人員那裏獲悉，顧順章的妻子被特科人員叫到裏面問話，說是你丈夫將來到了南京必定做大官，你是否也跟着他一起去呀？顧的妻子張杏華答道，我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當然跟着他了。此話剛落，行刑人員即把繩索套住她頭頸，猛力一勒，隨即倒地斃命。
隨後這些在修德坊挖出的死屍被移送斐倫路（今九龍路）驗屍所，第一特區法院郭煒檢察官到場監督，張長庚辨認了其母張陸氏、其姐張杏華的屍體，並收去大殮，而陳佩英以後則把丈夫斯勵屍體送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大殮。
上面提到的顧順章妻子與岳母，是由中共特科派人引誘她們二人至修德坊後被勒死的，至於為何沒有死於愛棠村，也就是顧的家屬大批人員死的地方，現在無法查證，只能估計愛棠村埋屍地方不夠了，由於用上面提到的處決手段，即繩索迅速套入頸部勒死，這批遇難者連慘叫一聲都不能，因為這批死屍的惡臭程度實在厲害，驗屍所不得不點上芸香檀降香蒼朮來驅散一下窒息的味道。
顧的被殺家屬遺體，在驗屍後由張長庚和其他親屬收殮，後安放在閘北延緒山莊（1926年建的延緒山莊，又稱天下會館，位於現在在閘北童家浜一帶，地址為老滬太路203弄2號，其舊址與門口牌坊於2004年被上海市列為「首批不可移動文物」之一），實際上顧順章家屬遺體在延緒山莊為靈柩寄存，以後幾年均移入江蘇鎮江。前面講到顧順章的女兒顧利群、小名毛毛，後來實際藏匿在金山張堰鄉東約十里地方，據了解，在周恩來一行的行動剛開始時，顧的家屬已被監視，4歲幼女一直大哭，並強行外出遊玩，行刑者怕泄漏機密又不忍慘殺幼女，周恩來下令派人將她送到寶山家鄉，但是實際上途中改變方向，送金山張堰東十里一鄉民家，對人謊稱該女孩父母病亡無人撫養，不得不送人，國民黨黨部特派員顧建中得知原委後，於11月26日早派人偕同顧順章妻弟張長庚，去鄉下尋回顧女，午後到了閔行，再派專車送往市區後上火車至南京。 當年上海有影響力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以及它的副刊《北華捷報》（周刊），都對案件作了深入的報道，在1931年12月1日出版的《北華捷報》對此案件中提到的武定路現場，作了如下描述：「……it was nearly noon before the first corpses，the two women were unearthed，The yard is about 20 ft square，with one corner cut away，the whole being surrounded by a wall nearly 9 feet high，After spading 18 inches deep，……they saw two bodies，both female，prone and face downwards，……they body of younger was entirely unclothed，while that of a considerably elder women was partially covered……」當二名女屍中第一具被挖掘出，已大約過了中午時分，……這天井大約20平方英尺（譯註：約6平方米），裏面一個角被斜切，整個天井被一個約9英尺（譯註：約2米7）高的牆圍住，在挖掘了18英寸（譯註：約合45公分）深後看到二具女性屍體，臉朝下臥倒着，……其中年齡看上去輕一點的女屍，身體全裸露，而看上去年長一些的女屍，身上尚有部分衣服遮體……
陳家巷挖屍工作也基本上同時進行，據告密者供出線索，上海方面接京中電報，明確得知在麥特赫斯脫路383弄椿壽里內陳家巷，門牌標有A91號的地下，埋有黃弟洪，鄒志淑和朱完白夫婦四具屍體，後來得知有一名字王盤的青年也埋在91號，為此，靜安寺巡捕房（位於極司非而路愚園路，今萬航渡路愚園路東北角口）着手調查，該91號大房東為姓蔣的，（據後來被認為中共六屆四中曾在此舉行），前後洋房二座，前一座前有空地，上面種花草，另一幢洋房在後面東北角，有空地一塊，以前空地上搭蘆席，1931年夏前房客遷出，後由新中華實業社遷入，前幢為辦公處，後幢為家屬宿舍，遷入後將蘆席拆去，改為鐵皮房內鋪木板，此時大批花露水生髮水等化妝品置於其中，租住者渾然不知下面埋有死屍。《申報》記者對該案發地描述，講到該處東通麥特赫司脫路（泰興路）、西近戈登路（江寧路）、南達愛文義路（北京西路）、北臨新閘路，大門開在陳家巷狹弄內，前面有竹籬笆，屋後為一小花園……捕房正式挖掘前一天到現場查看過。
第二天國民黨黨部特派員顧建中、總司令部漢口行營參議黃凱會同凇滬警備司令部暨公共租界巡捕房探捕前來查辦，上午八時先挖掘該地東北角，發現草拖鞋一隻，直至下午三時尚無結果，當時圍觀的新中華實業社員工嚷着沒有出現屍體，亂挖弄壞地面要求賠償，於是在斜對面西南角挖掘，又發現草拖鞋一隻，但是仍沒有發現死屍，於是又調往東北角挖掘，後挖出腳趾一段。
直到五時許才在東北角矮垣下七尺深見一蓆子，掀開一看為屍體一具，赤身大半潰爛，經風吹後發黑，此時圍觀者才掩鼻紛紛離開，被挖屍身開始認為是男屍，為朱完白屍體，後來辨認為女屍，是鄒志淑屍體，因為巡捕房以及挖掘屍體的小工，是無法辨認死者身份的，只能由在原特科內任職的人士來指認，此時天已黑，只得待明天繼續挖掘，第二天又挖出一具男屍，初步認定為黃弟洪屍身，直到第三天一下共挖出三具屍體，其中男屍一具是在離地一丈五以下挖出，屍身中等身材，皮膚慘白奇臭難擋，屍旁衣包一個內有血布，為王盤的屍體，王是一位留俄學生，另二具為赤身男女裸體，並頭並腳在一起，將二屍翻轉，辨認為朱完白夫婦，朱完白屍身頭頸繞有長繩，四肢用布綁住，女屍皮膚灰白尚未全腐爛，身材纖細。
在陳家巷91號挖掘出來的死屍，後被移入斐倫路驗屍所，第一特區法院郭煒檢察官、法醫魏立功、書記官劉椿來到驗屍所督辦，據驗屍官稱，這批遇難者頭頸被勒打結手法和屍身捆綁均一個式樣，故一人所致。
最後確認這五具屍體分別為黃弟洪（又名黃警魂），黃是黃埔一期六隊學生，江蘇揚州人，1930年和劉伯承一起畢業於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回國後據說害怕國民黨殘酷鎮壓欲投奔敵方，曾發信給蔣介石，以看在也是黃埔學生這一點上，望蔣介石給予器重，發出的信被特科獲取，楊登瀛（又名鮑君甫，廣東人，1901－1969，卅年代為中共安插在敵方的情報人員，實為雙面間諜，1949年後楊曾被中共方面關押，後來陳庚說情擔保，被公安機關定為管制一年處理）設圈套引出黃第洪，說是請他與國民黨方面的人士約見，黃不知有詐，上門請他外出者實際為特科行動組人員，經黃包車接送七拐八拐，後將黃弟洪秘密送入91號，即被特科行動人員勒斃處死。
鄒志淑（女），浙江嘉興人，負責地下黨交通和掩護工作，屍體被挖掘前一段時期，有不知詳情的人發現鄒志淑怎麼神秘失蹤。據當時熟悉中共內部情況人士稱，鄒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違背黨紀事宜，在平時言語中流露出動搖傾向，中共特科認為假設她叛變會對中共組織極大破壞，故特科決定將鄒志淑也勒死。
朱完白夫婦二人，朱是蘇州工藝學校學生，朱完白二十餘歲，長於詞令熟悉英語，任黨內翻譯，在杭州工作是由黨內某人介紹娶當地白相人之女為妻（其妻姓名不詳，難以考證），婚後感情甚好，以至置黨務工作不顧，至月末朱完白赴黨部領薪金髮生爭執，特科人員恐其叛變泄密，將夫婦二人同時勒死，
王盤（亦有稱王培）男，曾留學蘇聯，有關他更詳細資料未找到，後來據案發地新中華實業社人員講，自遷入91號後每至深夜聞哭聲，並有開門聲拖鞋聲等恐怖現象，該社準備另遷它處，鄒志淑和朱完白夫婦以及黃弟洪等人的屍體因為沒有親屬認領，驗屍完畢後被送入普善山莊安葬，後來這批勒死人的麻繩全送入法院賊物庫。
最後法官通知蔣姓大房東購買石灰十擔，把被挖地填沒，並施蒼朮等藥物以驅臭氣，該處附近居民下午四時左右購買鞭炮，在91號前燃放，掃一下晦氣，雖然還有其它地方仍埋有死屍的傳聞，但種種原因緣故，挖掘工作到此暫停。
掩蓋
在上面提到麥特赫斯脫路（今泰興路）陳家巷91號被處死而後又被就地掩埋的五人中，不得不提到一下其中的鄒志淑，這位1897年出生的女特科成員，現在作為革命烈士安葬在上海中春路閔行區烈士陵園，至於是否是遺骨安葬還是紀念碑形式，這看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1931年這腥風血雨中被冤殺或誤殺的女英魂得到安置。
說到鄒志淑不得不提一下她的丈夫宋再生（宋啟榮），鄒志淑第二次婚姻是在陳庚的介紹下與宋再生（宋啟榮）結合的，婚後鄒志淑介紹丈夫宋再生加入中共，宋再生（宋啟榮）公開身份是巡捕房一個探目，實際上宋再生暗底里為中共特科提供有價值情報，現在一些地下黨革命回憶錄和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歷史訪談和一些反映地下黨鬥爭的電視劇原型人物都可以看到這個名字，但是他妻子鄒志淑極少被現在回憶錄提到，多半是她死因的特殊性，死得那麼不明不白，現在被稱為烈士使人感到淒婉與悲哀。
據現在在上海市閔行區民政局中，關於鄒志淑烈士的經歷中講到她是在「1931年4月被國民黨特務殺害在愛棠新村」（而實際情況是，1931年4月在愛棠村中被掩埋的是被中共特科處決的叛徒顧順章家屬），烈士簡歷又講到「解放後在周恩來關心下，在梅隴公社華二大隊找到烈士女兒宋保蘇（其母遇難時她只有三歲）。」這位宋保蘇，其名字在出生起名時候就有「保衛蘇維埃」的政治含義，宋保蘇作為烈士後代，在1952年領到了民政局頒發的編號為00072的烈屬證，曾在她所在居住地，即上海郊區的行政區域上海縣，當過上海縣政協委員，前幾年已去世，據悉，宋保蘇在生前似乎一直接受其母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說法，可想像一下，既然1967年周恩來寫給毛澤東信中附上的《大事記》對於1931年中共特科在上述三個地方的處決行為的性質沒有提出否定和任何質疑，那麼鄒志淑死在上述三個地方的其中任何一個，均屬中央特科對叛徒處決行為的結果，因此「國民黨特務殺害鄒志淑」說法不能成立。
回憶
顧利群的父親顧順章1904年生於上海郊區，在煙草公司當工人的時候，顧順章就因為在工人運動當中表現活躍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顧順章與陳庚等人一起被秘密派往蘇聯學習特工技術回國不久，他就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擔任工人武裝糾察隊的總指揮。
特科成立之後，特科領導紅隊剷除叛徒特務，手段冷酷，行事周密，威震上海灘。顧順章的才能得到了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賞識，他本人也當上了政治局候補委員。在當時，江西蘇區的領導人毛澤東在黨內也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顧順章是一個謎：在觀眾面前，他是手法精奇的易容高手，聲明在外的魔術大師；對於工人勞苦大眾來說，他是北伐時期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總指揮；在江湖當中，他是青幫洪幫許多大爺的座上客；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看來，他是「紅隊」那一群亡命刺客的首腦；在中共黨內，他是天字第一號的特工，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是中共保衛組織「特科」的負責人。正是因為顧順章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當他投靠國民黨之後，他也被稱作是「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顧利群：「我認為我父親短暫的一生，他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他自己很有點聰明的，樣樣事都會幹。所以他在1931年5月份以前，他是為共產黨服務的。」
1931年4月25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國民黨駐武漢特務機構的負責人蔡孟堅後來說，抓獲顧順章是有可能改變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大事件，他認為，如果一切順利，顧順章將幫助他們徹底擊潰在上海的中共組織。蔡孟堅回憶說，被捕後不久，顧順章就主動要求去南京面見蔣介石，「談國共兩黨的合作」，雖然有資料表示，顧順章一再提醒蔡孟堅不要把他被捕的消息通知南京方面，但是蔡孟堅的回憶當中對這一切卻隻字不提，他只是說，因顧藐視一切，事先不稍吐實，因此照正常方式與南京中央黨部不斷通電，正式註明顧順章自首。蔡孟堅發往南京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六封絕密電報全部被隱藏在那裏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截獲，並且設法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
顧利群：「他（顧順章）的心裏面不是說馬上就想到國民黨那裏工作，他想有機會還是想快點脫離，但是機會沒有。他跟他們講，你們如果要想真正送我到南京去的話，不要用兵艦，用飛機快一點，我可以爭取時間，但有些話我現在不能講，到了南京以後我會再講。但是武漢方面沒有聽從他的意見。」
兩天之後的4月27日，蔡孟堅專門派了一艘小火輪和一個排的憲兵將顧順章押赴南京。到了南京之後，顧順章得知錢壯飛已經離開，當時就向蔡孟堅說，如果錢壯飛逃到上海租界向周恩來告密，我的前程必然艱險。就在當天，顧順章被帶進了蔣介石的官邸，但是蔣介石對他非常冷淡，三言兩語之後逕自離開。蔡孟堅回憶說，顧順章知道自己已經是階下囚了，立刻把一個重要情報告訴蔡孟堅，那就是中共領袖惲代英已經被捕，但是由於身份尚未暴露即將獲得釋放。因為顧順章的出賣，惲代英在兩天後就遭到了槍殺。與此同時，上海對於共產黨人的大搜捕也立即展開。然而中共的許多秘密聯絡點此時已經人去樓空，其中也包括顧順章在上海的家。
