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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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名於1989年6月5日，在北京長安街上隻身阻擋中國人民解放軍坦克車隊前進的男子，實際本名不詳。其照片成為近代歷史上最為著名的照片之一。該名男子嘗試阻擋約18輛59式戰車車隊行進。儘管領頭的坦克駕駛一度試圖轉向繞過，但是仍然遭到攔阻而不得前進。該名男子還爬上坦克砲塔，並試圖和車長溝通。他似乎被說服而離開，坦克隊伍則繼續往前行進，但由於該名男子又跑向前，駕駛員再度緊急煞停，對話一陣子後，在僵持之際，一名騎單車的男子前來勸說。最後他才被幾名身穿藍色衣服人士帶離現場。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新聞紀錄片《共和國衛士》將該名男子稱為「螳臂擋車的歹徒」。儘管相關影像紀錄被視為標誌性的象徵，中國政府禁止網際網路上流傳相關圖像，這導致大部分中國年輕民眾對此並不了解整個事件疑點頗多，你匪導演的可能性極大，下面進行解釋。

兇殘行徑

記得最後一次行進時，天已經亮了。當行至離軍隊約有五十米的樣子，我們已經能看清對面的軍人，他們正平端著槍對著我們，我們幾乎隱隱約約地看到了對面黑洞洞的槍口。因此，我們自然地放慢了前進步伐。當時，由於長安街太寬，我們的人排自然形成了弧形，我和小王站在中間偏右的地方。當我們距軍隊約五十米的地方，路兩側的人們已經距軍人只二三十米了。可能是天亮的原因吧，這次雖然離軍人非常近，但中間的軍人只向天上鳴了幾槍，只是路兩旁多了一些手舉大白棒子的軍人，不斷地揮舞著大棒，追打路兩旁那些靠近他們的人群。這時，我們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點，開始和軍隊人排對峙站著，中間約有五六十米的樣子。

後來，我們開始高呼口號，唱國歌和國際歌等歌曲。對面的軍人聽到我們唱，也和我們對著喊口號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兩旁的大棒就追打過來。因此我們中間始終與前方的軍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我們就一直這樣僵持著。大約過了半個小時的樣子，奇怪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正前方的軍隊人排突然停止了唿口號和歌唱，人排中間突然撤開了一個巨大的口子。

我和周圍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發生了什麼事。正在我們發愣的時候，前面傳來了「轟隆」聲，這時，我們才看到，從廣場方向開來了一隊坦克，為首的一輛開到軍隊人排撤出的口子後，停了下來。接著後面又上來了很多坦克，它們開始列隊，在第一對並排的坦克後，排著第二對，並且它們錯列行在第一對坦克未能覆蓋的空間上，然後是第三排。這樣一來，整個長安街便佈滿了坦克，再無它們不能碾過的地帶。我們看到這，才定了點心，猜測軍隊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軍人和我們對峙的。

然而坦克並沒停下，反而開始向我們開來。這時候，也不知道那個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馬路上，別的人看了，也跟著躺了下來。轉眼已有數百人躺了下來，寬敞的長安街上黑壓壓地躺了一片人。當時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別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閉眼隨著躺在了路中間，心想是死是活隨他去吧。我轉念一想，要犧牲也得犧牲得壯烈點吧，所以才又睜開了眼。當時我和小王都在第一排，我是頭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東面坦克開過來的情形。

氯氣彈

坦克對著我們越開越快，馬上就要碾到我們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當第一輛坦克馬上就要壓到我北側五六米遠的人群時，突然一個急煞車，急停了下來，我記得當時的馬路被震得亂晃，整個坦克的上身都往前沖了一下，在離第一個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這時離我還有十幾米，也隨著第一輛停了下來，接著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來。緊接著，坦克倉門打開，軍人開始向我們和路兩旁扔毒氣彈。霎時間，黃煙開始瀰漫長安街，我和小王幾乎隨著所有的躺在地上的人們，一下子跳了起來，逃向了路南側。我跳到路邊，順便往東看了一眼，當時我的肺都要氣炸了，剛才與我們對峙的士兵們，看到我們狼狽鼠竄的樣子，正在舉槍跳躍歡呼著，我這一生都是不會忘記這批邪惡軍人的。

