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国父
受姨学以及网络上好事者的调侃，众人往往喜欢将网上各种独立爱好者称为国父。
众所周知，在满清帝国逐渐覆灭到蒋介石悍然发动日中战争之际，东亚大陆上曾经有过无限接近于独立的时刻，各地各省都曾创办了自己的咨议局，政府或军政府，以淳朴而天然的乡土感情为纽带，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共产国际、共产党妄图统治所有人、剥夺各地独立和自由的阴谋。
惜哉天不假年，东亚处于秩序链条的末尾，自身甫有幸福的熹微，欧洲却已然从青春迈入中年，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巨大的创伤，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环球每一处看到。后来的结果一目了然，中华民族主义者国民党等人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等待他们的就是国际恐怖分子扶持黄俄苦力共产党的翻天覆地。
为自己家乡的父老抛洒血汗，在沧海横流中脱颖而出，凭着自己的健全常识，不仅维护自己的自由，还维护了家乡和选民的自由，这样的人，哪怕是他的敌人都会铭记感怀；这样的人，无论主观上有没有建立一个国家，
无论这个国家是叫工部侷还是上海共和国，是叫湘军还是叫湖湘利亚，他们都为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财产，这些贡献是今日各种独立人士难以企及的。
现在有一种误区，就比如说有人将李硕当成满洲国父，而李硕不仅自己没有说过做国父，连真想做国父并且已经受迫害的满洲协和会李硕都不敢参加，或者将阿爸汗这样的投机分子当成闽越国父，进而将国父这个词娱乐化，对真正有志于独立的事业以及各地的历史和英雄是一种消极意义。
是故，本条目会记载真正的国父和独立先驱，为后人做表率，也为苍黄板结的中国，留下些许记忆。
历史上的真国父
满洲国父
张作霖——满洲帝国幕府将军
张作霖曾经参加过甲午战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庚子年间关东地区乡绅纷纷组织筹建保险队，张作霖在其乡里被选为保险队的队长以保境安民，因而，张作霖不仅不是土匪出身，反而是帮助乡亲和地主抵抗土匪的保护人。
在辛亥之前，张作霖的队伍就已逐渐壮大，成为奉天巡防营的统领。张作霖与辛亥年间造反的其他军阀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北洋新军系统的将领，而是蓝天蔚等东三省新军的敌人。张作霖对满洲帝国的态度一直属于“不革命”的那一类，溥仪在他眼中一直是皇帝，辛亥年间他宁可提出护驾朝廷东迁关外，也不愿和蓝天蔚这些反满革命派站在一起。
他的这种立场在当时看来很危险，然而除了胶辽地区的资产阶级支持蓝天蔚之外，满洲其他地区的所有地主和资本家都站在张作霖一方，他们在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会及行政委员会的领袖。与大众的另一个误解不同，张作霖不是关内意义上的军阀，他是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合法投票选出来的合法领袖，他是在议会议员投票之后才获得全满洲领袖这个地位的，而不像关内很多军阀那样，先有的军权，再强迫议会选他。
此后，张作霖尽管在关外权力很大，但是其合法领袖性质并没有因为他的长期执政而改变。这个从他的对手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如果他的对手要反对他，就会笼络本土反对他的各路乡绅和土豪，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和援助，这种事情在军阀混战的北洋时代很常见，但在满洲并不多见。
由于满洲的土豪和资本家一如既往地支持张作霖，孟恩远和郭松龄的势力要反对张作霖，在满洲境内是找不到支持者的，他们只能转向苏联和国民党，只有借助恐怖分子的力量才能达到目的。然而即使是这样，郭松龄虽然投匪，但他的手下仍然念及张大帅的地位和法统，不愿与之作战，张作霖才得以平息这些由苏联支持的反叛。
归根结底，张作霖是满洲土豪的合法代言人，他的利益与满洲社会完全一致。因而，在他的带领下，满洲才会取得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
宛囯国父
约宛尼亚国父别廷芳