顧利群：「國民黨馬上就派了很多人到上海來，結果撲了幾個點都撲空了。顧順章已經知道完了，『我上海的家眷怎麼樣？』」
顧順章曾經對後來的妻子張永琴說過，在1931年前後，中共中央在上海有兩個機關，一個設在顧順章和妻子張杏華家，一個在顧順章的哥嫂家，兩處都有顧家的人和親戚出入，以免引起外界的注意。顧順章被捕之後，他的家人忽然失蹤。
顧利群：「我舅舅（張長庚）在松江讀中學，住校的，一個星期才回來一趟。他有一天回家一看，家裏門反鎖在那裏，沒人。他又跑到姐姐姐夫家裏，也是。他很奇怪，家裏人都哪裏去了。」
張長庚後來得知姐夫顧順章的下落和表弟葉其蓁一起來到南京，見到了顧順章。
顧利群：「顧順章那時候還是沒有人身自由，關在那裏。就說『你們找到這兒來，真好，我心裏很急。你們兩個人趕快回到上海，在馬路上多轉轉，能不能找到老早你所認識的共產黨方面的人呢。』我那個表舅（葉其蓁）就跟我舅舅（張長庚）回上海天天在馬路上轉。結果有一天看見王世德。王世德也是地下黨。當時上海的巡捕房暗地裏也跟隨葉其蓁跟張長庚，在馬路上看他發現什麼目標吧。就把王世德請到南京去了。」
王世德是紅隊的成員，過去顧順章的部下。王世德後來叛變，並且告訴顧順章，他的家人已經被殺。在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傳記《周恩來》當中，提到顧順章叛變之後，周恩來不得不採取行動，周下令或默許，按上海地下工作的傳統開展反屠殺活動。顧順章的家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紅隊殺死的。死者包括顧順章的妻子、岳父母、哥嫂以及幾個親戚，一共九人。他們當時大多在從事地下黨的一些基層工作，沒有叛變。同時被殺的還有當時在他們家裏打麻將的三兩個外人。
顧利群：「我自己的親屬九口人被當時的地下黨的紅隊，就是顧順章自己領導的人，反而被他們弄掉了，他們怎麼弄掉的，不能開槍的，勒斃。這個也是我以後才知道的。勒斃過程當中，兩個小孩，就是我跟堂弟顧益群。我三歲，我弟弟兩歲。他們就請示周恩來。周恩來講，兩個小孩，你們想辦法給他送到什麼地方去寄養吧。所以，當時把我送到吳淞不知道什麼鄉村裏面去，把我弟弟送到松江。」
在告訴顧順章他家人的死訊之後，王世德帶領着顧順章的妻弟張長庚以及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人員回到了上海。在法租界愛棠村11號一處空房的庭院裏，挖出了深埋地下的9具屍體。當時的上海報紙對此進行了報道，稱之為「愛棠村事件」。顧利群說，1979年，她的舅舅張長庚遇到了曾經的特科一科科長洪揚生。洪揚生親手殺死了顧順章的妻子張杏華，又把顧利群送到了鄉下。
顧利群：「（張長庚）把（洪揚生）領到我家裏來的。洪揚生講的，周恩來當時，曉得把這個事情完了以後，兩個孩子已經送到農村，但是周也嘆息過，他從來不抽煙，但是問旁邊人要了一根煙，抽了一半，他講，我們今天這樣做是萬不得已，也不知道將來的歷史怎麼樣評價我。我也不敢多問。他看見我，他首先就哭，老淚縱橫。具體的細節，他不肯透露。因為他自己是，講句不好聽的話是個劊子手，也是其中之一了，他怎麼好講。」
對於顧順章家人的被殺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顧順章叛變之後不久，為了在危急之中保護中共中央的安全，紅隊痛下殺手。還有一種說法是，顧順章的家人先是被控制了起來，幾個月之後才被殺死。
空中飛人
黑茶山空難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着，為狗爬出的洞敞開着，一個聲音高叫着──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裏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葉挺將軍寫的這首白話詩《囚歌》，是六、七十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的，甚至成為一些名話劇演員們爭相在詩詞朗誦會上表演的節目。但葉挺沒想到的是，讓他與39歲愛妻和一雙兒女「在烈火與熱血中」死去的，恰恰是他準備去延安投奔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具有悲劇色彩的是，製造空難的不是葉挺詩中提到的「活棺材」國民政府，而是他一心要效命的西來幽靈中國共產黨。
1946年4月8日，出獄36天的新四軍軍長葉挺乘坐美軍專機飛返延安，同機的還有政治協商會議中共代表、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解放日報》社兼新華社社長、政協憲章審議委員會中共代表秦邦憲，和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王若飛之舅父，貴州教育家黃齊生、黃齊生之孫黃曉莊，第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彭踴左以及隨行魏萬吉、趙登俊、高瓊（女）和葉挺夫人、39歲的李秀文及其3歲兒子阿九、9歲女兒葉揚眉以及四名美軍駕駛人員，即將到達目的地時發生空難，而全機無一人生還。
此次空難的罪魁禍首，很可能是毛周二人。
毛澤東不能容忍別人與他分享權力
毛不能容忍別人與他分享權力。即使這個權力本來屬於別人，那也不行。在中共的建黨史上，毛不斷以各種非常殘忍的手段除去那些擁有權力的人，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紅太陽」。被毛除掉的最典型例子有陝北最高領導人劉志丹，和建政以後的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等。
在中共黨史上，劉志丹是唯一一個死在前線的根據地最高領袖。不僅他，他在陝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幾個星期內先後被打死：楊琪死於三月，楊森死於五月初。也就是說，毛光着屁股逃到中國大地唯一僅存的「紅色根據地」陝北幾個月內，當地的三個紅軍最高指揮官都「死在戰場」。這樣的命運在紅軍里絕無僅有。
而文革的目地就是為了整掉劉少奇。文革之前，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比《毛澤東選集》更受歡迎，而在決策高層，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威望遠遠超過「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黨主席毛澤東。這是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動態，也是毛決不能容忍發生的事情。
比毛澤東資格老的王若飛
王若飛（1896.10.11-1946.4.8），原名王萌生，字若飛，號繼仁，化名黃敬齋，貴州省安順縣縣城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比毛澤東的資格老。他曾擔任中共中央訓練部主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中共江蘇省委農民部部長和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華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任八路軍副參謀長，中共中央研究局黨務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書記。
中共建政前的1944年11月起，王若飛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書記，負責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又當選為中央委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王若飛與毛澤東、周恩來一起作為中共代表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45年10月10日，中共逼迫蔣介石簽定《雙十協定》，同時國民政府同意釋放1941年1月14日被俘的新四軍軍長葉挺。1946年1月王若飛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
要王若飛的命不惜搭上整機人命
此時，還在延安盤踞的毛澤東已經看到了中共建政的希望，決心除掉建政後能威脅他權力的人。1946年4月8日，在毛的命令下，王若飛與秦邦憲、鄧發、葉挺等人乘飛機由重慶飛往延安。在飛機途中加油時，周恩來命人把飛機的磁羅盤和壓力高度表線路破壞，致使飛機撞山，無一人生還。
據葉挺長子、80歲的航空專家葉正大中將回憶說，1946年4月8日「12時25分，該機由中轉站西安再次起飛向北飛行，又與延安美軍觀察組電台作過一次聯絡。當時它的位置是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附近，飛行正常。黨中央領導同志和『四八』烈士的家屬，包括我的二弟葉正明、四弟葉華明都在機場等候着。當時外面正下着濛濛細雨。我弟弟說他們都聽到飛機隆隆的聲音了，以為飛機馬上就可以降落，很快就可以見到爸爸媽媽和兩個弟妹了。不知何故飛機隆隆聲卻越變越小，最後就聽不見了。當時大家都以為，地面下雨飛機不好降落飛到別的機場去了。黨中央發電讓各地數以萬計的軍民到四處查找，美軍也派出兩架飛機查找。4月9日下午，興縣黑茶山地區一位區委書記到縣公安局報告，在黑茶山上有一架飛機碰在山上燒毀。經查證，證明就是『四八』烈士乘坐的飛機，機上人員全部犧牲。」
王若飛死後，毛澤東為其題詞，「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
廖承志夫婦逃過死劫的「救命恩人」是周恩來
此次唯一逃過死劫的是廖承志、經普椿夫婦。
葉挺與廖承志既是同鄉，又是同學。先後被捕入獄，又一同恢復自由。他們平素私交甚好，以兄弟相稱。葉挺的女兒葉揚眉稱廖承志為「舅舅」。
1941年1月葉挺被俘，1942年廖承志被捕入獄。《雙十協定》後，國共兩黨交換俘虜，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出獄，準備回延安任新華社社長。1946年3月初葉挺出獄，準備去延安參加全軍整軍會議。兩對夫婦倆原定同機赴延安，心裏非常高興。臨行前一天，已經懷孕的經普椿還特地出去買了延安所沒有的熱水瓶、飯盒。
周恩來查看此專機乘客名單，發現廖承志夫婦的名字後，暗暗吃驚：誰都能死，但廖承志不能死，他將起的作用是誰也取代不了的。廖承志的父親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夫婦是孫中山的親密戰友，母親何香凝也是宋慶齡的好友。1928年加入共產黨的廖承志有着如此顯赫的背景，是中共不可或缺的統戰人物。於是，周恩來馬上親自打電話，以讓廖承志「赴廣東商談東江縱隊北撤事宜」為名，避免了廖的死亡之旅。由此空出的兩個死亡名額，就補上了王若飛之舅父，貴州教育家黃齊生和他的孫子黃曉莊。
後來，經普椿在追憶此事時常常感嘆道：「一想起黃先生（黃齊生）我就揪心，倒好像是替我們去送死似的」。實際上也是那麼回事。
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的周恩來
尼克遜在與毛澤東見面時驚異的發現，平時在外面神采奕奕的周恩來，在陪同毛接見時，腰板都挺不起來，身高似乎也矮了一大截，不但唯唯喏喏，而且神情暗淡，好像一個犯了大罪的毛家奴才。
葉挺長子心中的不解之謎
關於「四八」空難事件，當時的中共西安情報處抄收的是新華社新聞電訊：「1946年4月8日下午二時左右，在晉西北東南因大霧籠罩，飛機駕駛員難辨方向，故使飛機撞毀在黑茶山上，王若飛等同志全部遇難。」
此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共沒有把製造空難的罪責推給國民政府。
事實上，空難飛機在中轉站西安加油時，中共特務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用簡單的定時破壞裝置裝到飛機的磁羅盤和壓力高度表線路上，當飛機飛向延安到達甘泉地區時，磁羅盤和高度表同時失靈，致一直向北飛行、應該降落的飛機迷失了航向和高度，竟然飛越延安往東北方向飛去，飛到黃河以東山西省興縣境內的黑茶山。
黑茶山只有2000多米高度，可以飛6000多米高的飛機由於高度表失靈，在2000多米撞山。「撞在黑茶山側峰巨石上……才爆炸和起火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些，也不會撞在巨石上了」。葉挺長子葉正大說，「後來聽譚局長講，在遺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電報稿。但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壞，美方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臂章的飛行員。這些，一直在我內心存疑，成了一個不解之謎」。
當時，有黨媒專門描寫了周恩來聽到空難時的表現：「四·八」飛機失事的電報來了，周恩來接到電報時，兩道濃眉毛猛的抽縮聚攏，臉色在剎那間變的煞白。目光在秘書臉上停滯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轉向電報紙時，顯的猶疑而艱難。周恩來的目光剛觸及電文，便顫慄了一下，那些鉛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樣攜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手開始抖動，嘴角哆嗦着，目光越來越黯淡，越來越朦朧……