毒氣彈象易開罐大小，當時吸到肚裡，只覺得舌干胸悶，直想吐，我和小王開始不住地乾咳。這時，我和小王看到一個剛扔到身邊的毒氣彈，他捂住嘴想檢起來扔向坦克，我看著黃煙「噗」地一下涌了出來，小王幾乎被掀翻在地。我對他喊了一聲「跑吧！」我倆幾乎同時開始向西跑去。這時的坦克已經形成正式隊形開始向西壓。由於路南道窄，毒氣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牆，因此，我倆想斜著穿過長安街，沿著中南海院牆往西跑，這樣也許會安全些。所以，我倆斜穿長安街向西北跑去。因為路上到處都是黃煙，根本看不清任何東西，我倆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為黃煙，我幾次都差點兒撞到行駛的坦克上，坦克也差點兒撞到我。

也許我命大，或許是當過運動員跑得快的原因，我終於幸運地斜穿過了長安街，開始沿著中南海的紅牆向西跑去。由於這一側是樹木花園，坦克並沒壓上來，所以跑起來安全多了，只是吸的毒氣太多，胸腔無比地難受。當我跑過新華門時，門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們全都倒背著手直直地立著，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們跑過去。當時，我真怕他們把我們往公路中間攆，那樣的話，我們可就要糟殃了。勉強跑過新華門後，我的胸部實在難受，只好蹲下來抓了一把泥水（噴水龍頭溢出的）往嘴上一按，接著再往西跑。不一會兒，我便跑到了六部口。這時，坦克已經在我之前到達了，於是，我趕緊右轉，向北又跑了幾十米，當我看到已經停了許多學生，也沒有坦克追過來時，才停了下來。當時，很多年輕人都正蹲在或趴在地上嘔吐乾咳，幾個女學生模樣的乾脆橫趴在人行道上，把頭伸出路基幹吐，樣子看上去難受極了。我的胸部也非常難受，只得蹲在地上吐了一會兒，結果什麼也沒吐出來。過了一會兒，我覺著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壯起膽子往長安街走去。

碾人慘案

這時候，長安街上瀰漫著的黃煙已經淡了一些，但稍遠一點還是什麼都看不見，因此誰也說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雖然當時的坦克還在發動著，但轟鳴聲已小了很多。我隱約能聽到六部口對面的哭聲。我壯著膽子從最西面的坦克前繞了過去，來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當時到處都是哭聲，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淚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來，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慘了，我實在控制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五個被碾死的學生橫亂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最西面的一個離人行道二米多遠，頭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腦袋中間開了個大洞，象豆腐腦一樣的白腦漿，參雜許多紅血絲向前刺出一米多遠。另外四個倒在他的東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兩個被壓到了自行車上，和自行車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圍的人站在那裡哭了一陣兒，當我看到身旁有幾個學生模樣的，便哭著同他們商量看是否能把這些屍體抬走，免得被軍人搶去消屍滅跡。那幾個學生和我一起走到郵電所西面的一個胡同，向一個住戶要了一塊木板，約一米多長，半米多寬，釘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圍人的幫助下，我們開始一具具地抬屍體。

當時的坦克就在旁邊響著，我們流著淚，也顧不得害怕了。我已經記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個腦漿被壓出來的學生。當時由於木板太短，他的頭頂在我的肚子上，腦袋已經空了，但我的襯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腦漿。抬另一個內穿紅背心的學生時，他的一隻右臂和上身只聯了幾絲肉，基本上已經掉了下來，紅背心和肉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來，我拿著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後把他抬了出去。還有兩個學生已經和自行車碾到了一起，我們費了好大勁兒才將一個和自行車分開。而另一個被壓得自行車的腳蹬子刺進了胸腔，我們實在無法將屍體和車子分開，只好連同壓扁的自行車一起抬了出去。

記得我們抬最後一個屍體的時候，從長安街西面又開來一批坦克。我當時正拿著木板朝東蹲著準備抬屍體，根本沒注意背後的事。突然間，許多市民和學生都沖著我喊叫起來。我回頭一看，一輛最邊上的坦克，馬上就要壓到我了，我條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轉眼這輛坦克已經駛過，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剛才的木板，約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壓得象麻片一樣，我被剛才的情形嚇出了一身冷汗。

