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国父
受姨學以及網絡上好事者的調侃，衆人往往喜歡將網上各種獨立愛好者稱爲國父。
衆所周知，在滿清帝國逐漸覆滅到蔣介石悍然發動日中戰爭之際，東亞大陸上曾經有過無限接近於獨立的時刻，各地各省都曾創辦了自己的咨議局，政府或軍政府，以淳樸而天然的鄉土感情為紐帶，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國民黨、共產國際、共產黨妄圖統治所有人、剝奪各地獨立和自由的陰謀。
惜哉天不假年，東亞處於秩序鏈條的末尾，自身甫有幸福的熹微，歐洲卻已然從青春邁入中年，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文明造成巨大的創傷，時至今日我們仍能從環球每一處看到。後來的結果一目瞭然，中華民族主義者國民黨等人驅逐了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等待他們的就是國際恐怖分子扶持黃俄苦力共產黨的翻天覆地。
爲自己家鄉的父老抛灑血汗，在滄海橫流中脫穎而出，憑著自己的健全常識，不僅維護自己的自由，還維護了家鄉和選民的自由，這樣的人，哪怕是他的敵人都會銘記感懷；這樣的人，無論主觀上有沒有建立一個國家，
無論這個國家是叫工部侷還是上海共和國，是叫湘軍還是叫湖湘利亞，他們都爲後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財產，這些貢獻是今日各種獨立人士難以企及的。
現在有一種誤區，就比如説有人將李碩當成滿洲國父，而李碩不僅自己沒有説過做國父，連真想做國父并且已經受迫害的滿洲協和會李碩都不敢參加，或者將阿爸汗這樣的投機分子當成閩越國父，進而將國父這個詞娛樂化，對真正有志於獨立的事業以及各地的歷史和英雄是一種消極意義。
是故，本條目會記載真正的國父和獨立先驅，為後人做表率，也爲蒼黃板結的中國，留下些許記憶。
歷史上的真國父
滿洲國父
張作霖——滿洲帝國幕府將軍
張作霖曾經參加過甲午戰爭，經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庚子年間關東地區鄉紳紛紛組織籌建保險隊，張作霖在其鄉裡被選爲保險隊的隊長以保境安民，因而，張作霖不僅不是土匪出身，反而是幫助鄉親和地主抵抗土匪的保護人。
在辛亥之前，張作霖的隊伍就已逐漸壯大，成爲奉天巡防營的統領。張作霖與辛亥年間造反的其他軍閥不同之處在於，他不是北洋新軍系統的將領，而是藍天蔚等東三省新軍的敵人。張作霖對滿洲帝國的態度一直屬於“不革命”的那一類，溥儀在他眼中一直是皇帝，辛亥年間他寧可提出護駕朝廷東遷關外，也不願和藍天蔚這些反滿革命派站在一起。
他的這種立場在當時看來很危險，然而除了膠遼地區的資産階級支持藍天蔚之外，滿洲其他地區的所有地主和資本家都站在張作霖一方，他們在東三省議會聯合會推舉張作霖爲東三省保安會及行政委員會的領袖。與大衆的另一個誤解不同，張作霖不是關內意義上的軍閥，他是東三省議會聯合會合法投票選出來的合法領袖，他是在議會議員投票之後才獲得全滿洲領袖這個地位的，而不像關內很多軍閥那樣，先有的軍權，再強迫議會選他。