别廷芳的家族是约宛尼亚当地大户，从满清帝国初期就在当地担负着保境安民和联结乡土的作用，别廷芳的祖父与父亲时常协调村民之间的事务与关系，别廷芳在这样的家庭长大，被家学熏陶培养出了组织基层乡民的素质与能力。
别廷芳的约宛尼亚自治路线起步晚，受制于河南行省的地理区划，困难重重。在大量约宛尼亚精英资源被河南和北京收割的不利处境下，别廷芳依然能够在乡土组织起“老虎寨”这样的高素质武装力量。
别廷芳的约宛尼亚民兵联防计划是成功的本土武装建构，是宛兰盆地的本土政治实体独立自主的根本保障。在整个中原陷入黄河泛滥、流民横行、瘟疫当道的时刻，约宛尼亚却越发的富饶兴盛、繁荣稳定。
尤其是当赤色恐怖分子入侵伏牛山企图建立据点的关键时刻，别廷芳领导宛军果断镇压了恐怖分子的活动，赢得了伟大的卫国胜利。
巴蜀国父
夏之时
夏之时出生的19世纪80年代末，正是大英帝国控制之下的杨子江国际水道贸易体系日趋完善之时，他的宗族居住在紧邻扬子江的泸州高地，这里既是中古以来幸免于人口灭绝的南部高地巴蜀地带，又恰好位于西方文明沿江输入的辐射区，他的个人成长，与现代意义上的巴蜀利亚民族成长基本同步进行。
与同时代的诸夏爱国者经历类似，夏之时青年时代东渡日本，在日本的军事学院接受了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并在日本接触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思想。
从日本回归巴蜀利亚之后，夏之时进入满洲帝国的四川新军服役，时值帝国政府强行收巴蜀利亚铁路为中央所有，而当时的巴蜀利亚全部资产阶级几乎均为铁路股东，在大英帝国秩序的熏陶下，巴蜀利亚人现代产权意识很早便已觉醒，巴蜀乡绅与资本家，乃至羌藏土司、苗彜酋长均实现联合，共同组织起保路军向满洲帝国宣战，而满洲帝国训练的四川新军戏剧性地站在了乡亲父老这一边，以比保路军更专业、更现代化的军事实力，直接向满洲帝国在巴蜀利亚的各级衙门发起进攻，夏之时正是这次新军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夏之时以其出色的军事素养，一举占领重庆，成为全巴蜀瞩目的独立战争领袖，在夏之时的推动下，巴蜀利亚军政府成立，独立战争的随之烽火燃遍巴蜀全境。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筚启博士
毕启博士 (Dr. Joseph Beech) 于1867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小商贩家庭，6岁那年举家迁往美国。其父经营运输业，但经营惨淡。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以至他小学毕业后便不得不辍学打工3年。3年之后，他用打工赚的钱得以进入一所神学学校继续学习。28岁的时候，毕启进入卫斯理大学（卫斯理大学是美国最顶尖的文理学院之一，历史上曾高居全美文理学院第四。该校于1831年由米德尔顿的卫理公会派教徒所建立，其名称是来自于卫理公会派的建立者约翰·卫斯理），1899年毕业于该校文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又获神学博士学位）。在这之前，他参加过在纽约的传教士培训结构，并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他毕业之后，便主动要求去中国的四川。
1900年，毕启博士达到重庆，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曾家岩学堂（后并入重庆求精中学，求精中学于1891年由美国基督教差会成立，现在是重庆市的重点中学）。有资料表明，这所学堂的创办经费大多源于毕启的私人捐款，后来感到一人无力承担，四处八方筹措经费，得到了大学同学以及朋友的赞助。 在当时的传教士看来，教育和医疗是传播上帝福音最好的方式。这个时候，毕启显然对传播福音充满了热忱和决心。虔诚的态度和满腔的热情使得他后来能够成功创办华西协和大学。
1902年，毕启博士与在重庆一所女子学校当老师的Nellie Miriam相遇，随后他们相爱并于1904年结婚。新婚之后，毕启夫妇去了成都，开启了他们在成都的教育事业。他们在成都参与创办了10余所中小学校，随后联合几大基督教教会发起成立了华西教育会。除成都外，各教会还在四川各县、乡、镇遍设初级学校，达到了几百余所。这些学校由华西教育会统筹管理，制订教学大纲，统一考试。四川兴办的新式学堂，讲西学不让人先，出现“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的蜀学勃兴局面。 上世纪二十年代，培养的中小学生已经达到了32000余人。