周恩來推翻黨中央關於「四八」空難的說法
1948年，葉正大作為首批留蘇學生，去莫斯科航空學院學習，與他同去的還有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前副總理鄒家華等20餘名遺孤。
1951年6月份，22歲的葉正大回國後給周恩來的秘書打電話，請他轉告自己有事情想拜訪總理。過了兩三天就接到中南海的電話，說周恩來夫婦要他和二弟葉正明到他們那裏吃午飯。
心虛的周恩來不知葉正大來意為何，表現的十分殷勤，吃飯時，航空專業的葉正大又一次談出了自己心中的空難不解之謎。一向非常注重「組織原則」的周恩來居然推翻了黨中央關於「四八」空難的說法，自己另搞一套說法。周說：「關於你爸爸的座機為什麼會失事，過去是說濃霧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訴你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機上的乘客全是我們的人，其中還有我們黨的王若飛、秦邦憲、鄧發那樣的重要負責同志，當然還有你們的父親葉挺同志。國民黨關了他五年，出獄的第二天就給黨中央寫報告要加入共產黨，這就觸犯了蔣介石。蔣介石是什麼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長時間了，可以說對他的個性我基本了解。這個人排除政敵無所不用其極。他利用特務在飛機儀表上做點手腳很容易。當時延安只下點小雨，飛機已到延安上空，我們已聽到飛機的聲音了，為什麼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這不是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又是什麼！」
周恩來不打自招：「利用特務在飛機儀表上做點手腳很容易」。葉正大感覺心中的一切困惑和不解都找到了答案。
葉正大被周恩來矇騙了半個多世紀
今年，葉挺長子、80歲的航空專家葉正大中接受黨媒採訪時，說，雖然已事過境遷，但每每拿出全家福照片，還是會咬牙切齒的恨：我的父親、母親和五妹、九弟都死於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的美國飛機上。當時在飛機上做手腳的特務三四十歲的話，現在也應該是八九十歲了。但我今天還得再說一句：「我痛恨你們，國民黨狗特務！」
周恩來輕輕鬆鬆幾句話就把共產黨殺人的帽子給國民黨戴上了。冤有頭債有主，葉挺死了都不知道自己忠於的正是要了葉家4口人命的中國共產黨。自從1951年聽完周恩來的鬼話，葉正大58年來沒有再尋找過答案，他以為周恩來已經幫助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債主。
克什米爾替死鬼
金蟬脫殼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首都萬隆舉行。周恩來為中國代表團團長，並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率團取道香港前往萬隆。
4月3日，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接到廣東省公安廳密報，稱台灣特務機關已掌握我代表團行蹤，可能採取行動，9日晚，更獲悉暗殺計劃的具體細節：特務將用定時炸彈破壞代表團的包機。9日晚，進一步情報稱，代表團所乘飛機將遭破壞，飛機上備有定時炸彈。周恩來立即要求通過外交渠道向英國政府交涉。
10日上午，中共外交部緊急約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恩，告知這一消息。新華社香港分社9日晚即將這一情況正式通知港英當局，還在11日兩次約見印度航空公司駐香港分公司經理。該經理表示一定嚴加防範，不讓任何外人接近飛機。
在當年四月十一日「克什米爾公主號」出事前八天，中共就掌握了 「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將被炸毀的情報。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爾公主號」準時到達北京，接載中共代表團和三名外國記者，當時人們並不知道周恩來不在飛機上。12時15分，「克什米爾公主號」抵達香港啟德機場，休息加油後飛印尼首都萬隆。
下午6時30分，機艙內突然發出爆炸聲，隨即多處起火。機長決定強行降落，並用無線電發出三次求救信號。雅加達機場得知周恩來不在機上，信號中斷。伴隨着一聲巨大的爆炸聲，飛機墜入大海，炸成幾段。除三名機組人員奇蹟生還，機上其餘11人全部遇難。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目標直指周恩來，但周恩來卻臨時改變了路線，金蟬脫殼，從昆明取道仰光到達雅加達。
4月7日，周恩來和陳毅率代表團從北京乘伊爾—14飛機首先飛昆明。4月14日清晨7時15分，周恩來一行26人乘坐從印度航空公司租借的另一架專機「空中霸王號」自昆明起飛，前往仰光。當地時間上午10點30分，「空中霸王號」降落在仰光機場。
4月16日凌晨，周恩來一行由仰光飛往雅加達。「空中霸王號」飛行8個小時進入新加坡空域，正趕上航線前方有雷雨區。飛機無法飛越雷雨區，4月16日上午飛機降落新加坡加冷機場。4月16日晚6時，周恩來到達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
「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失事後，香港警方隨即展開艱苦的調查，一無所獲。後來還是根據中共提供的情報才破了案。中共明確告知事件是國民黨保密局香港情報站策動，主謀趙斌成，指揮者金建夫，執行者是香港機場地勤人員周駒，使用的定時炸彈是從台灣基隆秘密運到香港。
調查人員非常困惑不解：既然周恩來對這事瞭如指掌，為什麼還要中共代表團其他成員按原計劃飛行，去送死呢？原來周恩來為迷惑台灣香港情報站不再改變計劃，確保自己的安全，讓包括自己司機在內的11名中外菁英去送死。據周恩來後來說，這叫做「聲東擊西」、「丟車保帥」。
2004年7月19日中共外交部對一九五五年國民黨欲暗殺周恩來的克什米爾號公主號事件的八十多份檔案作了解密，首次對外開放。解密檔案顯示事件發生前夕中共已掌握情報，但周恩來為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卻讓包括自己司機在內的十一名中外菁英去掩護自己白白送死。大陸學者張耀傑看了媒體的報導後，表示「對中國共產黨特務機關創始人周恩來殺人不眨眼的冷血作風深感震驚。」
遇難人員名單
解密檔案顯示，包括機組人員在內，共有16名中外人士遇難，其中包括8名中外記者。
- 沈建圖：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主任
- 黃作梅：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 李丙衡（李平）：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記者
- 杜宏：廣播事業管理局對外廣播部副主任
- 郝鳳格：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攝影員
- 鍾步云：總理司機
- 石志昂：對外貿易部三局副局長
- 李肇基：外交部情報司科員（擬提副科長）
- 王明芳：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
- 嚴斐德：奧地利記者
- 斯塔來茨：波蘭記者
1955年，遇難中方人員家屬獲得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1956年4月，遇難一周年之際，中共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中樹立了紀念碑。周恩來親筆題辭：「參加亞非會議死難烈士公墓」。呵呵。
親手導演說
1995年，案發時的台灣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出版了《白色恐怖的秘密檔案》一書，爆出了策劃炸機案的全部細節，「克什米爾公主號」慘案，完全是周恩來一手策劃。
周恩來利用台灣特務成功上演的一出苦肉計，藉此破壞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形象，同時激怒港英政府，從而徹底摧毀台灣駐香港的情報系統。
儘管這樣的結論已經揭示出周恩來的冷血本質，但人們對慘案的質疑與考查並沒有到此結束，更多蹊蹺的事實引出一個更為驚人的結論，那就是，這個炸機慘案的苦內計，似乎還不僅僅是周恩來對當時台灣保密局的頭人毛人鳳的將計就計，而是在一切之初，周恩來就已經在扮演導演的角色了。
慘案發生後，全世界都被台灣當局刺殺周恩來的這樣一種聲音所淹沒，但是誰是「克什米爾公主號」慘案的策劃者。
事實是，當時的台灣當局乃至其保密局，針對中共要員並沒有具體的暗殺計劃。炸機案的首倡者是台灣當局在香港情報站一個負責人，叫趙斌承。趙斌承積極主動地構思和部署了全部作業計劃，並稟報局長毛人鳳。毛人鳳素來目光短淺，輕信了趙的精心布署，以為志在必得。
趙斌承以60萬港元的重金收買了機場清潔工周駒，利用他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上做清潔工作的時機，輕而易舉地將定時炸彈裝在了飛機上。案發後，周駒最終逃到台灣。
但蹊蹺的卻是，與周駒有密切關係的兩個「知情人」卻遭到台諜追殺，最後這二人竟然去了大陸廣州。這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們不禁想到，「克什米爾公主號」慘案的最初計劃真的僅是趙斌承一個人想出來的嗎，或者說，趙也不過是在周恩來指使下扮演的一個前台導演，而真正的幕後導演卻正是周恩來自己。
當年慘案的3名倖存者之一、飛機維修工程師卡尼克回憶道，當飛機爆炸起火後，他看到令他永世難忘的一幕，所有中國人員都正襟危坐，沒有突發性的驚慌與求生的掙扎，似乎對眼前的一切早已知曉，只是坐等死神的來臨。
民族政策
主條目： 論建國初期大漢族主義問題的消解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分管國家民族事務的周思未總理具體指導落實各項民族政策對於承認壯族是一個少數民族，周恩來總理作了重要指示：「只要從事實出發，毫無疑問就應該承認壯族是一個民族。」（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338- 339頁）在城裏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問題上，周總理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周恩來對蔣介石反動的大漢族主義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周恩來指出「蔣介石在民族問題上繼承了歷代封建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鎮壓和籠絡的兩手政策，否定少數民族的存在，把各少數民椎稱為漢族的大小宗支。"（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477頁）「蔣介石的民族觀是徹頭徹尾的大漢族主義，在名義上，他簡直將蒙，回、藏，苗等稱為邊民，而不承認其為民族。」
1951年周恩來簽署《政務院關於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
1956年又簽發了《國務院關於「伊斯蘭教」名稱問題的通知》。為了加強民族團結，對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加給少數民族的稱謂及有關少數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聯等，如帶有歧視和侮辱少數民族意思者，應分別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比如將迪化改成烏魯木齊，將歷史上涉及「雲南民族起義」、「涼山彝族起義」內容的碑碣銷毀。
為了尊重回族等10個少數民族對伊斯蘭教的宗教信仰，「在我國，今後對於伊斯蘭教—律不要使用在漢族地區相因成習的而慣用的『回教』這個名稱，改稱伊斯蘭教」
在漢族同少數民族的民族關係史上，周恩來明確指出：「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今後我們漢族同志要代為受過，向他們賠不是……凡事求其在我」（《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192頁）這種「求其在我」的「賠罪」思想，高度發展了列寧提出的要對少數民族「讓步」的理論（列寧在《關於民族和「自治」化問題》的「口授記錄」中提到：「對少數民族多讓步一些，比讓步不夠要好」（《列寧論民族問題》下，第868頁）。
周恩來將其稱為「還債」，他說「有些人害怕提（漢族）還債會引起民族關係搞不好，這是不必要的顧慮，哪裏會有這種事情」？