此後，張作霖盡管在關外權力很大，但是其合法領袖性質並沒有因爲他的長期執政而改變。這個從他的對手身上就能看得出來，如果他的對手要反對他，就會籠絡本土反對他的各路鄉紳和土豪，從他們那裡獲得支持和援助，這種事情在軍閥混戰的北洋時代很常見，但在滿洲並不多見。
由於滿洲的土豪和資本家一如既往地支持張作霖，孟恩遠和郭松齡的勢力要反對張作霖，在滿洲境內是找不到支持者的，他們只能轉向蘇聯和國民黨，只有借助恐怖分子的力量才能達到目的。然而即使是這樣，郭松齡雖然投匪，但他的手下仍然念及張大帥的地位和法統，不願與之作戰，張作霖才得以平息這些由蘇聯支持的反叛。
歸根結底，張作霖是滿洲土豪的合法代言人，他的利益與滿洲社會完全一致。因而，在他的帶領下，滿洲才會取得前所未有的繁榮昌盛。
宛囯國父
約宛尼亞國父別廷芳
別廷芳的家族是約宛尼亞當地大戶，從滿清帝國初期就在當地擔負著保境安民和聯結鄉土的作用，別廷芳的祖父與父親時常協調村民之間的事務與關系，別廷芳在這樣的家庭長大，被家學熏陶培養出了組織基層鄉民的素質與能力。
別廷芳的約宛尼亞自治路線起步晚，受制於河南行省的地理區劃，困難重重。在大量約宛尼亞精英資源被河南和北京收割的不利處境下，別廷芳依然能夠在鄉土組織起“老虎寨”這樣的高素質武裝力量。
別廷芳的約宛尼亞民兵聯防計劃是成功的本土武裝建構，是宛蘭盆地的本土政治實體獨立自主的根本保障。在整箇中原陷入黃河泛濫、流民橫行、瘟疫當道的時刻，約宛尼亞卻越發的富饒興盛、繁榮穩定。
尤其是當赤色恐怖分子入侵伏牛山企圖建立據點的關鍵時刻，別廷芳領導宛軍果斷鎮壓了恐怖分子的活動，贏得了偉大的衛國勝利。
巴蜀國父
夏之時
夏之時出生的19世紀80年代末，正是大英帝國控制之下的楊子江國際水道貿易體系日趨完善之時，他的宗族居住在緊鄰揚子江的泸州高地，這裡既是中古以來幸免於人口滅絕的南部高地巴蜀地帶，又恰好位於西方文明沿江輸入的輻射區，他的個人成長，與現代意義上的巴蜀利亞民族成長基本同步進行。
與同時代的諸夏愛國者經歷類似，夏之時青年時代東渡日本，在日本的軍事學院接受了世界一流的現代化軍事訓練，並在日本接觸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思想。
從日本回歸巴蜀利亞之後，夏之時進入滿洲帝國的四川新軍服役，時值帝國政府強行收巴蜀利亞鐵路爲中央所有，而當時的巴蜀利亞全部資産階級幾乎均爲鐵路股東，在大英帝國秩序的熏陶下，巴蜀利亞人現代産權意識很早便已覺醒，巴蜀鄉紳與資本家，乃至羌藏土司、苗彜酋長均實現聯合，共同組織起保路軍向滿洲帝國宣戰，而滿洲帝國訓練的四川新軍戲劇性地站在了鄉親父老這一邊，以比保路軍更專業、更現代化的軍事實力，直接向滿洲帝國在巴蜀利亞的各級衙門發起進攻，夏之時正是這次新軍起義的領導者之一。
夏之時以其出色的軍事素養，一舉占領重慶，成爲全巴蜀矚目的獨立戰爭領袖，在夏之時的推動下，巴蜀利亞軍政府成立，獨立戰爭的隨之烽火燃遍巴蜀全境。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篳啟博士
畢啓博士 (Dr. Joseph Beech) 於1867年出生於英國的一個小商販家庭，6歲那年舉家遷往美國。其父經營運輸業，但經營慘淡。家中經濟並不寬裕，以至他小學畢業後便不得不辍學打工3年。3年之後，他用打工賺的錢得以進入一所神學學校繼續學習。28歲的時候，畢啓進入衛斯理大學（衛斯理大學是美國最頂尖的文理學院之一，歷史上曾高居全美文理學院第四。該校於1831年由米德爾頓的衛理公會派教徒所建立，其名稱是來自於衛理公會派的建立者約翰·衛斯理），1899年畢業於該校文學院，獲哲學博士學位（以後又獲神學博士學位）。在這之前，他參加過在紐約的傳教士培訓結構，並立志成爲一名傳教士。他畢業之後，便主動要求去中國的四川。