随着初级学堂越来越多，毕启博士开始萌生出创办大学的念头。初到四川，在他眼中，巴蜀人民是一群愚昧、无知且古怪的异教徒，他甚至认为穿梭在成都街道犹如入了地狱一般。然而后来他也逐渐明白大多数巴蜀人民是淳朴的，其愚昧古怪只是因为巴蜀封闭隔离，未能接受到上帝的福音和西方的文明（三星堆的考古成果表明，巴蜀古文明可能要早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并且自成一体。大一统后，巴蜀成为帝国汲取之地，帝国、流民的屠杀导致该地人口多次替换。加上帝国切断其文明交流通路，导致巴蜀文明的落后愚昧，当然这也是当时整个大一统帝国内的状况）。热忱的传教士始终相信上帝的福音应该传播到每一块土地上面，而教育则是让上帝福音、西方文明扎根下来最有效的方式。他将建大学的想法告诉他所在的美以美会教会，然而遭到教会的否定，因为筹办大学需要一大笔经费，这是教会无力承担的。
似乎无人相信他能在偏僻的中国西部实现创办大学的梦想，但这并没有消解毕启博士的坚定信念。美以美会教会承担不起，他想到了联合其他教会。毕启博士与英美会启尔德博士和公谊会陶维新先生商议，计划合作建立一所教会大学。 他们兴致勃勃谈了2个小时，从资金筹措、如何购地、如何建筑谈到设立哪些科系、聘请哪些教师。 1933年，距建校已经20多年，毕启博士在演讲华西协合大学的起源时，他拿出一个纸包，里面包着拳头大一团泥土，“这便是我与启尔德博士第一次谈到华西协合大学所站的地方一块泥土，是我当时保存起来的”。 后来，圣公会和浸礼会也参加进来，他们将大学取名为“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表达各教会协同合作之意。在各教会的资助下，华西协合大学于1910年正式成立，毕启博士成为首任校长。第一届只有5名学生，几位老师，建筑还尚在修建之中。
毕启博士从一开始就对华西有宏大的规划，他购买了华西坝一大片的土地，规划20多个建筑物，并模仿牛津剑桥方式设立科系和教学体系。因而，各教会的资助远远不够，他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他在1913年到1942年的30年内，曾经15次往返于北美与亚洲之间，募集到了400万美金（大约相当于现在10亿美元）及大量办学物资。当时只能乘船渡海，往返一次就需要几个月时间。可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华西联合大学的钱袋子奔波劳累。有一次，教会朋友给他推荐慷慨的柯里斯医生。毕启博士在浸信会医院找到了柯里斯医生，并讲明正在创办大学需要筹钱的要求。当毕启博士向柯里斯医生展示正在建的两栋大楼相片时，柯里斯医生对其中一栋中西混搭风格的亭子楼房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柯里斯医生迷上了这栋楼，并坚持说他可以付这栋楼房的费用。毕启博士又给他看了更宏伟的图书馆的设计图，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只对亭子楼房情有独钟。柯里斯医生对毕启博士保证说：“我一定要出资修这栋楼”。但是这栋楼已经有人资助了，柯里斯医生坚持到：“我不管他什么美以美会或浸礼会，我只要建这栋楼！”后来，柯里斯医生如愿以偿，并以柯里斯医生母亲名义命名为亚克门塔楼。随后柯里斯医生又捐赠了一万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200万美元，柯里斯家族是大土豪，有家产）作为这栋楼永久的维修费。再后来又捐赠了大学的锺楼，他还赠送了锺楼上的4面壁锺和里面的铜锺机芯。他最终还捐赠了他全部家产的三分之一来用作华西协合大学所有建筑永久维修和修缮费用。
筹到大多数建筑物的经费之后，又需要购买各种家具、科研教学设备等。幸运地是，毕启博士从霍尔地产公司得到的50万美元的信托捐款，解决了燃眉之急。毕启博士在一系列筹款过程中，表现了极强的外交能力。他不仅有热忱的态度、坚定的目光和口如悬河的口才，还懂得去借势。他通过美国外交部的关系，成功面见了袁世凯大总统，袁世凯立马自掏腰包捐赠4000大洋，并题词“愿力宏大，至可钦佩”。得到了总统的认可和题词，毕启博士便找巴蜀土豪士绅进行筹款，这里面有川江航运大亨、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重庆大银行家杨开甲、杨璨三，重庆商界巨子、胜家公司总经理刘子如等人。