周恩來強調，「講還債有利於民族團結」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相處中，周恩來強調：「漢族一定要自覺，遇事應多責備自己，要嚴於責己，寬於待人」《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338頁）「我們更應該認真普遍地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及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制度，認真普遍地保障散居的少數民族人民的平等權利……更加教育廣大人民注意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263-264頁)。「一個（少數）民族不僅可以在一個地區實行自治，成立自治區，而且可以分別在很多地方實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縣和民族鄉……不僅使聚居的（少數）民族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而且使雜居的（少數）民族也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
虛偽嘴臉
李銳評價
周恩來這個人很怪，有他的怪脾氣，毛給他戴的帽子是「經驗主義」。其實周是最合適當外交家的，很會處理人際關係。他不是沒有脾氣，而是很有脾氣，並不是個完全隨和的人。
我對周恩來就是惋惜。毛居高臨下，那樣欺負他。建國初期一次開會，突然停電，毛立即喊：恩來呢？恩來你去找蠟燭來。周恩來後來就是決心甘當小媳婦，因為他不願意當劉少奇嘛。我在廬山出事以後，總理非常生氣，對我說：你為什麼要攪到那伙人里去？因為他覺得毛還能聽進我這樣一個小人物的話，是他的一個可以通氣的渠道吧。廬山會議上彭老總的事情，周恩來不是完全不清醒的，比劉少奇要清醒。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就主動講過要個人崇拜，廬山會議上又講。
周恩來確實是中國曆朝歷代最難當的一個宰相，他只能做到那個樣子。我對他是體諒的，是原諒的。
余英時補充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之後，毛澤東已不能忍耐「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後來評《水滸》說，上了梁山，晁蓋便被「架空」，這種感覺大概在1956年便已浮現。他仍然要繼續「革命」，不能過正規化的日常生活。這樣一來，周恩來便首當其衝。曾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說：毛澤東終於把對他的個人崇拜當做他的理想社會的實踐手段之一。他不滿意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的工作，特別不滿於1956年的「反冒進」，決定自己到前台來親自抓工作、抓經濟，從而領導一場「大躍進」。那時候剛入城，周恩來也許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們的「黨內民主」，但黨內立即有反應，也許是毛本人不悅，也或許是左右諂媚之人的挑剔。終於逼使周不得不趕快否認對毛說過稍有「不敬」的話。城市邊緣人已挽不回鄉村「光棍」的強橫霸道了。經過這個風波，再加上1956年「反冒進」遭到毛的指斥，周恩來已嚇破膽，從此「南人不復反矣」。
化骨揚灰散作塵，一生伴虎有餘辛。
先機抱器歸張楚，晚節藏鈎賺大秦。
始信秀才能造反，更無宰相解安民。
萬千寒士應垂淚，誰為神州護早春。
周恩來死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火化後骨灰遍撒在中國大陸，據說這是執行他的遺志。上面引的一首律詩便是我在那個時候寫的，曾以「觀於海者」的筆名發表在香港的《明報月刊》上。不久，徐復觀先生來信告訴我說，《大公報》中的人曾向他探詢這首詩的作者是誰。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感覺到詩中對周恩來流露了一點同情的意思。
但在那個時代，毛澤東仍然是「神」，而中共黨內的人竟對詩中「伴君如伴虎」的譏諷視若無覩，可見他們在私底下已經非常不滿於毛的專橫。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住了兩年。聽到不少大陸內部的消息，大致都是說，知識份子自所謂「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遭到有史以來從所未有過的踐踏和迫害，而周恩來則在最困難的情況下盡最大的力量保護了其中一部份的人。所以我這首詩基本上是為大陸知識份子「代言」的，詩末「早春」兩字出於費孝通「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一文的「今典」。我記得當時李璜先生也有一首七律刊在《明報月刊》上，同寓有惋惜之意。開始兩句似是「畢竟狂瀾挽不回，遽憐遺蛻化飛灰」；結句是「早識權奇是亂媒。」其餘的已忘了。李先生二〇年代初是和周恩來在巴黎針鋒相對的政治敵手，他的感慨自是發乎內心。
從發大是大非的立場說，李先生「早識權奇是亂媒」之句，我不但同情而且同意。馬克思主義思潮自十九世紀晚以來便席捲了歐洲，然後又通過日本而傳到了中國，成為好幾代知識份子的「鴉片」，「流風餘韻」，迄今猶在。在政治社會秩序比較上軌道的國家，這種批判思潮未始不可發生提撕精神、激動社會良心的積極作用。但在動亂之邦，這種純否定的激進思想最後勢不免導致「火延崑崗，玉石俱焚」的大悲劇。一九一九年的俄國和一九四九年的中國便是兩個最明顯的史例。以前許多知識份子激情於道德熱情，很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發展」的預言，因此俄國和中國的「革命」被解釋成由「客觀的社會條件」所造成的。用共產黨的慣用語說，即所謂「歷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近十於年來，由於共產主義的破產，西方史學家開始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過程，從從而得出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結論，有人甚至提出法國革命是否需要的問題。無論如何，有一重要的新論點出現在法、俄革命史的研究上面，值得注意。即激進思潮並不是全由於客觀歷史的需要而產生的。相反的，激進思潮與社會現實之間往往是脫節的，它的成長和發揚主要由激進知識分子在他們自己小圈子中相激盪所造成的。（可參考Richard Pipes，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九九〇年出版。此書「知識份子」一章所引資料及其與法國啟蒙思潮的比較，頗有啟發性。）以上一段話旨在說明周恩來當年在巴黎發展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背景。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之間，中國有一、兩千青年在法國參加「勤工儉學」的計劃。這些青年中頗多家境貧寒，甚至與父母關係很緊張的，因此到法國去找出路，並藉此獲得「留學」的資格。但他們多不通法語，在法國既不能「勤工」，也無從「儉學」。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事實上的流落在巴黎，成為「忿怒的一群」。在第三國際暗中支持下，周恩來發展組織自然便以他們為主要爭取的對象。中共早期的成員出身於「勤工儉學」的，佔了相當高的一個比例。這些人離開了中國，又未接觸法國社會，但激進的思想和情緒則在他們的圈子內不斷滋長，這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激進知識份子、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俄國激進分子，先後如出一轍。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法、俄兩國的知識份子在思想上自由長遠的傳統，而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激進派則間接摭拾了一些西方觀念，便遽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已。
周恩來的組織能力和靈活手腕早在巴黎時代便已充分顯露，即使是他的政敵也不能不承認（可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第四、五、六各章）。但以思想的成熟、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與現狀的認識、以及對中國前途的設想而言，他的水平和當時中國一般二十歲左右的知識份子也不過在伯仲之間，又受黨與第三國際的約束，便已不可能再有個人的見解。這正如中古時代天主教的神職人員一樣，既不可能對「上帝」發生任何懷疑，也不敢對教廷的決策表示一絲一毫的異議。我們必須首先着眼於此，才能開始了解周恩來在中共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最近幾年來，評論周恩來的人似乎越來越多，大致有兩極化的傾向。一方面，直接間接受過周恩來的「保護」的人，尤其是仍然認同於中共所領導的「革命」的人，對他是肯定的、讚揚的。一九八〇年八月鄧小平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可為代表。他強調周恩來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對於周在「文革」期緊緊跟隨着毛澤東的表現，鄧小平這樣為他辯護：「他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他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從受過他保護的鄧小平的立場上說，這樣的評價可以說是很持平的。但另一方面，從否定中共「革命」的立場上出發（這樣的人現在多來自大陸內部），論者對周恩來則毫無恕辭，認定他是「逢君之惡」、「助紂為虐」的「佞臣」。（事實上，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不少文章說孔子是「巧偽人」，即使影射周為「佞臣」，不過用意不同而已。）這一道德判斷也有大量的事實為根據。
這種兩極化的評價恰合於古人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間無調和的餘地，也不必調和，每個人盡可依據自己的觀點而選擇其中之一。我雖是學歷史的人，但對於中國傳統史學中褒貶觀點並無興趣。下面只想扼要地談周恩來為什麼會落到鄧小平所說的「處的地位十分困難」的情況，以至於非「助紂為虐」不可。
我在去年為「人間」所寫《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一文中，已指出中共主要是由兩派「邊緣人」所構成的，一派來自城市，一派來自農村。這裏讓我再補充一下我的論點。所謂「邊緣人」是指中共黨內大多數的成份而言，並不包括初創黨時的少數領袖，如陳獨秀與李大釗。事實上，第三國際最初正是要陳、李這一類有聲望的人出面領導，才能有號召力。但通查中共黨史便可發現，黨內領導權是逐步向邊緣移動。陳獨秀在武漢以後便遭貶斥，李大釗如不先死也絕無幸理。及至中共在城市暴動一再失敗，「革命」基地轉移到江西，領導權便更進一步從城市邊緣人轉入農村邊緣人之手了。這兩派邊緣人當然不可能是絕對的涇渭分明：城市知識份子也有出身農村的，農村邊緣人也有受過城市教育的洗禮的。但「革命」的重心究竟放在城市還是農村則是兩派分野的一條主線。三〇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中共進入陝北以後，兩派爭論基本上已成過去，中共已只能在農村中謀生存與發展了。這時城市邊緣人已不得不受農村邊緣人的支配，莫斯科的影響雖未中斷，但已相當遙遠而微弱。正是在這一情況下，周恩來見機最早，向毛澤東全面輸誠，其象徵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周恩來到延安以後便已徹底認識到：中共要想奪取全國政權，只有走毛澤東所規劃的「鄉村包圍城市」的路線。所以他臣服於毛，也許真是「心悅誠服」。至今中共黨內的意見仍認為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完全正確」，一九五六年以前大體上還算不錯（例如李銳「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收在《毛澤東早年與晚年》一書中，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說穿了，他們推崇毛的只有一件事，即打下了江山。甚至所謂「民主人士」中的老一輩人，包括梁漱溟在內，都對毛五體投地。其原因也在於他們對國民黨政權雖十分不滿，卻始終無可奈何。想不到毛竟能奇蹟般地完成這一「大業」（可看戴晴、鄭直淑「毛澤東與梁漱溟的歷史公案」，收在《毛澤東軼事》中，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古人說，「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人在什麼地方成果，最後往往會在什麼地方失敗。中共靠毛澤東「得天下」，但也因毛澤東而終不能「治天下」。進城以後，城市邊緣人和集中代表了農村邊緣人的毛澤東便開始同床異夢了。周恩來和劉少奇、陳雲等人當然嚮往着蘇聯革命後所實施的經濟建設，但毛澤東卻仍陶醉在「打天下」的境界之中（他駁梁漱溟「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之說，特別強調「治天下固然難，得天下也不容易啊！」這是他們兩人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的談天，毛的心態已不可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之後，毛已不能忍耐「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後來評《水滸》說，上了梁山，晁蓋便被「架空」，這種感覺大概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浮現。他仍然要繼續「革命」，不能過正規化的日常生活（這正是韋伯所說的「routinization」）。這樣一來，周恩來便首當其衝。