1900年，畢啓博士達到重慶，創辦的第一所學校是曾家岩學堂（後並入重慶求精中學，求精中學於1891年由美國基督教差會成立，現在是重慶市的重點中學）。有資料表明，這所學堂的創辦經費大多源於畢啓的私人捐款，後來感到一人無力承擔，四處八方籌措經費，得到了大學同學以及朋友的贊助。 在當時的傳教士看來，教育和醫療是傳播上帝福音最好的方式。這個時候，畢啓顯然對傳播福音充滿了熱忱和決心。虔誠的態度和滿腔的熱情使得他後來能夠成功創辦華西協和大學。
1902年，畢啓博士與在重慶一所女子學校當老師的Nellie Miriam相遇，隨後他們相愛並於1904年結婚。新婚之後，畢啓夫婦去了成都，開啓了他們在成都的教育事業。他們在成都參與創辦了10餘所中小學校，隨後聯合幾大基督教教會發起成立了華西教育會。除成都外，各教會還在四川各縣、鄉、鎮遍設初級學校，達到了幾百餘所。這些學校由華西教育會統籌管理，制訂教學大綱，統一考試。四川興辦的新式學堂，講西學不讓人先，出現“教育事業蒸蒸日上”的蜀學勃興局面。 上世紀二十年代，培養的中小學生已經達到了32000餘人。
隨著初級學堂越來越多，畢啓博士開始萌生出創辦大學的念頭。初到四川，在他眼中，巴蜀人民是一群愚昧、無知且古怪的異教徒，他甚至認爲穿梭在成都街道猶如入了地獄一般。然而後來他也逐漸明白大多數巴蜀人民是淳樸的，其愚昧古怪只是因爲巴蜀封閉隔離，未能接受到上帝的福音和西方的文明（三星堆的考古成果表明，巴蜀古文明可能要早於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並且自成一體。大一統後，巴蜀成爲帝國汲取之地，帝國、流民的屠殺導致該地人口多次替換。加上帝國切斷其文明交流通路，導致巴蜀文明的落後愚昧，當然這也是當時整個大一統帝國內的狀況）。熱忱的傳教士始終相信上帝的福音應該傳播到每一塊土地上面，而教育則是讓上帝福音、西方文明紮根下來最有效的方式。他將建大學的想法告訴他所在的美以美會教會，然而遭到教會的否定，因爲籌辦大學需要一大筆經費，這是教會無力承擔的。
似乎無人相信他能在偏僻的中國西部實現創辦大學的夢想，但這並沒有消解畢啓博士的堅定信念。美以美會教會承擔不起，他想到了聯合其他教會。畢啓博士與英美會啓爾德博士和公誼會陶維新先生商議，計劃合作建立一所教會大學。 他們興致勃勃談了2個小時，從資金籌措、如何購地、如何建築談到設立哪些科系、聘請哪些教師。 1933年，距建校已經20多年，畢啓博士在演講華西協合大學的起源時，他拿出一個紙包，裡面包著拳頭大一團泥土，“這便是我與啓爾德博士第一次談到華西協合大學所站的地方一塊泥土，是我當時保存起來的”。 後來，聖公會和浸禮會也參加進來，他們將大學取名爲“華西協合大學（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表達各教會協同合作之意。在各教會的資助下，華西協合大學於1910年正式成立，畢啓博士成爲首任校長。第一屆只有5名學生，幾位老師，建築還尚在修建之中。