最後，我們終於把五具屍體抬到了街後的一個胡同里。當時，有人建議我們檢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證件，以免一會兒軍人把屍體奪走了，我們還不知道死者是誰。我們翻了一下，也沒發現什麼，只從一個綠背包里，翻出一個女學生的學生證（女生名字我已記不清，只記得是北京ＸＸ學院的）。屍體總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們正發愁時，正巧來了個好心的個體司機，他流著淚建議我們把屍體送到政法大學去，以備作為法律證據。我們聽從了他的建議，把五具屍體（一個連著自行車）抬上了他的小卡車上。由於害怕大路上軍人搶屍體，司機師傅帶著我們沿著小胡同開了很久，才上了二環路。路上他還對我們講述了他這一夜是如何搶運屍體，一直到現在的所見所聞。由於五具屍體是迭放在小卡車上的，車子只好開得很慢，這時的汽車前後已經跟隨了許多人。

汽車上了二環路後，人們騎著自行車前後圍著小卡車，護送著這輛小卡車行向政法大學，一路上護送的自行車群越聚越多，當我們到達政法大學的時候，已有數千師生在校門口迎著我們，我們的前後也跟了上千人。當我跳下汽車時，一位教授模樣的老人，噙著淚水抱住了我，我就象一個在外受屈的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家裡一樣，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來。我記得，當時整個大街上什麼聲音也聽不見，滿街都是哭泣聲。

最後，一位陌生人，讓我搭上他的自行車把我送到了學校。當時已經是中午十二點左右了，許多同學已在校門口等了一上午，他們多數斷定我是肯定回不來了。我們一見面，一下子涌到了一堆。至於後來的屍體存放和展覽的事，具體的情況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後來聽說，屍體在政法大學的一樓大廳里，停放了好幾天，北京市數以萬計的人目睹了這五個被碾學生的慘狀。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個同學小王也已安全地在我之前返回了學校。我們跑散後，他也差點兒被坦克撞倒。當他跑到六部口的時候，看到一個躺在地上還活著的學生，臂膀幾乎已經被碾掉了下來，已經處於昏迷狀態。但驚人的是，他在小王的慌亂攙扶下，竟站了起來，並能坐上一個自行車，扶著自己的那隻胳膊逃了出去。六四很久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到了這個學生的下落。這時他已經永遠地失掉了那隻胳膊，也被迫離開了他所在的那所大學。

我是流著淚，寫完這段回憶的。我由於害怕牽連受迫害，一直將此事沉默著。看到「六四」事件已經馬上12年了，我想我應該把我親身經歷的「六四」血案的一個角落告訴大家，請大家不要忘記「六四」的死難者和劊子手們…………

阻擋坦克能夠全身而退，不存在的。能夠駕駛殺人工具的丘八，都是匪軍里最窮凶極惡的一批，不可能有人性。周色目親自殺害無辜的救命恩人，你還能指望一群被徹底洗腦的士兵？呵呵。

官方反應

1989年7月，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新聞紀錄片《共和國衛士》也使用了阻擋坦克的相關影像，並且表示：「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攝像機拍下的這個畫面同西方某些國家的宣傳恰恰相反，正好說明了我們的軍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中國共產黨所擁有的新聞媒體，大都藉由這次事件來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其「人性化的一面」。

可惜弄巧成拙，之後這張相片成為反抗暴政的象徵之後，有關阻擋坦克的影像便遭到中國共產黨嚴格禁止播出，而在中國的電視媒體上就也沒有再度播放相關內容。

來龍去脈

一篇署名逃兵《六月的逃兵》提供了不少細節。

逃兵當年「在美國的三大媒體公司之一做事」，89年6月5日上午，逃兵到北京飯店14樓，取錄像帶。

「北京飯店大門口，只見一排很多個玻璃門都關著，只留了中間的一個，半開半掩，將將能容一個人側身穿過進去。門邊上，從裡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裡執行公幹的人。」

進去時，「北京飯店大門口，只見一排很多個玻璃門都關著，只留了中間的一個，半開半掩，將將能容一個人側身穿過進去。門邊上，從裡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裡執行公幹的人。」「與他們擦身而過，走到了大廳里。我只覺得，身後有很多眼睛在盯著我。但是，直到我走進電梯，看著電梯關了門，始終沒有人喊我停下。」

在14樓，「裡面一陣悉悉索索，半天才開門。卻原來兩個老外以為是來抓他們的，先把攝像機從涼台上撤下來，藏到了床底下，然後還換上了睡衣，看上去儼然一對同志哥的樣子，甚是可笑。」