毛澤東終於把對他的個人崇拜當做他的理想社會的實踐手段之一。他不滿意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的工作，特別不滿於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決定自己到前台來親自抓工作、抓經濟，從而領導一場「大躍進」（前引書，頁三一五）。對毛的「個人崇拜」早起於延安時代，這是城市知識份子向毛臣服的一種表示，劉少奇首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說法；一九四三年中共政治局又正式賦予毛以「最後決定之權」。毛的「絕對權威」已無人能違抗了。我清楚地記得，一九四九年五月間，我在上海讀到《大公報》上王芸生在北平所寫的一篇報導，說周恩來在一個集會上講話，強調人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斷追求進步，即使是毛主席也還沒有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但三天以後，王芸生立刻再發一則電訊，更正三天以前的報導，說周氏的原話是說只有毛才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王芸生是最著名的記者，當時正取媚於新政權惟恐不及，他不可能會鬧這樣大的錯誤。這篇講話，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才刊在《人民日報》上，題為「學習毛澤東」，原文也許已動過手術，但大至確在說明毛澤東不斷在追求進步，至少可證王芸生的最初報導是正確無誤的。這個故事頗足說明周恩來為什麼對毛不得不百依百順。那時候剛入城，周恩來也許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們的「黨內民主」，但黨內立即有了反應，也許是毛本人不悅，也或許是左右諂媚之人的挑剔。終於逼使周不得不趕快否認對毛說過稍有「不敬」的話。城市邊緣人已挽不回鄉村「光棍」的強橫霸道了。經過這個風波，再加上一九五六年「反冒進」遭到毛的指斥，周恩來已嚇破了膽，從此「南人不復反矣」。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參觀「歷史博物館」，其中有一個展覽是說明周恩來對毛澤東怎樣的無限忠誠和愛戴。展覽的文字說：毛在西柏坡時，又一次決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則在當天晚上先到那隻船上，親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適，是否安全。最後我又讀到毛的一個衛士記載：毛在四七年渡黃河時，周搶先在浮橋上走了一個來回，也是為了證明浮橋是不是穩當。這正是孟子所謂以「妾婦之道事君」，那裏有半點「宰相」的體統？但我們也許不能用儒家的觀點來苛責於周，也許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絲釘」了。這裏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連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來作了二十七年的國務院總理，相當於古代中國的「宰相」。但是他在這二十七年中完全沒有施展自己抱負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闖下大禍之後，慢慢收拾殘局，但表面上他還要跟着一起闖禍，並鼓其如簧之舌極力說明毛的「禍」如何闖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傳統的「宰相」來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張居正於萬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來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點足以稱道的「政績」？然而在他來說，這確確實實是「非不為也，乃不能也」。他所處的是「亂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無所展布。
「霸才無主始憐君」（溫庭筠「過陳琳墓」句），大可以藉以詠周恩來了。所以，在將來中共的歷史上，他的地位還會在鄧小平之下，因為後者畢竟開創了自己的時代。
奴顏婢膝
由於李銳文革在秦城監獄單人牢房度過，且未脫離體制，在當今支共還在給太監造神的情況下，有極大保留。或許在黨內人士眼中，他的罪過算輕的，畢竟處於惡魔的漩渦中，伴君如伴虎，善的一面，久而久之，就泯滅了。在編者看來，這些事情，依然不是人能做出來的。他不算十惡不赦，所以本站並不願意對其進行口誅筆伐，僅在此記錄史實，還原其真面目。
公開資料顯示，周恩來對毛澤東不是忠誠，其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保，下面僅舉幾例。
《邱會作回憶錄》中提到，周恩來概括「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這是周恩來在中共黨內鬥爭中的秘訣，江青後面是毛澤東，所以周恩來絕對不敢得罪江青。
文章稱，「文革」中，江青成了毛的代言人，在很多情況下，周恩來完全變成了江青的下級、臣民甚至奴僕。
「文革」中，周恩來為自保竭力吹捧江青，甚至政治局會議都可不開，而跑去研究江青的馬桶。周恩來對江青的吹捧、順從充滿了卑躬屈節、諂媚奉承，越過了人格底線，荒唐至極。
文革期間，周恩來為了自保誰都可以出賣。毛澤東要打誰，周恩來就出賣誰。劉少奇、賀龍、彭德懷、陶鑄被迫害致死，彭、羅、陸、楊冤案等，周恩來都直接插手。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
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在《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象》一文中披露，周恩來是林彪當副統帥最熱心的推薦人和吹捧者，甚至為此不惜篡改歷史。
文章稱，林彪事件後，搜查毛家灣林彪住宅，搜到許多鄧穎超、周恩來和林彪和其妻葉群的合照。不難窺見，從文革開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種早期政治投資，他在毛、林之間一直「腳踩兩隻船」。直到毛、林徹底決裂，周恩來估計林彪斷無勝利的希望，才在1971年毀了林彪。
李志綏在回憶錄中稱，周恩來直至1970年11月還向林彪透露毛健康情況不好的機密。
周恩來虛偽、自私、殘忍、狡詐等魔鬼真面目不斷被揭露，「中共最後一塊道德招牌」垮了。
饑荒毀證
周恩來在大饑荒期間得知餓死人的消息後，通知糧食部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正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當事人回憶說：
「1960年，我國財政赤字已經高達80億元，但為保證最低限度的國計民生的需要，還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國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他強調，在外匯的使用上，我們花一個美元都要認真考慮考慮！周總理這種一心一意為國家、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崇高思想質量，使我們感動不已。事隔這麼多年後，每當我想起他這兩句言簡意賅鏗鏘有力的話，仍然感慨萬千。在周總理直接過問下，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
一兩是1.613盎司，當時黃金價格是一盎司約為40美元，當時匯率為一美元對2.4618元人民幣，糧食價格大米約為0.2元人民幣每公斤，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且不說具體的糧食用量，但是這個決定本身就是極其荒誕無比！而且1961年也還是如此買進！1961年發生了什麼？
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對於事無巨細，事必親躬的周恩來，可以理解不能違背中央政策不開倉放糧，不能違背中央政策制定製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賣糧食換黃金卻是周恩來一手決定的！是錢重要？外匯重要？還是人的生命重要？
從中央到地方，從毛澤東到周恩來，在到地方大員，廬山會議後，從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不再像1959年那樣，把大批人因飢餓而死說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10月29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
從好處着眼，是維護大局，是防止黨的分裂，但是如果從官場進退，政治沉浮、個人得失等角度來看，周恩來等順從毛澤東的意志，明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敢進言，而是推波助瀾，助紂為虐……
餓殺人民
1958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春餓死的人更多，大饑荒已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中共不但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供應糧食，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裏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國務院秘書廳在1959年4月9日，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而早在同年1月至2月，中共當局就連續收到了大量的群眾來信，「反映河南省東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發生大量的浮腫病人和死人情況。1960年2月，江蘇省省委向周恩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就有12萬多。農村的的情況比城市更為嚴重。」
1960年的4、5月份，周恩來在分別收到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和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後，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深入信陽地區調查情況。書中披露，事後周恩來也只是表示「信陽發生這麼大的事，我有責任」。
書中還表示，國家的糧庫就在信陽附近，那麼多人餓死，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有人說周恩來得知後被深深地震動，整整一夜沒合眼。作者責問：「但是整整一夜沒有合眼的周恩來又採取了那些有效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有開倉放糧麼？沒有。相反，周恩來還採取了相反的動作，在造成幾千萬的死亡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餓死一百多萬人的慘痛事件。這是中共竊國初期，由於「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釀成的一場人為的大災難，因其慘烈程度被收錄至《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
宋任窮回憶：「1960年10月周恩來要求繼續從黑龍江、吉林調撥糧食，並詢問黑龍江省，糧食是不是緊張？並說，過去說保證不餓死一個人，現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並沒有影響周恩來繼續征糧的決心。」光黑龍江省在饑荒期間就餓死了19萬多人！
（註：大饑荒時，宋任窮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瀋陽軍區第一政委，參與三年大饑荒的指揮救災。）
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然而死亡幾近都在農村！顯然周恩來考慮的是政治影響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別是幾個類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餓死人，一旦傳播出去，政治影響不可估量。
引述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數據提要》，幾千萬人是守着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大義滅親