畢啓博士從一開始就對華西有宏大的規劃，他購買了華西壩一大片的土地，規劃20多個建築物，並模仿牛津劍橋方式設立科系和教學體系。因而，各教會的資助遠遠不夠，他需要籌集更多的資金。他在1913年到1942年的30年內，曾經15次往返於北美與亞洲之間，募集到了400萬美金（大約相當於現在10億美元）及大量辦學物資。當時只能乘船渡海，往返一次就需要幾個月時間。可以說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爲華西聯合大學的錢袋子奔波勞累。有一次，教會朋友給他推薦慷慨的柯裡斯醫生。畢啓博士在浸信會醫院找到了柯裡斯醫生，並講明正在創辦大學需要籌錢的要求。當畢啓博士向柯裡斯醫生展示正在建的兩棟大樓相片時，柯裡斯醫生對其中一棟中西混搭風格的亭子樓房産生了強烈的興趣。柯裡斯醫生迷上了這棟樓，並堅持說他可以付這棟樓房的費用。畢啓博士又給他看了更宏偉的圖書館的設計圖，但他對此毫無興趣，只對亭子樓房情有獨鍾。柯裡斯醫生對畢啓博士保證說：“我一定要出資修這棟樓”。但是這棟樓已經有人資助了，柯裡斯醫生堅持到：“我不管他什麽美以美會或浸禮會，我只要建這棟樓！”後來，柯裡斯醫生如願以償，並以柯裡斯醫生母親名義命名爲亞克門塔樓。隨後柯裡斯醫生又捐贈了一萬美元（大約相當於現在200萬美元，柯裡斯家族是大土豪，有家産）作爲這棟樓永久的維修費。再後來又捐贈了大學的鍾樓，他還贈送了鍾樓上的4面壁鍾和裡面的銅鍾機芯。他最終還捐贈了他全部家産的三分之一來用作華西協合大學所有建築永久維修和修繕費用。
籌到大多數建築物的經費之後，又需要購買各種家具、科研教學設備等。幸運地是，畢啓博士從霍爾地産公司得到的50萬美元的信托捐款，解決了燃眉之急。畢啓博士在一系列籌款過程中，表現了極強的外交能力。他不僅有熱忱的態度、堅定的目光和口如懸河的口才，還懂得去借勢。他通過美國外交部的關系，成功面見了袁世凱大總統，袁世凱立馬自掏腰包捐贈4000大洋，並題詞“願力宏大，至可欽佩”。得到了總統的認可和題詞，畢啓博士便找巴蜀土豪士紳進行籌款，這裡面有川江航運大亨、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重慶大銀行家楊開甲、楊璨三，重慶商界巨子、勝家公司總經理劉子如等人。
盡管創辦之初，華西協和大學的定位是一所教會大學，但畢啓博士深知這所大學是爲巴蜀培養人才，需要得到當地士紳的支持，需要融入巴蜀共同體。爲此，在建校之初，他召集成都土豪士紳來評選未來華西的建築風格。其中榮杜易（英國著名建造師）提出的中西混搭建築風格得到了士紳一致的認可。後來華西即采用了此種建築風格，如今形成了巴蜀地區一道特色風景線。2001年，成都市政府將其列爲保護性建築物。
另外，當時的華西協和大學，不僅廣聘英國劍橋、牛津，加拿大多倫多，以及美國哈佛、耶魯等院校的洋博士，還羅織富有學識的中國學者。他們中有的爲當地的“五老七賢”之一，有的被稱爲“蜀學宿儒”，有的被譽爲“經學大師”，有的被尊爲“古音韻學家”、“古典文學家”。如1915年聘廖平，前清進士；1916年聘劉復禮，京師大學堂進士；1919年-1923年聘劉豫波，前清拔貢；1924年聘文龍，前清翰林；1925年聘林思進，前清內閣中書。這批文人，其舊學學識、名望都令人稱奇，也是當地社會上的凝結核。這些身著長袍的舊文人，給這所洋學堂帶了“詩、書、禮、義”。他們的進進出出向當地人表明這是一所融入巴蜀共同體的中西合璧大學。因而“協和”二字不僅代表各教會之間的協和，也代表巴蜀本土與西方基督教差會的協和。