出門時，「逆光，只覺得那門裡門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動不動，明顯是在盯著我向他們移動。……只是，他們還是沒有攔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最後，逃兵分析：「我不是沒有幫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當時的場面，我要專門地感謝北京飯店大門口，那些身著便衣的，執行公幹的北京同胞們。以他們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報，和他們擁有的技術條件，說他們不知道14樓上有我們的攝像組在拍攝，是全然不可能的。說他們不知道我乘電梯上到14樓，並拿回了那盤錄像帶，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剛才說過：他們看著我的時候，眼睛裡面充滿了憤怒。作為一個一心在想著當逃兵的我，自以為他們的憤怒，是衝著我來的。但是，我忽略了一點：這些人，下班以後，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彈絕對不會因為他們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開他們的親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個解釋，能夠說通為什麼他們放我進入那隻容一個人出入的大門，又眼睜睜讓我從那門內出來。這就是：他們做出了個人的或是集體的，絕不是沒有危險後果的決定：他們要讓世界看到那個大義凜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頭上勇士的光暈。」

根據對現場的描述，筆者同意逃兵分析的前半部：作為戒嚴令下達半個月之後開始的屠城行動，中共對所有行動的細節，是有著周密的安排與計劃的。北京飯店一是外國記者雲集，二是可以直接俯瞰天安門廣場；更不要說前幾日在北京飯店門前的長安街上，已經發生過徒手軍人與百姓衝突的場面。中共對北京飯店應該是嚴加防範的，甚至應該由多部門共同實施。不僅僅是「他們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報，和他們擁有的技術條件」，關鍵是中共在精心設計的栽贓陰謀中，不可能在這個場合和這個問題上有絲毫的疏忽。所以，逃兵的一切所為，都是盡在中共情報人員的掌控之下的。

但筆者不同意逃兵分析的後半部。

作為生活在北京的，無論是公安警察，還是國安便衣，還是武警等，即逃兵所稱的下班後的北京百姓，對發生在身邊的事情，無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來。但事實告訴我們：六四之後，北京抓捕了數千人，判刑上千人。據很多回憶，抓捕往往是地方派出所帶路，由戒嚴部隊實施。這一方面反映出派出所人員，下班後的北京百姓，對抓捕的執行不力，也反映出當局對他們的不夠信任；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們並沒有，實際上也不可能，對當局指派給他們的任務進行有效的抵制。那麼，在颱風眼的北京飯店門口——如果說這是個精心策劃的預謀，颱風眼在這個時刻已經從廣場紀念碑轉移到了這裡。無論這裡是一打還是更多，無論他們是同屬一個部門或是來自多部門，他們有可能在瞬間「做出了個人的或是集體的，絕不是沒有危險後果的決定」，並達成共識嗎？共和國在半個多世紀中，有過多少陽謀陰謀、栽贓誣陷，遠至張國燾西路軍、文革，近至六四、器官移植，有過反水的，但從未有過可與此事相佐的事例。

再看拍攝「坦克人」照片的經歷：《新聞周刊》的Charlie Cole，是把膠捲藏在廁所水箱裡逃避過之後的搜查的；《瑪格南》圖片社Stuart Franklin，是將膠捲藏在茶葉中混過海關送到巴黎的；幫助《美聯社》Jeff Widener送膠捲的人，是個留著長髮，身穿骯髒的體恤、短褲和涼鞋的年輕人，Jeff Widener說：「Security would never suspect him of being a journalist.」（安全人員絕不會懷疑他是一名記者）。為什麼唯獨對逃兵網開一面？

如此看來，《六月的逃兵》恰好說明了：逃兵之所以能夠安然出入北京飯店，應該是在一個預謀的計劃中的必然。 首先，王維林不可能是一個完全獨行於這個社會的人，無論他是北京市民、北京學生或外地學生，還是馬王堆考古人員，他都一定有身邊了解他的人。這些人這麼多年一致地封口無言，這是一個小概率。

其次，作為一場延續五十天，引起全國甚至全世界關注的運動；作為在6月5日作出如此壯舉的王維林，應該不是剛剛抵達北京。那麼，在廣場絕食期間，在戒嚴後堵截軍車的半個月中，在2日後的木樨地、新華門前、大會堂西側路，以及廣場等地，王維林沒有在周圍人們心中留下任何一絲印象的舉動嗎？除去前面說的身邊了解他的人之外，北京每天街頭上成百萬人群中，就沒有一個人在事後看到這段錄像時，認出這個人曾經有過的行為表現嗎？這又是一個小概率。