孫維世被捕之前，由於形勢緊張，她與妹妹孫新世就一直相約隔一個星期的星期三晚上到天安門廣場見面。
孫維世曾明確地對孫新世說：「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如果死了，你都不要相信是自殺，那一定是被人害死的。因為人一死，問題就搞不清楚了。」
孫新世還說，姐姐生前對她說，整她不是目的，而是衝着周恩來來的。
孫維世專案組最感興趣的則是孫周的桃色關係。然而，對孫維世親下逮捕令的也正是「周爸爸」。
文革開始不久，孫維世的哥哥孫泱、丈夫金山，先後被捕。孫維世向乾媽鄧穎超申訴，她的哥哥和丈夫被指為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國民黨特務、美帝特務多項罪名很荒謬，並說，江青一向作風惡劣，我全知道。鄧穎超說：「好啊，你給我寫一份書面報告，好讓你爸爸處理。」孫維世按照鄧穎超的提示，果真如實寫了，鄧穎超把這份報告交給周恩來，周恩來又給了江青，江青看後，正色對周恩來說：「恩來同志，你是總理，是主席身邊最信賴的領導，孫維世又是你的乾女兒，站穩政治立場？還是大義滅親？你自己看着辦吧！」結果，周恩來親自下令逮捕孫維世。
抄孫維世家前後，江青截獲了孫給周恩來或毛澤東的一封信。信里孫維世希望毛澤東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動。江青拿了這封信去找周恩來，憤怒指責周恩來縱容自己的乾女兒反對文化大革命。據孫維世近親回憶，江青為此打了周恩來的耳光。周恩來居然忍氣吞聲，一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籤下自己的姓名。
史料披露，周恩來為求自保，誰都可以出賣，文革時期，他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等人。周同宇被捕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一是周恩來的政敵希望藉此攻擊周，弄出了個反革命聚餐會；二是劉少奇被打倒後，他的妻舅被抄家，在請柬上發現了周同宇的名字。
中央文革小組匯報給了周恩來。周恩來親自給公安部兩個負責人寫了批條，周同宇兒子周秉鈞保存着當年那份逮捕令，上面周恩來寫着「立即逮捕周同宇」的字樣，還在旁邊用蠅頭小楷註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鈞、周秉華、周秉和，家住北京機織衛胡同27號」。
1968年3月1日，孫維世被送到已經被軍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軍管組副組長劉傳新對江青和葉群唯命是從。孫維世被改名「孫偽士」，並被定為「關死對象」，對這種犯人可以採取任何手段來折磨，但「以不打死為限」，避免將來親屬的追究。
張朗朗的文章中說，中央專案組在追問孫維世的「罪行」的時候，最感興趣的是她和周恩來的關係，孫維世矢口否認。3月中旬，周恩來在人大會堂和東北地區的代表開會。江青突然前來，對衛士長成元功憤怒的說：「孫維世就是睡在周恩來身邊的一條狼！」然後徑直衝進大會堂，當着與會的人員質問周恩來，大鬧一個多鐘頭。
多方記述，孫維世在牢中飽受折磨，1968年10月14日，年僅47歲的孫被活活打死，死時全身裸體，佈滿傷痕，四肢被手銬和腳鐐緊緊鎖着。孫維世死前曾被看押她的人授意犯人剝光衣服輪姦，死後家人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一顆長長的釘子。
10月17號，周恩來才知道孫維世已經死了，一反隱忍常態，寫下：「（孫維世）自殺或滅口，值得調查。」又寫到：「應進行解剖化驗，以證實死因。」
在江青授意下，劉傳新迅速將孫維世火化。當孫新世到公安局要姐姐的骨灰時，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不知孫維世有妹妹。文革後的清理中，軍管的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畏罪自殺。一批手上有鮮血的軍人則被押解到雲南秘密處決，以「因公徇職」通知家屬。
周的老婆鄧穎超代表周告訴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汪東興仍未同意。後來汪同其下屬李志綏說：「成元功跟他們一輩子了。他們為了保自己，可以將成元功拋出去。」
迫真保護 落井下石
劉少奇
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主要成員的劉少奇，是從1959年4月至1966年擔任國家主席的，是僅次於毛的二號人物。由於毛和劉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開始的「四清運動」中的矛盾日益尖銳，毛不再滿足「枝枝節節、修修補補」，轉而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並希望藉此置劉少奇於死地。
對此，不少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早已達成共識，即毛髮動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代表正是劉少奇。
1966年12月，江青公開宣稱「劉少奇是黨內的赫魯曉夫」，北京出現了「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同時，中央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負責對劉少奇、王光美的調查。此專案組直到1968年4月才公開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活動，組長為周恩來。劉少奇隨後被徹底打倒，並被「嚴加看守」，直至慘死。
而在整垮劉少奇的過程中，周恩來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正是他在1966年7月底，與清華的蒯大富兩次見面且詳談達6小時之久，之後將劉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組入清華，「壓製造反學生」的事兒向毛做了匯報，給毛向劉少奇發難提供了彈藥。
後來，周恩來在毛的授意下，把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並在專案審查報告上批示「此人該殺」。周恩來曾要求槍斃劉少奇，但毛沒有同意，只許可開除出黨。周恩來之所以狠是因為他之前與劉少奇勢同水火，不斬草除根他是很不放心的；毛之所以不同意，是因為他要讓劉少奇成為活靶子，成為他推動文革深入進行樣板和催化劑，以方便毛徹底清理劉少奇的派系人馬。
朱德
在中共早期軍隊中，土匪出身的朱德的威望要遠高於毛澤東，1927年的南昌暴動，朱德就是領導者之一，暴動失敗後，其率領殘部前往井岡山與毛會合。國共內戰時，朱德被毛任命為軍隊總司令。中共建政後，朱德先後任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等。
廬山會議時，朱德因肯定了彭德懷積極的一面而被毛批評。1966年文革爆發後，看到不少高官被打倒，朱德常常一人獨坐，很少說話。很快，他也被打倒，稱其為「大軍閥、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內容的大標語不僅貼滿了北京街頭，還貼到了中南海。其文件被停發，保健醫生被調走，行動也受到限制，朱德同時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
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開會批評朱德時，周恩來指責朱德多次犯過路線錯誤，「反對毛主席」。還教訓朱德說：「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賀龍
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賀龍早年曾參加「討袁護國」戰爭，屢建戰功，升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後在周恩來等人的影響之下，參加了中共發起的南昌武裝暴動。此後，賀龍加入中共，並在中共建政後任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其自認是周恩來的「莫逆之交」。但令賀龍沒想到的是，文革中自己危難之際，周恩來不僅出賣自己，還落井下石。
文革爆發後，賀龍在中南海周恩來家中暫避。1967年1月19日，周和李富春奉毛命與賀龍正式談了一次話。周告訴賀龍：林彪說你在背後散佈他歷史上有問題，說你在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百年之後他不放心。還有，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問題，你、夏曦、關向應都有責任。
賀龍想為自己辯解，但周卻不讓他說下去，並稱給他找個地方休息一下，等秋天再接回來。第二天凌晨，周恩來親自派人將賀龍夫婦送到京郊香山附近象鼻溝的一個地方。這與官方所言的是中央軍委工作人員趁周恩來不在家時帶走的完全不同，應是周主動「出賣」賀龍去接受審查。
其後，在毛決定打倒賀龍以後，周恩來選擇了堅決執行。他還親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賀龍宣佈對他進行審查，並在逮捕賀龍的逮捕令上寫下數百字的批語，大罵了賀龍一通。而在周恩來主管的中央專案組，更是將賀龍定性為「叛徒」，最終致其慘死。
另據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監復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間，他與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之一紀登奎有過多次談話，談話涉及了文革的一些內幕。
姚監復稱：「紀登奎曾經告訴我，有次他去西山的黨史檔案館，查閱賀龍的檔案資料，看完材料出來時，渾身發涼，出了一身冷汗。因為，中央專案組領導的賀龍專案組的定案材料，把賀龍定為『叛徒』。但是，在檔案館裏保存着國民黨派人策反賀龍的全部原始檔案，包括賀龍向上邊的請示及答覆，賀龍槍斃說客的決定等材料。紀登奎的意思是，證明賀龍並非叛徒的原始檔案完整地保留在檔案館裏，他親眼看到了、讀過了。 」但是周恩來負責的賀龍專案組，仍然要將賀龍定性為叛徒。紀登奎從檔案館出來，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慄，驚出一身冷汗。
顯然，按照姚監復的說法，周恩來在這個慘劇中不是「違心的」，而是直接動手修改、審定賀龍是「叛徒」的專案組報告的冤案製造者和殺害賀龍的劊子手之一。而且，對於賀龍的慘況，周恩來也是知情的。
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林彪事件以後，毛表示：「看來賀龍的案子假了。」周恩來馬上派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接回北京，並在1975年6月9日抱病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親自致悼詞。他先後向賀龍遺像鞠躬7次，並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說「沒有保護好」賀龍。這是怎樣的變色龍！
潘漢年
1943年抗日戰爭艱難時期，共產黨著名特工潘漢年被毛澤東派到上海和汪精衛秘密接觸並與日本佔領軍談判，達成了秘密停火協議，內容是新四軍停止對津浦線鐵路橋樑的破壞，讓日軍運輸線暢通，而日軍停止對新四軍的「清鄉」、「圍剿」，給新四軍活動空間——日寇投降後，潘漢年與日、汪秘密接觸的事情由在押的前汪精衛政權官員揭發。潘漢年卻又把這段秘史曝露給不該知情的陳毅，毛澤東聞訊大怒，當天下令秘密逮捕潘漢年，並給法院「不判死刑」的指示。潘漢年被監禁7年後以漢奸罪接受審判，判刑15年。實際上潘漢年在秦城監獄被囚20年，然後改名換姓轉移到湖南第三勞改農場繼續監禁2年至死，妻子董慧也受牽連陪監終生。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因當年與「汪偽會面」等事件被秘密逮捕，被打成「漢奸」、「特務」、「反革命分子」。毛澤東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 被監禁多年後，1963年6月，潘漢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文革中，潘漢年又被判處無期徒刑。其妻董慧也受牽連陪監終生。
潘漢年案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此時潘氏夫婦早已雙雙離世多年了。支持潘漢年無罪的證據在審判時就已經確切掌握。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說：「誰能救得了岳飛？」意指既然宋高宗要治岳飛以死罪，大理寺也只好以「莫須有」定案。在高等法院內部，謝高哉則明確對兩位審判官說：「潘漢年案是中央交辦的案子，我們只是辦理法律手續。」