在1930年的時候，華西協和大學已經走上了正軌，成爲巴蜀最著名的大學之一。畢啓博士成功爲華西協和大學申請到了紐約市頒發的同等大學學歷證書，同時美國一些學校也承認其大學資質，學生畢業後可繼續赴美進修深造。畢啓博士非常自豪地講到：“大學有6個獨立的學捨和文學、理學、宗教、醫學和牙學等五個學院及他們的三個附屬醫院， 並有一個初級和高級中學部。大學的圖書館共有藏書95000冊。大學的考古、自然歷史和醫牙三個博物館共有53000件藏品。其中11600件藏品屬於考古博物館，集中地體現了中國西部和邊疆土著民族豐富的文化歷史。大學占地154英畝（約1000市畝）。共種有2220株、共計27種不同的樹木。沿校園道路兩側有上萬株整齊的灌木叢……校內共建有21棟永久教學樓和學生宿捨樓，48棟居家樓……。”
1930年，畢啓卸任，校長由中國人張淩高（華西協和大學畢業的學生）擔任，畢啓博士充任校務長。實際上，畢啓博士身居幕後，退而不休，一直在籌款。1946年，79歲的畢啓博士被國民政府授予紅藍鑲绶四等彩玉勳章，這是授予外籍人士特殊功績的榮譽獎。也最終結束了他在巴蜀身兼教育家與宗教家的全部活動。 回到家鄉不到幾年，畢啓博士在美國逝世。當時在美國芝加哥的十幾位華西協合大學學生參加了祭奠。據學生們回憶，畢啓逝世時孤寂寥落，“只有畢師母與一個女兒守在旁邊，顯得十分淒清”。然而，對於一位爲著榮耀上帝而熱心工作的祂的門徒來說，離開世界的時候就是他向著上帝交賬的日子。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4:6–8，這句話就是畢啓先生的最好寫照。
這就是巴蜀傳教士偉大之處，默默無聞、不圖回報地將天國的福音傳遞到蒙昧之地，紮根於社會興辦教育、醫療等惠民事業。後來的匪類收割了他們的成果，故意遺忘這些人的功績。即便是斬斷枝葉，紮於社會之根依然存在，只要陽光明媚、雨水充足，根須自然會長出枝葉，再次長成參天大樹，終將成爲保護散沙社會的“凝結核”。
晉國國父
諸晉盟主-閻錫山
閻錫山出生於滿洲帝國末期的蒙晉貿易傳統發達的封建商團家族，青年期正逢世界文明的潮流衝擊到達遠東，在日本及時地接受了一流的現代軍事化訓練，並在泛亞主義和現代國族構建的思潮的感染下覺醒了政權獨立意識，這使他具備了成爲辛亥諸晉獨立戰爭元勳的實力基礎，在山西地主和資本家們的推舉之下，閻錫山成爲諸晉聯合政權的共同領袖。在他治下，晉人的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向著國際意義上的現代獨立政治實體方向飛躍發展，晉人的工業水平和商業繁榮空前絕後，在諸夏和諸亞各邦中都名列前茅。
閻錫山的外交手段出色而精彩，而且並不依賴於知識分子士大夫式的合縱連橫，而是來自晉商獨有的商業頭腦，並不看重虛名，但一定牢牢地捍衛本土的切身利益。這使得諸晉政權可以不動如山地穩坐在遠東紛亂更叠的各路勢力之間，默默積累力量。
他的晉軍可以說是當時各邦之中本土性最強的一支隊伍，晉人質樸而團結，懶於覬覦諸晉之外的任何他鄉，但會頑固而自發地排斥一切客軍。任何進入諸晉的外邦軍隊都無法在長期停留，只有堅韌的晉軍在閻錫山的領導下以晉人獨有的忠厚緊密守護著晉國大地的父老鄉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