尽管创办之初，华西协和大学的定位是一所教会大学，但毕启博士深知这所大学是为巴蜀培养人才，需要得到当地士绅的支持，需要融入巴蜀共同体。为此，在建校之初，他召集成都土豪士绅来评选未来华西的建筑风格。其中荣杜易（英国著名建造师）提出的中西混搭建筑风格得到了士绅一致的认可。后来华西即采用了此种建筑风格，如今形成了巴蜀地区一道特色风景线。2001年，成都市政府将其列为保护性建筑物。
另外，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不仅广聘英国剑桥、牛津，加拿大多伦多，以及美国哈佛、耶鲁等院校的洋博士，还罗织富有学识的中国学者。他们中有的为当地的“五老七贤”之一，有的被称为“蜀学宿儒”，有的被誉为“经学大师”，有的被尊为“古音韵学家”、“古典文学家”。如1915年聘廖平，前清进士；1916年聘刘复礼，京师大学堂进士；1919年-1923年聘刘豫波，前清拔贡；1924年聘文龙，前清翰林；1925年聘林思进，前清内阁中书。这批文人，其旧学学识、名望都令人称奇，也是当地社会上的凝结核。这些身着长袍的旧文人，给这所洋学堂带了“诗、书、礼、义”。他们的进进出出向当地人表明这是一所融入巴蜀共同体的中西合璧大学。因而“协和”二字不仅代表各教会之间的协和，也代表巴蜀本土与西方基督教差会的协和。
在1930年的时候，华西协和大学已经走上了正轨，成为巴蜀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毕启博士成功为华西协和大学申请到了纽约市颁发的同等大学学历证书，同时美国一些学校也承认其大学资质，学生毕业后可继续赴美进修深造。毕启博士非常自豪地讲到：“大学有6个独立的学舍和文学、理学、宗教、医学和牙学等五个学院及他们的三个附属医院， 并有一个初级和高级中学部。大学的图书馆共有藏书95000册。大学的考古、自然历史和医牙三个博物馆共有53000件藏品。其中11600件藏品属于考古博物馆，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西部和边疆土著民族丰富的文化历史。大学占地154英亩（约1000市亩）。共种有2220株、共计27种不同的树木。沿校园道路两侧有上万株整齐的灌木丛……校内共建有21栋永久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48栋居家楼……。”
1930年，毕启卸任，校长由中国人张凌高（华西协和大学毕业的学生）担任，毕启博士充任校务长。实际上，毕启博士身居幕后，退而不休，一直在筹款。1946年，79岁的毕启博士被国民政府授予红蓝镶绶四等彩玉勋章，这是授予外籍人士特殊功绩的荣誉奖。也最终结束了他在巴蜀身兼教育家与宗教家的全部活动。 回到家乡不到几年，毕启博士在美国逝世。当时在美国芝加哥的十几位华西协合大学学生参加了祭奠。据学生们回忆，毕启逝世时孤寂寥落，“只有毕师母与一个女儿守在旁边，显得十分凄清”。然而，对于一位为著荣耀上帝而热心工作的祂的门徒来说，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是他向着上帝交账的日子。 “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6–8，这句话就是毕启先生的最好写照。
这就是巴蜀传教士伟大之处，默默无闻、不图回报地将天国的福音传递到蒙昧之地，扎根于社会兴办教育、医疗等惠民事业。后来的匪类收割了他们的成果，故意遗忘这些人的功绩。即便是斩断枝叶，扎于社会之根依然存在，只要阳光明媚、雨水充足，根须自然会长出枝叶，再次长成参天大树，终将成为保护散沙社会的“凝结核”。
晋国国父
诸晋盟主-阎锡山
阎锡山出生于满洲帝国末期的蒙晋贸易传统发达的封建商团家族，青年期正逢世界文明的潮流冲击到达远东，在日本及时地接受了一流的现代军事化训练，并在泛亚主义和现代国族构建的思潮的感染下觉醒了政权独立意识，这使他具备了成为辛亥诸晋独立战争元勋的实力基础，在山西地主和资本家们的推举之下，阎锡山成为诸晋联合政权的共同领袖。在他治下，晋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向着国际意义上的现代独立政治实体方向飞跃发展，晋人的工业水平和商业繁荣空前绝后，在诸夏和诸亚各邦中都名列前茅。
阎锡山的外交手段出色而精彩，而且并不依赖于知识分子士大夫式的合纵连横，而是来自晋商独有的商业头脑，并不看重虚名，但一定牢牢地捍卫本土的切身利益。这使得诸晋政权可以不动如山地稳坐在远东纷乱更叠的各路势力之间，默默积累力量。
他的晋军可以说是当时各邦之中本土性最强的一支队伍，晋人质朴而团结，懒于觊觎诸晋之外的任何他乡，但会顽固而自发地排斥一切客军。任何进入诸晋的外邦军队都无法在长期停留，只有坚韧的晋军在阎锡山的领导下以晋人独有的忠厚紧密守护着晋国大地的父老乡亲。