周恩來在二次國共合作時期主要活動在重慶，遠離核心領導。對於潘漢年懷揣毛澤東的錦囊妙計與日寇勾結的陰謀毫不知情。只是對屬下重要官員上海副市長突然被捕感到蹊蹺，就派人調查。中聯部部長羅青長還找到了當時潘漢年與中央來往電報收發記錄，證明潘漢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認為總理應該出面糾正這起冤案。可是周恩來卻指示薄一波、羅青長等閉口，從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談起潘漢年這個名字。後來周恩來簽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對潘漢年的判決。
傅連暲
在中共黨史上，尤其在中共奪取政權前的歷史上，一定不能缺了被毛稱為中共首位「紅色醫生」的中共中央衛生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總後衛生部第一副部長傅連暲中將的位置，否則，中共黨史很可能被修改。正是他，三次救了病重的毛澤東的命；還是他，保住了中共將軍陳賡的一條腿；依舊是他，救治過包括朱德、周恩來、劉少奇、林彪、任弼時、李富春、陳雲、王稼祥、鄧小平等眾多中共領導人；同樣是他，曾經為三千多中共紅軍接種了牛痘，挽救了無數士兵的性命……難怪陳毅說「傅連暲對黨是有功的」，謝覺哉稱「壽人壽國功在黨，傅公名應列首榜」。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對中共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醫生，卻在文革期間被迫害慘死，這又是因為什麼？
林彪干將邱會作回憶說：
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
过了几天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
日後的中紀委審查小組對邱說：傅連暲之死與你無關，你對傅連璋在文革中說過的一些批評的話，不能和專案混為一談。由此可見，傅連暲慘死於秦城監獄與林彪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而最後把他投入監獄的，正是被他妙手回春過的周恩來。
廣西大屠殺
有關南寧大火的責任，其實到了毛澤東要拋棄造反派的1968年夏已昭然若揭。
換言之，毛中央最懼怕廣西造反派這類"打着紅旗反紅旗"式的文革造反民眾的反抗運動，它已危及和動搖了共產黨統治的根基。故毛決定"鳥盡弓藏"——拋棄廣西、廣東這類造反派，並且"兔死狗烹"——縱恿韋國清調動軍隊，夥同"聯指"對廣西"四.二二"進行血腥鎮壓，殺雞儆猴，以示效尤。
宣判兩廣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講話，中央首長講話充滿了對"四二二"派的猛烈抨擊和嚴厲譴責，於是"南寧大火"便由中央"欽定""四二二"放的： 周恩來："你（指朱仁，自治區黨校教員）是是代表現在在南寧放火的'四二二'嗎？"
吳法憲：南寧放火就是你們放的。
總理：房子燒了那麼多，就是你們"四二二"燒的。
吳法憲：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帶燒了一千多間房子，是不是你（指曹東峰，四二二領導人之一）指揮的？
黃永勝：百貨大樓是你們占的，火不是你們放的是誰放的？
周恩來、康生等人更斷言"四二二"已經被所謂的"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所控制。
我們再來看看當時親歷會場"四.二二"派的"柳州鐵路局工機聯"頭頭錢文俊所描述的場景：
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
毛泽东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泽东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1968年夏，中共中央針對廣西造反派的"七.三"佈告，針對陝西造反派的"七.二四"佈告，宣判兩廣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講話，以及標誌造反派紅衛兵走下歷史舞台的毛澤東"七.二八"在人民大會堂118廳召見"紅衛兵五大領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出籠的。
李震之死
1973年10月20日，時任公安部部長李震因精神疾病，自殺身亡，在法醫查明的情況下，周太監卻偏向被害論者，指示中央警衛局將支持自殺說的兩位副部長關押審查，令人不解，有迎合四人幫之嫌。
施義之（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回憶
晚7時左右，周總理把全體核心小組成員找到國務院會議室，要我們談各自的看法，我說：「我同意周總理的判斷，他為什麼要自殺？極大可能是被害。」劉復之說：「可能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矛盾集中到他身上。」周總理在會上指定破案組由華國鋒領導，張其瑞參加破案組，同時增加了郭玉峰（中組部部長）、田維新（總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組要同心協力配合破案組工作，主要是部內發動群眾提供線索。
24日，我參加了破案組的一次案情分析會。據李震愛人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個電話後去的五號樓，說是去開會。一夜沒回，到了清晨問秘書鄭愛萍，鄭一點也不急，催問幾次才去找。針對什麼樣的電話能把李震引出去，會上大家分析可能是山東的案子（具體內容我不知道）或是李洪樞案（蘇修派遣特務）。在會上我得知李震除服了大量安眠藥外，口袋裏還有安眠藥，是潮濕的，有口袋布的壓印，似乎是從口中吐出來的，正在取樣化驗，還不能確定死因。但大家的思路仍集中在「他殺」的問題上。
10月26日下午，郭玉峰、田維新通知我們，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組全體成員開會。郭玉峰、田維新同我們一起前往人民大會堂。進了人民大會堂前廳大門，於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這裏的楊德中指揮8341部隊的戰士上前一左一右把於桑架走了，隨後的劉復之也被架走了，劉復之的一隻鞋也掉了。我跟在其後，見此景一驚，馬上停住腳步沒敢動，等待也被架走。這時楊德中說周總理在裏邊等着你們，把我、曾威、黃慶熙、張其瑞引進福建廳。廳里，周總理、葉劍英、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江青、張春橋、吳德等已坐在那裏，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員幾乎全部在場。還有吳忠等人，稍後汪東興到。
我們進去後，楊德中請示周總理怎樣向於、劉二人宣佈，總理說：宣佈「保護審查」吧。楊德中出去宣佈後回來，周總理問他倆有什麼反映，楊德中說：「於桑問為什麼，劉復之講：『好』。」周總理說：「這完全反映了這兩人的性格，一個像惡霸，一個像軍師。」接着講「李部長是被害。我把陳錫聯同志請來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沒有自殺因素。李震死後，於桑、劉復之表現不好，破壞現場，幸災樂禍。公安部長被害，建國以來是沒有的，比譚甫仁案子還嚴重。李震死在黨的十大後，四屆人大前，你們要想的深一點、遠一點」。總理還說：「李震被害的教訓是他政治上軟，受到批評就知難而退，想回部隊。」接着，要我匯報部里「算舊賬」和反「算舊賬」兩種意見分歧的情況。在我匯報過程中，紀登奎插話：「李震就是軟，一軟就轉，一轉就死。」汪東興插話：「他們（指於桑、劉復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黨中央、反毛主席的。」當我匯報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後勢力」時，江青插話說：「什麼落後勢力，是一股反動勢力。」在匯報了核心小組內吵架的事後，我說：「我沒敢想於、劉會是謀害李震的後台。」江青插話：「你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吵架階段，於、劉不是後台，跳到前台來了。」還說：「於、劉是轉移方向，向黨進攻。」會上葉帥也強調要想得深一點、遠一點。這次會後，在我思想上有這樣的感覺，黨中央、周總理已掌握李震被害材料，李部長被害可能是於、劉支持的。
在這次會上，周總理指定我臨時負責核心小組工作。我毫無思想準備，當即就說：「我各方面比李震差遠了，負責不了。」周總理批評我沒有信心，並說：「有事可以請示國務院嘛！」江青說：「你不要把部隊當成娘家，地方當成婆家，娘家、婆家都是共產黨。」在這個嚴重時刻，當着眾多的政治局委員的面，我不能再說什麼了。周總理指示我第二天就召開千人大會，充分發動群眾揭發、提供線索，配合破案組，限一周破案。還指示吳忠、楊德中、郭玉峰、田維新參加大會，去撐腰。周總理還要吳忠加強公安部大院的警衛，要封閉公安部大院的兩個旁門，有個政治局委員（記不清是哪位）提出不要搞得太緊張，周總理就沒有堅持。
回到公安部已是27日凌晨4點多鐘，我即找人起草動員提綱。提綱經華國鋒審定，下午3點召開了動員大會，我作了動員講話，第一句話就是「李部長被害了」。我傳達了中央指示，說明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作風正派，家庭美滿，沒有自殺因素，絕大可能是被害。事情發生在黨的十大以後，四屆人大之前，很不正常。動員大家以黨性原則揭發可疑點，追查到底。還傳達了中央指示我們關起門來整頓，停止對外工作聯繫。我在大組和治安組會上表示了我「不破此案，死不瞑目」的決心。動員會後，以自報公查的方式查了每個人21日晚的行動，牽扯了很多人。
揭發的線索，涉及公安部內部的由公安部查，涉及部外的由北京市公安局查。
27日晚，破案組來電話要我去北京衛戍區。在衛戍區辦公室，吳德交給我一份審查對象的名單，有十多人，要我們隔離審查。我看後提出人數是否多了，吳德說請示周總理後再說。接着他出去了，過了一會他回來後把名單交給我，名單沒有變化，但審查方式改為隔離審查、在職審查、傳訊三種。破案組決定對莫國基（劉復之秘書）、徐仲久（部長辦公室公務員）、戴文殿（於桑秘書）、劉均（原一局處長，同李震一起搞專案）等人組織群眾專案組進行審查，專案組的人選是由核心小組討論決定的。
28日，華國鋒打電話找來了天津的解學恭，當時在場的有吳忠、劉傳新和我。佈置了對劉復之、王萬沐（日本華僑，劉復之的遠親，正在國內。在公安部的檔案中被列為特嫌）和劉在天津的兩門親戚進行審查。對他們的審查，在天津的由天津市公安局負責，在北京的由北京市公安局負責。我後來得知對劉、王的審查是周總理向毛主席匯報李震案情時經毛主席同意的。
10月底，破案組要我到衛戍區，在那裏劉冰清（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向我傳達了周總理親筆寫的對鄭愛萍的十幾個疑點內容的字條，並指示我們組織七、八十人查批鄭愛萍。回公安部後，我向核心小組作了傳達。討論決定由蘇玉涵（專案三辦辦公室主任）、姚倫（原勞改局副局長，後抓專案工作）、侯西斌（原邊防局局長）負責查批鄭愛萍的工作，破案組的劉傳新、李久合（原交通保衛幹部，幹校回來後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向他們傳達了周總理提出的疑點。過了幾天，劉冰清又帶來了周總理的指示，要我親自主持對鄭愛萍的查批會。我主持過幾次，記得會上鄭愛萍提出了李震自殺的11條理由，具體內容現已記不清了。
11月上旬，吳忠向我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破案組要發動群眾，至少要動員千人以上來揭發，要放幾把火。要集中批鄭愛萍、莫國基、戴文殿、徐仲久，對於桑、劉復之也要揭發。公安部要關起門來整頓。公安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已發展到對抗，殺人奪權的地步。」周總理還說：「我就怕偵察工作上賠了夫人又折兵，我們沒有經驗，帝修反是有基礎的，鬥不過人家。」吳忠說對周總理的指示如何貫徹要聽華國鋒的安排。
旁人記錄
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吳階平主持下，醫學專家林鈞才、董炳琨、吳蔚然、陳敏章，以及上海、廣東、天津、北京省市公安廳局的法醫李延吉、陳仲芝、吳聲屯、韓木林和北京藥品生物製品檢驗所檢驗師朱燕、首都醫院內科醫生張孝騫等專家，對李震屍體解剖、檢驗和現場勘察，1973年11月9日，由這些專家簽名，寫出的書面報告，報送中共中央。這個由專家寫出的報告肯定是自殺身亡，列舉的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李震是自己走向地下管道間吞服「速可眠」藥品後上吊自殺的。可是施義之等人不顧現場勘察、醫學專家屍體檢驗、解剖的結論，硬說李震不可能自殺，說沒有自殺的理由，一口咬定是謀殺的，把自殺當成謀殺案件來偵破，將公安部副部長、核心小組成員於桑、劉復之當成「謀殺」主要嫌疑人，由施義之、曾威、趙登程等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於10月25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事先將於桑、劉復之撇開，不讓他們參加）後，周恩來總理明確指定施義之為公安部核心小組牽頭負責，並指出李震之死，存在自殺和他殺的兩種可能。25日當晚，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警衛局副局長楊法中對於桑、劉復之宣佈：「中央決定對你們保護審查」，關押到北京安定門外交通幹部學校監護所。於、劉在拘留期間，施義之等人組織人搜集整理了於桑、劉復之1970年在「批陳整風」和1971年「9·13」事件後開展的「批林整風」的一些大小會上，他們發表的一些不同的意見與看法，上綱上線為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印發了《於桑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的材料》、《劉復之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的材料》各一份，於桑的這一份3000餘字，劉復之這一份4000多字，發給公安部各單位，發動公安部機關工作人員開展了對他們的大規模揭發批判。