下面看看「坦克人」事件的整個過程：

當王維林出現在鏡頭中的時候，他已經站在長安街幾乎到達中心的位置。坦克隊列從第四輛往後，行駛在長安街南側，東向四條行車道的右側第二條慢行線上；而開道的指揮車正向左偏轉。最後王維林和坦克對峙的位置，恰在長安街中心的雙黃線上。坦克隊列和王維林的站位關係從《路透社》Arthur Tsang Hin Wah的照片上看得很清楚。我們不知道，如果坦克隊列按原路線一直行駛，最後是王維林返回到長安街南側機動車慢行線上，還是坦克隊列就與王維林擦肩而過了。

再看拉走王維林的場面：第一個是來自路北的騎車人，然後是來自路北的兩個黑衣人，再後是分別來自路北的一個白衣人和來自路南的兩個白衣人（其中一個拖後，在短些的錄像中沒有出現）；而當他們接近路南人行道時，還有兩組，分別是一個騎車一個步行，迎了上來；最後，在路南人行道牆邊，還孤零零站著兩個人。從王維林站在坦克前，到第一個騎車人出現，歷時86秒；第一個騎車人出現，到一同離開，歷時10秒。而這些人中，有六個穿著同樣的白上衣、深色長褲，王維林也是。

這些人相互認識嗎？如果不認識，怎麼會在86秒中做出一致的決定，並做出如此默契的行為？如果認識，為什麼分別身處長安街南北兩側？下面筆者將說明：長安街南側幾乎一直就沒有抗議的人群。

更準確地說，王維林所站的路口，應該是南河沿路口西側，而不是南池子路口。南池子路口對著公安部大門，在南河沿路口西大約300米。南池子大街南口有很多貧民居住的四合院，南河沿大街南口東側是北京飯店，西側是對外友協和歐美同學會，由於臨近王府井大街，周邊的開發使得這裡很少四合院。這是六四期間在南池子路口發生激烈軍民對抗，並有很多傷員被居民接到家中救助的原因之一。而長安街南側，公安部占據了相對南池子到南河沿的寬度，向東，正義路和台基廠之間的寬度是北京市政府，再向南就是北京市公安局。這裡更是幾乎沒有居民院落。在六四期間，長安街這一段的南北兩側，是有著非常大的差異的，抗議的人群來源和人群退散的去向，都是長安街北側而不是南側。

到了6月5日，應該說在南池子路口和戒嚴部隊對峙的抗議人群已經沒有了。從《紐約時報》Terril Jones今年新公開的「坦克人」照片中可以看到：路北還存放著遺留的自行車，街上只有一個騎車人，而路南廖無一人。

十多個穿著相近的年輕人，之前分別身處長安街南北兩側，而且路南居多。在王維林站到坦克前之後86秒，做出一致的決定。然後分批次接近王維林，在10秒鐘內說服了王維林；一部分人擁著王維林，一部分人在長安街南側接應。而王維林是從路北還是路南出來的呢？筆者看到的錄像都沒有他走上長安街的鏡頭，但能看到的最前幾步，他是從南向北走的。

對現場的分析，疑問有三點：

一是，坦克車隊列為什麼要迎向本沒有處在行駛路線前方的王維林？

二是，在一個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發事件中，有十多人，迅速做了一致的決定，並實施了默契的行動。

三是，其中多數人，甚至包括王維林，來自長安街南側，而不是北側。

慣於在陽謀陰謀之間遊走的中共，挖空心思地試圖導演點什麼，是再順理成章不過的事情了。

6月5日，儘管京城各處還有零星的槍聲，但應該說局勢是穩定的，一切已經盡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了。「坦克人」事件發生在5日而不是4日，這其中也許是有奧妙的。到了5日，還有什麼必要讓一列多達數十輛坦克在長安街上行進呢？新聞周刊的Charlie Cole說至少有二十輛，這可以從照片中得到證實，而且照片中坦克隊列見首不見尾。同時，時間選擇得恰好給雲集外國記者的北京飯店提供了最適合的拍攝光線。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如果這時，有「坦克人」這樣一個場面，並能送到境外的媒體上，不是「正好說明了我們的軍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嗎？整個六四期間，西方各媒體曾經傳出數百小時的錄像資料，唯獨這不到兩分鐘的片段被截獲，並立即被中國媒體大肆宣傳。這也是個小概率。

罪惡證據

血腥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