《建國以來公安工作大事要覽》記載：「10月21日夜裏，李震吊死在部機關大院地下熱力管道溝內。一時間原因未明，『四人幫』及其黨羽藉機滋事。23日至2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決定，此破案工作，委託華國鋒負責，紀登奎、吳德協助，重大問題報政治局解決；同時在公安部內進行動員整頓工作。於桑、劉復之等蒙冤被關押審查。黨的核心小組由施義之牽頭負責。11月11日，正在中央舉辦的『讀書班』學習的祝家耀（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十屆中央委員）和楊貴（中央候補委員）被派公安部工作，任核心小組成員，與施義之等人一起，也認定李震是被人殺害的。偵查人員經過大量調查研究，現場勘查，解剖屍體化驗，現場痕跡檢驗，以及各種方式的模擬試驗，完全證明李震自殺而死。」「圍繞李震死亡的原因，在公安部展開了尖銳激烈的鬥爭。王洪文等人未經調查就說是被階級敵人謀害的，要追查兇手。施義之、祝家耀等人封鎖事實真相，硬說李震不是自殺，是被害死的，甚至一口咬定是被於桑、劉復之等謀害。他們以破案為名，在公安部大搞逼、供、信，實行白色恐怖。」出差去外地工作的人，電話通知他們立即返回機關，講明情況，接受審查。受審查的133人，其中局級幹部29人，處級幹部31人，弄得公安部機關人心惶惶。
劉復之
「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復之被衝擊，直到１９７１年才從黑龍江「解放」回公安部工作，繼續擔任副部長，同李震接觸不少，總感覺到李震精神很緊張。這和他最終自殺可能有關係。
劉復之就此回憶了兩件事。一件事，葉劍英有一次請一位高級民主人士吃飯，看電影。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負責人劉傳新派人盯梢，後來這件事不知怎麼傳了出去。葉帥辦公室往公安部打電話來問，說葉帥請的客人有什麼問題嗎？把李震弄得很緊張，讓劉復之打電話查問一下，一問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錯了，是個誤會。李震帶上劉復之上葉帥家去道歉，去了葉帥家也就待了２０多分鐘，葉帥哈哈一笑，說是個誤會，不必介意了。當時規定，坐吉姆車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亂了，這規矩也被破壞了。事情過去也就算了，葉帥也沒在意，陰差陽錯下面干的，但李震依然很緊張。回來的路上，李震對劉復之說，唉呀，要掉腦袋。劉復之說，不至於吧，沒有那麼嚴重。另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每人桌上放了一張紙、一支筆。李震當時不知在想些什麼，信手在白紙上亂塗亂畫。服務人員看到後感到很奇怪，問是怎麼回事，又是劉復之給打的圓場，說他神經緊張，沒什麼事。
李震出事以後，公安部立即上報了中央。但在當時條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時又難以查清，北京氣氛緊張。經毛澤東批准，中央決定採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範。
１０月２２日當晚，於桑從國務院回來召集核心小組開會，傳達了中央的指示「李震絕大可能是被害」，於桑、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楊俊生（北京衛戍區政委）、楊德中（八三四一部隊政委、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劉傳新等組成破案組，從外地調來幾名法醫，着手破案。
２３日晚７時左右，周總理把公安部核心小組全體成員找到國務院會議室，要他們談各自的看法。在這次會上，周總理指定破案組由華國鋒領導，張其瑞（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參加破案組，同時增加了郭玉峰（中組部部長）、田維新（總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組要同心協力配合破案組工作，主要是部內發動群眾提供線索。
在破李震自殺案的過程中，公安系統有一場鬥爭，有些人認為以於桑、劉復之為首的人要搞復辟，算「文化大革命」的舊賬，把李震殺掉，是要奪權。凡是肯定十七年公安工作成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反對「公安六條」的，都被列為審查對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審查。
於是，很快發生了於桑、劉復之被保護審查的事情。２６日下午，郭玉峰、田維新通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組全體成員開會。郭玉峰、田維新同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一起前往人民大會堂。進了人民大會堂前廳大門，於桑走在 前面。突然，守候在這裏的八三四一部隊的戰士上前一左一右把於桑架走了，隨後劉復之也被架走了。
劉復之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詳細回憶了上述這段親身經歷——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但要抓自己还是没有想到。
李震死后，中央指定施义之负责公安部工作。２２日我在公安部礼堂东边的小会议室去看了，李震遗体摆在那里。有人当时就说是自杀，有人背后说自杀。搞公安的都有经验，上吊自杀的征状很明显，舌头伸出来了，绳子勒脖子的痕迹中间深，往两边逐渐浅下去。我当时的心情很惊讶，也很沉重，根本没有高兴得怎么样。
我与李震关系还是不错的，１９７１年从五七战校回部里与李震共事好几年。李震对我还是很客气、很尊重，让我分管业务，于桑分管警卫和外事，工作上的矛盾不会促使他自杀。
当时中央通知１０月２６日开会，大家都等着。等到２６日晚快１２点时通知去开会，从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进去的。进了之后被引导往西拐，而以往他们常往东拐在福建厅开会，我当时心里感到很奇怪。于桑在前，曾威跟着他。施义之跟着我，后面还有没有人我已经记不清了。走了没多远，大帷幕后走出两个身材高大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于桑披了一件军大衣，回头看了我一眼，连军大衣都掉下来了。因为离得很近，我还没缓过神来，自己也被架走了。
我虽然没想到自己会被抓，但还是有一点精神准备的。对我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保护审查。”我说“好”。随后两个高大的军人架着我乘小电梯下楼，从西北门走了，到了交通干校。
关我的房子我推断关过王恩茂，因为墙上还写着“打倒王恩茂”。屋里被子上还插着一根长长的针。我的手表也还没有没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很仓促，房子没有清理好。当时的情况是林彪事件后，“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很多老干部都放出来了，院子里基本都没人了。
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人做饭，我吃的是红薯，因为做饭的人也走了。我在那儿关了１６个月。
恢复工作后还念旧，又去关过的地方看了，第一次看还在，以后又去一次时，那地方已被拆掉了。
我出来后给周总理写了两封申诉信，施义之等人认为是刁难当时的公安部领导。我说，其实不是，我是按正常的渠道写的信。可是不久又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事情又搁置了。
１０月２７日公安部召开动员大会，施义之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他传达了中央指示，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动员会后，公安部以自报公查的方式查了每个人２１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人。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受到了伤害。
１９７４年１月中旬，破案组确定李震是自杀以后，华国锋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卫戍区开会。华国锋说：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
到了１９７４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
白帽後代
2014年11月24日，《紹興晚報》刊登周恩來侄女周秉宜的文章《周恩來始祖遷浙新考》。文章稱，周恩來曾自稱祖上有伊斯蘭血統。『』『作者考察《元史》，認為周氏遷浙江始祖，即是元朝元世祖時期陝西、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1210－1279）的孫子——周茂。
周茂乃西域回回人，是蒙古淮王伯顏的尚主（女婿），故改名伯顏察兒，即小伯顏之意。並不是周敦頤的子孫。
考證詳情
文章稱，1952年秋天，周恩來曾對衛士韓福裕說過：「我祖上的先人有伊斯蘭血統，不知是哪一代。」（2009年4月14日作者採訪韓福裕的記錄）周恩來家庭族沒有正式家譜，只有一份家族祭簿《周氏破塘祖塋祭簿》。
該簿立於清道光四年（1824年），其中記有「一代元泊府君，諱茂，字元泊。由進士官至左丞相，特進金紫光綠大夫，封沂國公，贈太師。配司馬氏，繼施氏，俱一品夫人。」「敕命載：沂國公諱茂，嫡母孫氏，左丞相女，封太夫人，系延祐二年封。」
文章稱，作者據此考察《元史》，認為周氏遷浙江始祖周茂即是元朝元世祖時期陝西、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1210－1279）的孫子。周茂，「中書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奉元王，諡忠憲。」（《元史》·1卷125·列傳12，賽典赤·贍思丁）
周茂在元世祖時期曾任陝西耀州知州，即「耀州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元仁宗時期負責「雲南，董領屯田事」；元仁宗時期任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泰定帝時期進封太保，改任中書平章政事。元致和元年（1328）七月有，泰定帝去世，宮廷內發生政變，周茂被「流徙遠州，並籍其家。」
周茂於流放期間，因年邁體弱和不堪精神打擊而去世，其所葬之地，根據周恩來的六伯父周嵩堯著《周氏家訓》所記，「葬台州寧海清溪寺山」，即今寧海縣一市鎮東岙村小學的後山。東岙村小學即當年的「清溪寺」。
文章稱，由此可見，周茂流放之地應該就是寧海縣。寧海縣地處浙江沿海，自古以來就設有軍隊戌守海防，並設有一條驛道可通往浙江重鎮寧波、台州。他從京城被趕出來，沿驛道一直南下，來到遙遠的邊境小縣寧海，是為「流徙遠洲」。
周茂流亡寧海，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小兒子周萬當時正在寧波工作，任浙東慶元路「浙東道宣慰使司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周茂是來投奔他的小兒子的。
寧海清溪寺山又名雙燈山，為北宋時期當地望族周氏人家的墳山。北宋時，以周弁為代表的幾代周氏族人皆舉進士，並「以仕顯」（明崇禎五年《寧海縣誌》）。作為具有伊斯蘭血統的前宰相，周茂去世後，應該經由他的小兒子周萬出面協調，以「周茂」這一漢名，被允許安葬在清溪寺的後山周弁家族墳地。幾百年過去了，周茂這一支人就這樣成為漢民族的一員。
元順帝后至元四年（1338）八月，周茂獲平反，被追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國柱，追封奉元王，諡忠宣。」（《元史》·本紀第39·順帝二）
周茂的小兒子周萬，字無叴。周萬在元末，為避戰亂而至紹興柯岩鎮（今柯岩風景區）。去世後與他的夫人錢氏「合葬豆姜」（周嵩堯《周氏家訓》）。豆姜，今紹興馬山鎮。元末明初，朱元璋的軍隊攻入紹興，周茂的曾孫周慶攜家人從郊區遷入紹興城內，從此以周姓人家居住在會稽縣達500年。
高雅創作
周半旗
聯合國於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Code）。其中有關致哀的規定是：凡成員國的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去世，必須在紐約總部和日內瓦的辦事處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為周恩來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